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施农业产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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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中国式设施农业现代化

当企业经营都举步维艰时，如何承担起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社会责任？这看似矛盾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密码。

“农业企业自身都是泥菩萨过江，入不敷出，如何联农带农利农惠农富农？”-

这一尖锐问题，直面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矛盾。一边是亟待提高的农民收入，一边是自身难保的农业经营主体，两者如何实现共赢？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家庭农场场均经营收入仅30.04万元，场均净利润12.01万元，约1/3的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在10万元以下。农民合作社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社均经营收入29.78万元，社均盈余仅5.79万元。

面对这样的生存困境，农业企业真的有能力“联农带农”吗？

01 脆弱的主体，沉重的期待

在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仅有3%的家庭农场获得财政扶持资金，场均仅11.29万元；获得贷款支持的家庭农场占3.59%，场均贷款27.41万元-1。这些数字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就在资金链紧绷的状态下艰难求生。

更令人担忧的是，农民合作社的成员覆盖面仅占全国2.30亿农户的25.83%。这意味着，即使这些经营主体有心带动农户，其覆盖范围和带动能力也相当有限。

农业社会化服务虽在快速发展，但在农产品仓储保鲜、深加工、流通与营销等环节仍存在突出短板。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背景下，农业领域高层次人才缺乏，资金约束强烈，导致科技创新与应用成本居高不下。

那么，“泥菩萨”们如何能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真正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成功的创新实践中。

02 破局之道：从“泥菩萨”到“共富桥梁”

在云南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董和村大荒地村，一场分红大会让全村沸腾。2025年，合作社实现总收入1954.54万元，净利润889.28万元，一期种植户均年分红从2021年的12.4万元提升至26.71万元。脱贫户张少林一家更是从2021年至2025年累计分红突破110万元。

这一惊人成绩的背后，是弥渡县创新的 “深度双绑”联农带农模式——龙头企业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农户。

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龙头企业大理耘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合作社紧密合作，推行统一供苗、统一物资、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标准，从源头解决农户种植零散、技术匮乏、销售不畅等难题。

利益分配机制——“3582”分配法：利润的3%划拨村集体壮大集体经济，5%作为合作社风险基金用于设施维护，剩余利润按80%分配给社员、20%归龙头企业。这一分配模式构建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良性发展体系，让企业和农户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03 数字化赋能，从传统农业到智慧农业

在山东诸城市辛兴镇，德农智慧农场展示了另一种可能。通过“北斗导航+5G物联+AI算法”三大科技矩阵，建立起“耕种管收储”全周期数字化闭环。

在这里，精量播种让小麦出苗率提升10%以上，一类苗覆盖率达100%，种植密度提升至45万株/亩，亩均用种量降低25%。无人机植保队伍构建“天眼地网”监测体系，通过高分辨率农田多光谱影像，智能生成追肥“处方图”，结合AI病虫害识别系统，实现变量追肥精度提升至95%以上，农药减量20%以上，亩均农资成本降低20%左右。

更令人惊叹的是，农场引进全球领先的智能筛分系统，对玉米、小麦实施品质精准分级：优质粒供给中粮集团、兴贸玉米等龙头企业加工转化为食品级淀粉、食用油等产品，年供货量超5万吨、总溢价达200万元。

科技赋能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让农产品实现了从“土里刨食”到“链上生金”的裂变增值。

04 三金增收，让农民“带得稳”

四川遂宁市安居区红薯现代农业园区的“133”联农带农模式，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园区创新“龙头企业+合作社+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模式，组织2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建“遂宁红薯”产业化联合体。

“三金增收模式”让农民获得三重收益：

土地流转得租金——在核心区域流转1100余户4200余亩土地，按照350元/年，每三年递增初始租金5%支付农户土地租金，带动农户户均年增收1600元。

投资入股得股金——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将9212万资产股权量化至园区2.1万余名农户，村集体以资金、土地、基础设施等方式入股龙头企业、农事服务中心等，2024年实现园区村集体经济收入每村均达31万元。

就业生产得现金——由联村党委牵头成立园区劳务队，让园区农户就近务工增加收入，促进务工人员人均年增收1万元。龙头企业下属合作社按照红薯1元/斤的价格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有效保护农户自主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这种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构建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不仅有土地流转的“租金”，还有投资入股的“股金”，更有务工就业的“现金”，实现了多重收益的叠加。

05 政策支撑，从“号召”到“硬约束”

创新联农带农机制不仅需要实践探索，更需要政策支持。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将联农带农作为政策倾斜的重要依据。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提出，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更是明确要求“引导企业与小农户加强利益联结，推动增值收益分配向农户倾斜”。

在政策引导下，各地积极探索创新。云南省按照土地流转、吸纳就业、生产托管、订单收购、收益分红5个类别，对实际产生联农带农收益且符合奖补条件的经营主体进行奖补，将联农带农机制作为主体享受优惠政策的前提条件。

农业农村部更是深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将联农带农紧密作为支持对象的前置条件，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应用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和经营模式，带动小农户提升综合生产能力。

06 破解难题，迈向共同富裕

尽管已有诸多成功实践，但联农带农仍面临不少挑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体实力偏弱，现代化生产参与程度不足，社会化服务存在短板，专项扶持力度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专家建议，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激活产业融合增值空间。农业企业应重点拓展市场经营能力，提升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附加值；农民合作社则重点提升农资统购、农产品统销、社会化服务能力，不断补齐地方农业产业发展短板。

加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与传统农业产业的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以先进生产要素推广降低科技应用成本，提升传统生产环节效率，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务拓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对于农户而言，关键是要提升自身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的能力。峨山县通过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训”计划，开展乡村产业发展带头人、绿色蔬菜栽培技术培训等，帮助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

同时，也要完善风险防控体系。目前养殖龙头企业普遍参加保险项目，降低了市场风险，但种植龙头企业保险覆盖面仍有限。建立更加完善的风险共担体系，是保障农民稳定收益的关键。

农业企业究竟是“泥菩萨”还是“共富桥梁”？答案或许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当两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当机制设计让双方都能从中获益，“泥菩萨”也能化身为跨越贫富鸿沟的坚固桥梁。

云南弥渡的“深度双绑”模式，让脱贫户变身富裕户；四川安居的“三金增收”，让农民获得多重收益；山东诸城的智慧农场，让科技赋能农业生产。这些实践告诉我们，联农带农不是单向的“输血”，而是双向的“造血”。

政策支持正在从“号召”变为“硬约束”。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将联农带农作为政策倾斜的重要依据。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将联农带农成效与扶持政策挂钩。

未来的中国农业，需要更多像弥渡“深度双绑”这样的创新实践，需要更多像遂宁“三金增收”这样的利益联结，需要更多像诸城“智慧农场”这样的科技赋能。

当农业企业不再独自面对市场风浪，当农户不再是产业链上的孤岛，泥菩萨也能渡江，共富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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