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1985年肯尼斯·H. 帕森斯获得凡勃伦·康芒斯奖时的获奖演说。
埃德温·维特（Edwin Witte）教授曾经提出一项建议：那些在工作中受益于约翰·R·康芒斯（John R. Commons）思想的学者，应当尝试向经济学界的同行阐释相关理念的现实价值。我们打算借今天的场合践行这项提议。尽管在职业生涯的时间维度上，我已经晚于康芒斯数十年，并且我致力于解决的专业问题完全不同于他曾经面对的挑战，但为了跨越时间与现实情境的差异，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宏观视角，来审视以下三个层面：康芒斯的理论、经济学内部的少数核心议题，以及农业发展政策的关键理念。
在我师从康芒斯教授之后的五十多年中，战争、革命、经济萧条与帝国的解体彻底撕裂了原有的世界格局。由于帝国分崩离析后建立或重建的国家大多以农业为根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农业经济学系的学者便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大量关于农业经济重建与发展的问题。鉴于这些国家必须立足自身现状启动国家发展项目，本国学者必须深入了解欠发达国家，以便对其历史演变与现实困境建立完整的认知视角。同样地，基于经济学家只能从既有知识体系出发的客观局限，既定且正统的经济学理论逐渐主导了学术界关于农业发展政策的探讨。目前，这类正统理论大致两极分化为「自由市场」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
在全球范围内，农业发展及其政策问题不仅完全不同于工业发展，且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非洲，传统农业体系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土壤与植被退化致使多数体系走向衰败，人口的高速增长更加剧了这一进程。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管治与人口膨胀，深刻改变了当地社会的原始面貌。尽管如此，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依然必须立足于部落社会与自给经济的残余，努力构建具备生存能力的国家与经济体系。在拉丁美洲，殖民政策强加了深重的不平等，并由此引发长期存在的革命困境。似乎只有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成功摆脱了这种命运。如今，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可能正逐步克服这些根深蒂固的难题。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学说颇为活跃。然而，它从未证明自身能够提供一套促使农业蓬勃发展的政策框架。当前，中国正努力摆脱马克思主义极权体制的束缚。他们转而立足于更加传统的行为模式，致力于建立现代农业体系。相关发展项目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审视当前各类鼓励与支持农业发展的国际项目，其核心路径往往高度一致：将农业的发展主要寄托于人类对自然物理环境控制力的强化。具体表现为在近似自由市场的语境中，大规模引入科学与技术手段。世界银行、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内的双边援助计划，以及各大知名基金会，似乎都将这种路径视为政策的核心主旨。然而在任何地区，这些项目的综合成效都难言乐观。除非经济学家能够拓展更为广阔的研究参照系，否则未来依旧黯淡。针对这一困境，康芒斯的理论分析引出了一个关键推论。用一种省略式的表达来说，对自然物理环境的控制力提升，仅仅构成了农业发展基础的一半。因为任何发展计划的执行，归根结底必须依托于人类自身的意志、行动与希冀。
正是立足于全球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上述现实境况与相关项目，我着手回应维特教授的提议。作为论述的起点，我们将首先梳理康芒斯部分核心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演进脉络。
一
