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短板
产业链、供应链是乡村产业的“生命线”，其韧性强度与现代化程度直接关系产业增值空间和风险抵御能力。目前，我国乡村产业正处于整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关键时期，然而产业链条不完善、供应链基础薄弱、价值增值能力不足、产业融合程度不深等问题仍较突出。
一是产业链条“短”。上游仍以原料输出为主，精深加工技术装备整体滞后，冷链物流、仓储保鲜等供应链基础设施薄弱，导致“原字号”产品出村、“低端价”上市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二是价值增值能力“低”。“优质优价”机制尚未健全，传统营销方式仍较普遍，大数据、新媒体等数字工具应用不足，对中高端消费市场的触达能力有限。农业品牌整体影响力不足，农产品溢价能力较弱。
三是产业融合层次“浅”。农村一二三产业衔接松散，新业态偏少，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领域同质化竞争突出，多以采摘、农家乐等传统形式为主，与文旅、教育、康养等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
（二）农业经营主体存在“小散弱”问题
经营主体是乡村产业的“核心引擎”，其发展水平是决定产业质效的关键。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整体规模化、组织化程度不高，难以有效承担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任。
一是小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面，但经营规模有限、综合实力较弱，导致其在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对接大市场及抵御系统性风险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整体发展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合作社的服务带动功能尚不充分、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增强、农业企业对全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引领支撑作用仍需强化。
三是各类主体之间利益联结松散，缺乏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导致农民难以稳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三）社会化服务支撑能力相对不足
社会化服务是乡村产业的“支撑网络”，其完善程度直接关乎农业强国建设的根基。当前，我国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尚处于探索阶段，整体面临融合模式相对单一、覆盖环节衔接不够顺畅、价值创造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
从实践来看，现有的融合业态多集中于机械作业、统防统治等产中环节的服务外包，对农业全链条的系统性支持仍显不足。在研发设计、智能装备应用、精细化种植管理、产后加工储运、品牌化建设、电商与新零售等关键环节，专业化、高附加值的服务供给相对匮乏，服务体系的渗透性和集成度有待提升。这种局部化、低水平的服务供给，导致农业产业链各环节协同效率不高，科技创新应用不顺畅，制约了整个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
（四）农村人口空心化、老龄化值得关注
农村人口结构，不仅深刻影响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资源配置方式，还直接关系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和质量。
从空间结构看，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农村常住人口从1995年的最高峰8.6亿人逐步减少至2024年的4.6478亿人。据2024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在全国14个省份的472个样本村中，人口空心化率超过43.4%的深度“空心村”占比达48.8%。未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仍是长期趋势。
从年龄结构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规模达到1.2亿人，占比23.81%，比城镇地区高出7.99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相比城镇速度更快、程度更重。未来十年农村老年人口年净增将超千万人，对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构成的挑战日益严峻。
（五）乡村协同治理有待进一步提升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伴随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我国乡村治理面临一些新问题。
一是乡村治理人才支撑不足，留守群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限，本土青年、返乡人才“留不住、引不来”的现象仍较突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环节的实质效能仍待提升。
二是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传统路径，较多依赖行政手段，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治理理念融合不够深入，治理模式的创新性与适应性需进一步提升。
三是部分村庄集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基层干部队伍知识更新滞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制约了基层组织活力的有效激发。
四是数字治理平台存在“重建设、轻应用”现象，功能大多停留于信息发布、公文传输等基础层面，与基层党建、民主议事、矛盾调解等核心治理环节的融合程度有待提升。
（一）构建高韧性、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创新驱动，着力补齐短板，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
一是强化现代设施装备支撑，特别是加强农村地区加工仓储、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突破精深加工技术装备瓶颈，重点研发和推广智能化、绿色化农产品加工装备，推动“原字号”向“精字号”“深字号”升级。
二是加快数字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应用，建设智慧农场、数字农业园区，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信息系统，推动生产智能化、管理精准化、流通高效化。
三是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前瞻布局生物制造、未来食品等新兴领域，推动初级产品向高附加值食品、高价值功能性原料升级。
四是深化“农业+”融合模式，促进农业与文化创意、健康养生、教育研学等产业互动发展，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实现从“卖产品”向“卖文化”和“卖体验”转型。
