现在中国经济主要靠什么在支撑？目前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经济周期中？多久会结束这种状态？
目前爆发的经济问题很多，就是历史遗留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当我们谈起改革开放，总喜欢说那是一段市场化和开放换来的奇迹。中国人勤劳、敢闯、敢干，于是财富滚滚而来。但如果追问一句，国家在七八十年代真正的资本从哪来？答案很残酷，那时候没有庞大的外资，没有成熟的金融市场，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是非常低。
中国要搞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池，可钱不可能凭空出现，最终只能从农民身上来，这就是所谓的农业剪刀差。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经济学词汇，而是那个年代农民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现实。所谓剪刀差，就是农产品价格被压低，而工业品价格被抬高。农民辛苦种田、卖粮，只能卖出极低的价格，而他们买回去的化肥、自行车、电器却要花大价钱。低卖、高买之间的差额就是国家的资本积累。
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对粮食的收购价大约是0.13元一斤，而一斤化肥要0.25元，一辆凤凰牌自行车150元，一台黑白电视机大概是400元。当时农民人均年收入100多元，一个农民要攒三年才买得起一台电视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价格制度把他们牢牢锁在卖的便宜、买的昂贵的局面里。
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仅占GDP的31%。而1984年财政收入虽然增长到了2000多亿元，但投资需求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国家要修建工厂、铺设铁路、扩建港口、发展特区，资金缺口极大。财政收入上的缺口，这是通过农业剪刀差来弥补的。
1978年到1984年间，全国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年增长幅度超过15%，主要资金来源就是农民在价格体系里被动让渡出来的盈余。对农民而言，这意味着他们的消费能力被制度性压缩。一个农民辛苦一年，手里能拿到的钱，除了交公粮之外，几乎买不起几件像样的工业产品。婚嫁时一辆自行车就是奢侈品，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些城市家庭逐渐普及的商品在农村却遥不可及。
农民并非没有劳动，而是劳动成果在制度性价格差中流失了。而国家正是靠这种差额推动了80年代工业化的快速起步。到1985年，中国的钢产量突破4600万吨，是1978年的两倍有余。化肥产量接近2000万吨，几乎是翻了一番。乡镇企业迅速兴起，吸纳了数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另外，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成为了新三件。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切其实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没有这种方式，国家也许根本无法积累起工业化的启动资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也是用类似的方法。90年代以后，随着统购统销的逐步取消，农产品价格开始市场化，农业剪刀差这个抽水机失效，到了国家再也不能靠压低收购价来攒钱。
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却需要更大的资金池，资金缺口摆在眼前，怎么办？新的办法很快出现，那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的逻辑比农业剪刀差更加直白，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以极低的补偿价征收农民的集体土地。农民拿到征地补偿款，可能只拿到几万到几十万。而这一块地一旦被收为国有土地，通过招拍挂卖给开发商时，每亩价格往往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中间数倍、数十倍的差额就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
不说这几年，就算是十几年前，2002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2900亿元，到2003年就已经超过了5000亿元。15年前，土地收入就已经几乎等于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和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农民工潮是同一逻辑。土地财政推高土地价值，农民进城提供了低成本劳动力，两股力量汇合把中国推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车道。
土地财政延续了农业剪刀差的逻辑，依然是从农民身上拿。但这个模式的代价极其沉重，农民进城没有市民化户籍制度，让他们无法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和社保。城市的繁荣背后是几亿农民工住在工棚里为城市打工，却不属于城市。土地财政不仅榨取了农民的土地，还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低端劳动力群体。他们是城市化的血液，却被长期排斥在体制之外。
土地财政除了影响农民，第二类影响的则是城市居民。开发商拿到高价土地，不可能自己承担成本，最后只能把房价转嫁到居民身上。居民收入从2000年到2010年只增长了八倍，2010年到2020年只超过十倍。而10年之后，房价更是翻了十几倍，普通家庭注定要掏空几代人的积蓄，再背上二三十年的房贷。
高房价不仅榨干了城市居民的钱包，还扼杀了消费能力，社会财富被过度集中在了不动产里。金融体系则与房地产深度绑定，这意味着土地财政与农业剪刀差相比，影响范围更大。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改革开放以来的原始资本积累逻辑是两步走。80年代靠农业剪刀差，把农民劳动剩余抽走，转化为工业化的资金。新世纪以后靠土地财政，把农民的土地和城市居民的钱包掏空，转化为城市化和地方财政的资金。
前者制造了城乡差距，后者制造了高房价和债务风险。在农业剪刀差的年代，农民低价卖粮、高价买工业品的牺牲，把国家送上了工业化的轨道，这是第一重牺牲。几亿农民的消费被长期抑制，生活改善被延迟，他们的水流进了城市机器，却没有流回自己的家园。最后到土地财政时代，农民的土地被低价征收，转手高价出让，农民又变成了失利者。而城市居民为高房价付出毕生的代价，成为高房价的承受者，这是第二重牺牲。
财富被锁定在不动产里，社会被迫承担高企的成本。与此同时，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进城打工，成为廉价的农民工。他们干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却拿着最低的工资，这就是第三重牺牲。三重牺牲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从农业剪刀差到土地财政，再到农民工的廉价劳动，最后土地收入的大部分又回到了土地和房产上，居民却被剥夺了消费的自由。
这种模式在高速增长的十年里完全成立，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让社会对矛盾有一定的容忍度。但当增长的引擎放缓，被压抑的社会矛盾开始凸显，不合理的分配结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自然会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消费不振、内需不足、增长乏力？因为农业剪刀差和土地财政把居民尤其是农民和普通城市居民的消费、财富能力都抽干了。
本质上，80年代以来的增长并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整个社会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的集体牺牲，这是问题的根源。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靠技术和市场，而是依靠一次次在特定阶段的制度性抽水和转移支付。效率可以带来快速的崛起，但如果心思总放在如何压低别人的收入上，那么所谓的效率只是一个群体的牺牲转化为另一个群体的收益。
工业化需要速度，但更需要温度。蛋糕要做大，更要分好。我们这次的经济挑战不全是由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政策的失误，更多是长久以来靠牺牲群体的方式积累资本的路径，决定了全社会的深层矛盾。能不能做到资本积累与社会公正并存，才是破局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