约翰·R·康芒斯无论在自我认知还是客观实质上，都不属于经济学界的异见者。相反，他试图拓宽经济学的视野，以期更好地应对公司制时代国民经济面临的难题。他从未贬低同时代的正统经济学说。从他对经济思想史的阐释中可以发现，他始终聚焦于历代经济学家所取得的崭新洞见。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下，康芒斯的卓尔不群都源于多重特质的交织。他能够精准锚定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课题，进而对人类生存的深层境况产生深刻洞察；作为创立哲学分析「工具主义」（instrumental）路径的少数美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并未止步于撰写纯粹的哲学论著，而是直接投身于最具争议性经济议题的调查；同时，在不损害系统生产效率的前提下，他致力于探寻本国工业经济实现人性化与稳定发展的现实路径。在一个财产与集体行动即等同于权力的经济体系中，他对贫困、不平等以及不安全感等深层议题保持着高度的敏锐。1893年出版的首部重要理论著作，集中剖析了垄断力量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的作用。然而，由于早期的研究参照系略显狭隘，他在随后的学术探索中转而构建更为包容的分析框架，用以审视经济秩序，或者更确切地说，去探究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在生成与转型过程中的内在关联。
康芒斯1862年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其青年时代恰逢南北战争后的动荡岁月。彼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群体中爆发了格兰杰运动（Granger movement），以移民劳工为主力的工业化迅猛推进；而当时所谓的工业资本巨头，则毫不掩饰其对公众利益的漠视。正是这种时代背景深刻塑造了他的立场。康芒斯曾向学生坦言，早在青年时期他便已确立信念，决意支持一切有益于普通大众的事业。
1905年，康芒斯前往威斯康星州。他最初的任务是主持国家历史文献研究，但很快便将目光转向工业事故等现实议题。在此期间，他不仅主导设计了工业意外保险项目，更于1911年推动成立了负责该项目的州工业委员会。这一系列深度参与，使其成为威斯康星进步运动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奠基人。对于康芒斯的历史地位，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1956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曾作过精准的定性：作为美国历史上首批「智囊」型学者，康芒斯的活动舞台纵然主要局限于威斯康星一州，却为后世确立了极具意义的实践范式。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通过一众门生广泛辐射，最终成为催生新政、劳工立法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智力源泉，实质上推动了整个国家向福利社会转型。正如博尔丁所言，康芒斯的深远影响至今仍有待充分书写。然而，本文回溯其思想历程，并非旨在探讨他当年所处理的那些具体现实难题。我们真正关注的核心，始终在于他由此提炼并开创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
在考察威斯康星州伐木业的工伤事故时，康芒斯注意到，青年劳工在操作电锯等锋利工具时普遍缺乏安全防护，致使严重的伤残事故频发。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资本家正将工人的鲜血化为黄金」的口号，恰是对这一行业生态的深刻批判。除了险恶的作业环境，受伤工人若寻求损害赔偿，还面临着法律救济层面的制度阻碍。依照英国普通法的主仆关系原则，伤者必须承担证明雇主存在过失的举证责任。但在现实的雇佣结构中，资方往往是注册于外州的企业实体，这种跨区域的法律壁垒使得劳工维权举步维艰。为破解这一困局，康芒斯及其同僚打破既有框架，围绕工伤预防与补偿机制，构筑了一套全新的程序性规则体系。
改革者们主张建立一项由雇主承担费用的强制性意外保险制度。针对达到特定规模标准的工厂，该制度旨在为全体工人提供保障；无论事故责任归属如何，受伤工人均可按法定标准获得赔偿。在制度构建过程中，雇主、工人与公众三方代表共同参与制定安全规章。随后，专门委员会通过听证与调查程序确立操作细则，使上述规范在威斯康星实质上具备了成文法效力。但是，康芒斯强调，各企业缴纳的保险成本必须与其真实的事故记录挂钩，旨在通过经济约束倒逼雇主主动引入安全防护设备。在全新的制度框架下，视察员剥离了普通法时代的警察属性，转型为提供技术指导的安全工程师。这一系列改革不仅显著降低了事故发生率、切实落实了工人赔偿，更推动安全生产成为整个工业界的核心议题。最终，社会整体效率跃升所释放的红利，完全覆盖甚至超出了该制度的运行成本。