五是强化品牌建设与数字营销双轮驱动，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提升品牌可信度，通过直播电商、社交平台拓展市场容量，构建“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全面提升农业价值链竞争力。
（二）培育协同高效的乡村产业发展共同体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激发各类产业主体内生动力，构建利益共享、协同高效的乡村产业发展共同体。
一是创新组织模式，重点培育一批产业链条完整、带动能力显著、抗风险能力突出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构建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合作社为纽带、家庭农场和专业农户深度参与”的多层次、网络化产业新生态，打通“生产—加工—流通—品牌—消费”一体化协同通道，推动农业主体从“各自为战”转向“集群作战”，实现全链条增值增效。
二是构建“联得紧、收益久、带得稳”的长效联农带农机制，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订单收购、保底分红、股份合作、托管服务等多元合作模式，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确保其稳定共享产业链各环节的增值收益，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真正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引擎，形成“主体多元融合、要素高效配置、农民持续增收”的协同发展格局。
（三）补齐生产性服务短板，健全“全链赋能”的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以生态服务重构为突破口，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从“基础服务”向“全链赋能”战略升级，构建“全程覆盖、集成高效、数字驱动”的现代服务体系。
一是加快推进现代化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以推动全产业链服务为核心，以“服务集成化、功能融合化、运营平台化”为方向，打造集“生产服务、技术集成、产业融合、政策落地”功能于一体的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实现从“点状服务”向“链式服务”、从“环节支撑”向“系统赋能”的战略跃迁。
二是以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积极培育专业化、数字化服务组织，整合区域内服务资源，构建集研发、生产、加工、品牌、金融、电商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强化统筹整合与市场化运作，不断提升服务的规模化、专业化、精准化水平，让社会化服务真正成为连接全产业链的“纽带”，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四）应对空心化老龄化，优化乡村要素配置和空间布局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人的现代化这一核心，依据农村人口流动和结构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盘活闲置资源，构建与农村常住人口需求相匹配的资源要素配置体系。
一是有序引导农村人口适度集聚。积极推动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区、镇区有序集聚，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探索进城农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增强其融入城市能力。引导有意愿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空心村农户，就近向中心村或经济强村聚居，同步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村庄人居环境改善，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在农村安居乐业。
二是推进村庄精明收缩和闲置资源盘活利用。针对空心化问题突出的村庄，实施精明收缩、减量发展策略，重点强化其现代农业生产、生态保育等功能。推进以县域为统筹单元、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创新村庄闲置资源盘活路径，将闲置存量资源向发展增量转化，为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民增收提供要素保障。
三是片区化推进和美宜居村庄建设。以中心村为基础，联动周边空心化严重的小村、弱村，推行片区化建设模式。通过整合片区内乡村发展要素，因地制宜布局现代农业设施、新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协同推进原生态村居风貌保护和现代元素融合，打造兼具传统特色与现代品质的宜居环境，提升村庄人口集聚水平。
四是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进一步推动城市数字化服务向农村老年群体覆盖，推进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适老化改造。着力构建县、镇、村三级一体化、集约化发展的养老服务联合体，提升农村养老服务便利性和可及性。系统整合养老机构、村级组织和家庭三类养老资源，重点发展养老助餐、医养结合等特色服务，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涵盖生活照料、助餐保障、精神慰藉在内的多元化养老服务。
（五）化解乡村协同治理困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须重塑乡村治理格局，构建主体多元、模式创新、资源整合、数字赋能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
一是深化村级党组织跨村联建，坚持“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配套相通”原则，合理划定联建范围；由联建村党组织共同组建联合党委，明确联合党组织职责，牵头统筹联建村的组织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等重点工作，形成党建引领下的协同治理合力。
二是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乡村治理带头人”培养计划，构建系统化集中培训、实践导师传帮带等多元化培养模式，着力培养既懂现代化乡村治理、又适配现代乡村产业发展需求的骨干人才。破解农村集体经营人才瓶颈，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村庄引入职业经理人等专业化运营力量，加快推进与之相适应的职业技能标准体系和培育体系建设。
三是完善“网格+”服务管理体系，推进网格组织、功能、机制重塑，推动资源、管理、服务下沉，以“小网格”撬动农村“大治理”。
四是创新“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农村原有治理资源、治理方法串联融合、系统集成，形成“信用+环境整治”“信用+志愿服务”“信用+基层党建”等治理新模式。
五是创新“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探索建立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相匹配的数字乡村治理新模式，实现“党务、村务、财务”网上公开，提高涉农事项全程网上办理比例，推动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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