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生计的变化
2000年至2019年,每户牛、山羊和猪的平均数量显著下降,分别从37头下降到20头,从43头下降到10头,从12头下降到7头。许多受访者(42%)表示,他们不再从事维持生计的狩猎。在2000年至2019年期间,没有家庭表示从事狩猎。三分之一(32%)的人还报告在2000年至2019年期间退出了木炭生产。
(二)获取方式与土地控制边界
农业综合企业、政客和投资者通常通过给予赔偿或强制措施、暴力手段使农民离开其土地。受访者指出,官员也可能会收到贿赂,以加快获取过程,高度的腐败使得农民在土地纠纷中很难获得当地政客的支持。
与农业综合企业和其他投资者相比,农民现有的维持土地和资源获取的机制更少。一种是支付土地税;另一种是围栏土地,虽然这违反了该地区的管理传统。然而,高昂成本和建造围栏所需的劳动力也限制了他们这样做的能力。在接受调查的家庭中,只有超过四分之一(27%)的人说他们在家庭附近有围栏林地。
(三)圈地、私有化行为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该地区发生的土地控制的变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运作方式。在大型农场出现之前,土地使用权主要是公共的。95%的被调查家庭提到,在20年前,社区拥有和使用公共土地。在1990年到2010年之间,农业综合企业用于圈地的木桩的生产成为当地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农场还定期使用骆驼来清除被砍伐的废墟,用于大豆种植。在1995年至2010商品边界扩张的爆炸性时期,许多家庭卖掉了他们的土地,或在其他地方得到一些土地,以让位于农业经营。因此,仍然住在佩莱格里尼的家庭通常有很少的土地。土地的细分和私有化的农业和圈地机制使家庭面对的外部压力增大,也削弱了农民的社交网络。土地围栏加剧了公共土地和资源的紧张关系,在接受调查的家庭中,有五分之一(19%)的人说他们曾与邻居发生过冲突。也有报道称,邻居之间的牲畜盗窃行为越来越多。
(四)准入损失与生计变化
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商品边界扩张似乎确实影响了家庭的一些活动的路径。如果家庭暴露于较大的获取压力下,则其开始或维持木炭生产的可能性要高于退出该活动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土地和资源获取性减少的地方,家庭从未生产过木炭的可能性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