威斯康星州长曾委托康芒斯解决两项难题：首先，终结公用事业短期特许经营权所引发的腐败与投资断层；其次，构建一套具备合法性的费率监管机制。针对后者，核心在于规避违宪风险，防止法院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与第十四修正案，以「未经正当程序剥夺私人财产」为由废除相关规章。在回应上述诉求时，康芒斯沿用了其一贯的调查路径。他与学生耗费数年时间对这些议题展开研究，重点聚焦正当法律程序的法理争议。历经约十七年的深耕，康芒斯的理论体系在这场漫长的探索中逐渐系统化，最终于1924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基于实证调研，康芒斯将人类组织体系视为持续运转的实体。这些实体由一套运行规则塑造，组织负责人则动用其掌握的权力来推行并维护这些规则。这一逻辑同样构成了理解社会秩序的基础。社会秩序的确立与演变，本质上正是人们不断筛选、修订并遵从程序规则的过程。
康芒斯对英国封建制度与行会转型的分析，为当今世界欠发达国家构建兼具生产力与公平的国民经济秩序，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示。1066年，征服者威廉以征服权将土地据为己有，把民众视为臣属。这迫使原本依附于土地的撒克逊人降格为处于从属地位的佃农；撒克逊人随即展开反抗。然而，王权不仅需要维持农业高产，更需要步兵来维系与捍卫疆土。换言之，王国的存续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本土民众的自愿参与。为确保耕作者的配合，王权逐步建立起国王法院系统，用以裁决地主与佃农间的纠纷，其核心手段是有选择地承认并强制执行当地的既有惯例。整个英国普通法体系正是从这些实践中诞生，并深深植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随着经济发展，为了给未来提供充分的预期安全感，进而吸引必要的投资，衡平法应运而生，最终成为普通法体系的关键补充。
1660年，议会完成了一项关键的政府程序规则变革，将土地财产权与主权分离开来，地租与税收也由此各归其属。康芒斯对这一历史转折作了如下阐述：
「土地私有产权的确立，源于君主（以地主身份）与附庸（以佃户身份）之间围绕土地租金价值长达450年的博弈。这场集体谈判以1215年《大宪章》为起点，至1660年王政复辟、有限君主制确立时告终。谈判的核心机制在于：将佃户所欠君主的地租，由以实物与劳役为形式的不确定征收，转变为以货币计量的固定数额，从而将支配权从君主意志转移至佃户意志。私有财产，正是在最高地主（国王）与佃户之间以货币形式进行的集体地租谈判中逐步成形。由君主与纳税人代表共同议定、以固定现金缴纳的税款义务，最终取代了过去由最高地主单方裁量、以实物与劳役偿付的不确定地租制度。」
对王权特权任意行使所施加的种种限制，为佃户应尽的义务划定了明确边界。康芒斯将这种因特权受限而开辟出的空间，称为「不确定的剩余领域」（an indefinite residuum）与「意志得以自由运转的轨道」（orbit where the will is free）。在王权特权遭到约束、任意支配之力趋于收敛的历史条件下，一片相对稳固的社会空间得以开辟，成长与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在其中徐徐展开：民众一步步取得公民资格，议会政府的代表性格局持续深化，普通法的财产规则体系也在这一漫长进程中次第建立。
康芒斯对财产、权力以及英美传统中集体行动各种形态的深入分析，在此无法逐一追溯。以下仅就其结论中的两个核心论点加以提炼：第一，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是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约束、解放与拓展——这一判断，为程序规则的创造性功能留下了理论空间。第二，程序规则所隐含或明定的交易行为，可区分为授权型（authorized）与权威型（authoritative）两种主要类型。二者之间的分野，揭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秩序逻辑：授权型交易中，程序规则以划定禁区的方式框定个人行动的边界，行为者在各自领域内的意志由此得到确认——传统经济学将这一机制的理想状态抽象为自由市场；权威型交易中，程序规则则直接规定个人须承担的具体义务，权威意志借此自上而下逐层贯穿，此即极权体制运转逻辑的集中体现。在这一制度安排之下，「不确定的剩余领域」几近消弭，「意志得以自由运转的轨道」也几乎无从寻觅。农业发展的长期迟滞，往往正是这种秩序结构难以摆脱的代价。
康芒斯的著述在经济学家眼中或许显得繁复，尽管不少经济学家未必将制度、财产、经济权力、公司、工会与交易行为等内容归入经济学的正式范畴，但据我所知，承认这些议题具有重要价值，在经济学界几乎没有异议；经济秩序的性质问题，也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将其视为可以搁置的次要课题。那么，为何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对这些议题长期视而不见？在我看来，答案可以归结为两个由来已久的基本预设：其一，传统经济分析将整个经济体理解为商品关系的总和；其二，把握一国经济的运作规律，最有效的分析路径在于将其视为一套将资源转化为商品的运行机制。
经济分析向商品关系高度集中的倾向，以及机制原则对这一取向的内在支撑，长期以来是肯尼斯·博尔丁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作为当代最具洞见的经济学家之一，博尔丁近年来对经济分析深陷「均衡陷阱」的现状及其后果，表达了明显的忧虑。在1981年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的受邀演讲中，他对经济学作出了如下判断：「其理论结构在亚当·斯密那里已趋于定型，此后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亚当·斯密对商品体系有着清晰的界定，将其视为一个由数量与价格构成的均衡系统。……马歇尔显然对均衡经济学的牛顿式特质感到不安，认为经济学应当援引生物学模型而非机械学模型，却始终未能完成这一转变。……凯恩斯同样未能走出均衡陷阱。」
要理解博尔丁所说的「均衡陷阱」的形成脉络，回溯一段英国历史或许不无裨益。亚当·斯密固然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却也深受其所处时代的塑造：重商主义的种种规则已令人普遍幻灭，新发明的机器与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则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的期待与想象。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这一历史氛围中，作为对工业革命及其后续演变的诠释而逐步确立起来。此后，经济学家持续尝试理解各国经济体系的演进走向并为其提供指引，然而这些体系在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更迭中蹒跚前行，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现实处境之间的距离，也在这一过程中愈拉愈远。
怀特海德（A. N. Whitehead）教授对17至19世纪学术思想风貌的分析，对经济思想的理解同样具有深远的启示。他将十七世纪称为「天才的世纪」，并认为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牛顿（Sir Isaac Newton）、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与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四人的共同创造，或许有资格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智识成就。这一时代精神的最高结晶，凝聚于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自然界机械原则的系统阐发。怀特海为此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概括：「18、19世纪的思想史，为一个事实所支配——世界抓住了一个既无法与之共存、又无法将其抛弃的观念。」经济学此后的处境，正与这一论断相印证。
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开篇，康芒斯集中审视了牛顿机械原则对经济学家思维方式的深远影响，并由此阐明了他何以认为理解现代经济体系必须将「运行规则」（working rules）纳入考察视野。在他看来，牛顿所阐发的机械原则已成为涵盖法律、经济、伦理与政治在内各门科学的主导性解释框架，并在经济学领域固化为关于经济运作方式的「习惯性预设」。边际效用理论的兴起并未动摇这一思维定势，原因在于商品与感受均指向个人的欲望与努力，仍可在亚当·斯密机械式个人主义的框架内得到充分解释。然而，这一框架的解释力存在明确的边界。公司等组织形态的兴起、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深度介入，以及财产权的制度确认与债务清偿的法律保障，均涉及个人之外的集体安排，机械原则对此无力回应。正是在这一困境下，经济学家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康芒斯所说的「持续经营主体的运行规则」。
二
农业发展政策的讨论，至此进入欠发达国家的具体语境。康芒斯对建立高效、富有生产力的农业经济体系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与经济学界的通行立场相符。但他的关切远不止于此：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创建与转型，才是他着力探究的核心所在。从前文对康芒斯思想的梳理中，可以提炼出以下几点主要推论，作为后续讨论的前提与基础。
1. 康芒斯毕生以研究为志业。在他的学术视野中，各国经济体系的考察不应局限于运作机制层面，而应置于涵盖性社会与经济秩序的整体框架之内。秩序的建立与演变，尤其是这一过程在英美传统中的具体展开，构成了他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
2. 经济秩序的创建与转型，有赖于对「程序规则」的深入把握。康芒斯将他所说的「持续经营主体的运行规则」确立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认为思想唯有切入这一层面，才能对社会现实产生真实的作用力。这一判断背后，贯穿着他对因果关系的一贯理解：理论的解释力，取决于能否准确识别处于制约位置的关键环节。哲学家将这一原则概括为因果关系的「杠杆原则」。
3. 国家体制的程序性规则内含一项隐性规定：受规则引导而从事交易的行为主体，其交易究竟属于授权性质还是权威性质，由此得到界定。就英国历史而言，授权交易的普遍实现，源于王室特权长期受到的约束与限缩。这一约束所形成的「无定形的剩余领域」，也正是「意志得以自由运转的轨道」所在。公民自由、经济领域的自主选择权、私有财产制度、议会政府，以及更多难以枚举的成果，都在这片剩余领域的基础上逐步生长出来。
以上述解读为前提，下文将就康芒斯思想中与欠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政策制定直接相关的三组议题略加阐述。这三组议题虽各有侧重，却共同指向建立富有生产力的经济秩序这一目标：
（a）康芒斯认为，一个民族的习俗惯例在创建富有生产力、兼顾公平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是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资源；
（b）康芒斯强调「合理价值」原则的核心地位；
（c）康芒斯将「公益共同体」理念视为设计国家经济与政治秩序时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践理想。
习俗惯例
先就「习俗惯例」略作讨论。康芒斯第一次在课堂上谈及这个问题时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举例指出：银行支票在美国并非法定货币，不过是商业往来中用于结算账目的惯例做法。但他随即补充道，任何一家拒绝以支票清偿债务的企业，都将很快走向破产。在《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中，他对此有过如下表述：「习俗绝非人类蒙昧时代的历史遗迹，它是交易行为的预期重复——凡是希望通过相互往来谋生致富的个体，都必须遵守这一规律。」
康芒斯对「个人」的界定，为理解习俗在社会与经济中的塑造作用提供了另一层视角。在谈及相对论与牛顿思想对经济学概念的不同影响时，他写道：「个人因其所参与交易的性质不同而成为不同的人。……个人是一个关系系统，随其所归属、所由生成的集体行动而持续变化。」
为使我的论述更为清晰，有必要再援引康芒斯1925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一段文字，其中他将马克思的理论与自身立场加以比较：
「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中最根本的疏漏，也是涵盖其余一切缺陷的核心问题，在于未能认识到习俗的重要性，以及英美法律传统中所称的「普通法」。这一盲点并非马克思所独有，李嘉图、亚当·斯密，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经济学家，同样未能例外。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主权者的强制性法令与私有财产的个人契约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调节原则，私有财产既由主权者创设，自然也可由主权者废除。
然而，私有财产，或者更确切地说，私有财产所涵盖的权利、义务、自由与责任，仅仅是人类社会随经济条件演变而不断更新的历史性习俗。承认这一前提，个人与国家之间那项以习俗为基础的最高稳定原则便清晰可辨：它既约束着个体产权人的行为边界，又制衡着国家意志的任意扩张。」
在我所了解的农业发展进程中，所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项目都遭遇了农民对国家「专断意志」的顽强抵抗。我们推断，引发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耕作者坚持保留或争取更为广阔的意志自由空间，以期超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程序规则中所隐含的权威交易限度。传统农业似乎展现了大量依靠习俗维持稳定的最高原则运作机制，就这些习俗本身而言，农民「既是组成部分，也是产物」。
根据现有考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所有传统的自给农业生存体系中，人类为了维持生存必须高度依赖土地。围绕土地的使用、占有与传承，人类活动的组织过程始终遵循着两套基本且相互关联的程序。
特定人类群体依靠征服并击退外来挑战以获取领土，进而确立公共秩序的基础。上述模式不仅适用于部落社会，构成了涵盖欧洲人占领美洲在内的殖民征服行动的基石，并且确立了世界各地土地主权利益的起源。
在上述确立的领土秩序内，第二套程序开始发挥作用，旨在为土地占有群体中的个体成员提供生存机会的保障，并界定这些机会的性质、范围与限制条件。在完全或部分依赖定居耕作维持生存的地区，常见的做法是，由首领或土地占有群体的其他领导者出面，将一块土地分配给某个个体成员，接受分配的往往是即将步入婚姻的年轻男子。只要分配对象遵循社区标准开发并持续使用该地块，其家庭与后裔就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与占有权。人们通常会将这类土地称为「我的土地」或「我们的家族土地」。
上述第二套程序规则印证了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理论思想，即个体通过将自身劳动与土壤相结合，进而把土地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并据为己有。就调查而言，各个时代与地域的农耕群体普遍构建了类似上述生存自给型的农业经济体系。正如人类学家曼宁·纳什（Manning Nash）所言：「在大多数社会中，土地保有权仅仅是社会结构的地理表达。」
在不适宜依靠农耕维持生存的地区，一旦人类群体的生计建立在畜牧经济之上，除宅基地、房屋与庭院以外，前述第二套程序（即洛克式规则）便不再适用。在畜牧经济模式下，个体通过土地使用获取生存机会的安全保障，只能依托另一套运转规则加以实现：这些规则严格界定了个人与家庭参与集体经济资源共享的各项条件，例如规定成员在社区公共畜群中允许放养的牲畜数量。
前述关于非洲土地使用与占有习惯规则的探讨，足以解释康芒斯为何对习俗与人类普遍经验抱有深厚敬意。在他的哲学理念中，心智与现实事件始终处于创造性的互动之中。他同样深知，社会冲突内生于任何社会形态，试图单凭理性程序在矛盾情境中构建可接受的秩序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他着重发掘并强调现实中持续开展的联合活动。集体协作的平稳推进，表明各方冲突已经得到足够程度的化解，并成功达成了一定的社会秩序。
康芒斯曾细致剖析过英国国王法院创设土地普通法规则的演进历程。我或许可以断言，参照这一历史经验，只要对热带非洲有关农业用地使用与占用的传统程序规则实施改革，将其转化为类似于上述演进历程的产权形式，就能为该地区的农业发展奠定全新的基础。尽管独立地块的所有权不应像美国那样允许自由且彻底的转让，但是必须切实保障土地使用与占用的安全性。这样的保障至少能够为引入投资与发挥管理技能提供可靠的前提。如果缺失这样的前提，甚至连对传统农业组织形式的尊重都荡然无存，那么试图通过应用科学技术来增强人类对物质自然界的控制进而发展农业的计划，必将摧毁社会秩序本身，并迅速将整个社会推向混乱的边缘。
合理价值
在经济学领域，「预期安全」与「自愿参与」等由康芒斯提出的概念已经获得了广泛使用。相对而言，他频繁探讨的另一个核心术语「合理价值」却缺乏准确理解，在学术讨论中更是极少出现。虽然传统经济学习惯于将既有秩序作为已知前提，将经济领域抽象为商品关系的集合，并着重考察系统把资源转化为商品的运行过程；但是康芒斯却将学术焦点对准了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创造及其转型问题。依照我的个人观点，正是研究重心上的巨大分歧，造成了该词汇遭到冷落。
康芒斯从司法程序中借用了「合理」这一概念，并结合自身高度关注的「价值」议题，最终确立了「合理价值」这一术语。他对该议题抱有的极高的重视，在威斯康星大学教学生涯的晚期，专门开设了「公共价值」与「价值与估值」两门课程。而在康芒斯的理论视域中，这种「合理性」有着具体的现实指向：当各方面临利益冲突却又必须推进协同行动时，为了规避灾难并实现互惠，人们最终达成的共识便构成了一种合理的行动路径。这种基于共识的妥协代表了特定环境下的最优选择，而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人们能够大幅优化这一决策过程。一旦理解了康芒斯的理论重心始终在于社会与经济秩序，就会发现单纯探讨作为价格属性的价值已经脱离了其核心关怀。在这一框架下，价格仅仅是现行秩序的运行规则在允许自由裁量的空间内，所产生的一种附带结果。
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教授提出的「程序理性」概念，与康芒斯在「合理价值」框架下试图解答的困境属于同一议题范畴。只不过，康芒斯更为关注如何从冲突中构建秩序。西蒙曾如此阐释：「妥善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即具备程序理性。这种理性完全由行动的生成过程来决定。心理学家在谈及理性时，通常指的就是程序理性。」
西蒙指出，与上述情况相反，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重心在于「实质理性」：「古典经济学奠基于两大基本假定。一是经济行为主体受到特定目标驱使，例如追求效用或利润的最大化；二是行动主体自身具备实质理性。明确上述假定并勾勒出具体的经济环境之后，研究者通常能够借助微积分、线性规划或动态规划等常规工具来完成经济分析。」可以进一步补充，实质理性的运作似乎潜藏着一种理论前提，即把经济体系视作如同牛顿力学一般的机械运转系统。在该论文的结论部分，西蒙教授提出：「从实质理性理论向程序理性理论过渡，必然要求科学研究的风格发生根本变革。学术界必须摒弃在严密公理体系内部过分依赖演绎推理的传统，转而对复杂的思维算法展开详尽的经验探索。」
在为全球欠发达国家制定农业发展政策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只有深度介入有关合理行动路径的社会价值判断，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专业作用：关于国家权力行使方式的考量，更是该判断框架内的核心议题。相关行动理应致力于创设一种富有韧性的经济秩序。这种新秩序必须足以化解利益冲突带来的巨大张力，进而为身兼管理者与投资者双重身份的农业生产者提供适度的预期安全。
公益共同体
经济秩序本质上是一套程序规则体系。在构想该体系的总体设计目标时，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国务秘书托马斯·史密斯爵士首倡的「公益共同体」概念，对康芒斯的理论蓝图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启发。康芒斯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一书中，专门针对这些理念展开了详尽评述。1598年，史密斯爵士正式推出题为《英格兰公益共同体》的英文著作，该书的拉丁文版本则提前二十二年问世。尽管在著书之际，托马斯爵士观察到真正能够跻身公益共同体成员之列的社会阶层寥寥无几，包含工匠在内的绝大多数普通平民仅仅被视作「低贱的无赖之徒」；但是，他在阐释公益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时，依然明确地将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双双纳入该概念的框架之中。
康芒斯在解读上述思想时指出，托马斯爵士明确将经济与政治维度整合为同一个理论概念。该概念既包含公共福祉的总体愿景，也涵盖了共享这一福祉的具体途径：个体凭借所拥有的权利以及相匹配的权力，能够促使政府官员代表自身利益行事。康芒斯对此写道：「古典经济学家通常倾向于将国家财富与公益共同体割裂开来，使得国家财富仅仅等同于共同体内部单一商人阶层的发展前景，其他所有社会阶层必须依赖该阶层才能实现繁荣。然而，公益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在于，每一位自由民都能切实参与政府治理，并分享国家的财富。」
追溯康芒斯的思想脉络及其渐次成熟的理论视角的理解，我们将发现，他将「公益共同体」视为一种理想范型。借助这一理念，我们得以将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秩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审视。过去，在将国家经济系统抽象为商品关系网络的认知框架下，「自由市场经济」概念曾发挥过基础性的指导作用。既然如此，当我们在制定发展规划，并试图将国家经济秩序构建为一套全国性的程序规则体系时，「公益共同体」这一理想完全能够提供同等分量的理论坐标，其作用足以媲美「自由市场经济」在传统视角中所扮演的角色。
原文标题：The Relevance of the Ideas of John R. Common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Remarks upon Receipt of the Veblen-Commons Award，链接见左下角「阅读原文」。
作者简介：肯尼斯·H. 帕森斯（Kenneth H. Parsons，1903—1998），美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