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厚重的底色，也是衡量民族复兴成色的关键标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置于战略全局核心位置。这一部署既延续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革命、建设、改革各时期重中之重的政治传统，更昭示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三农”之稳支撑全局之进的深远考量。新征程上，唯有锚定目标、久久为功，方能筑牢大国粮仓，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为强国建设夯实最深厚的根基。
把稳历史方位：
在民族复兴坐标系中锚定“三农”新使命
历史地看，从“耕者有其田”到“大包干”，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城乡一体化”，“三农”领域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为国家跨越式跃升提供了战略腹地与回旋空间；现实地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外部不确定性呈指数级放大，国内又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唯有将农业农村现代化摆到更突出位置，才能在风高浪急中稳住基本盘、在爬坡过坎中积蓄新动能；未来地看，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每一条都离不开乡村的深度参与和农民的全面进步。由此，“三农”不再是单兵突进的局部战役，而是贯通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生态文明、文化复兴多条主线的枢纽工程；不再是就农业论农业、就乡村论乡村的单向度政策，而是重塑工农城乡关系、重构国内大循环、重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宏大叙事。
透视战略价值：
在强国建设逻辑链中锁定“三农”压舱石
从粮食安全维度看，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九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5年更创下14298亿斤的历史新高，人均占有量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20公斤，棉油糖、肉蛋奶、果菜茶等大宗及特色农产品供给充盈，为应对世纪疫情、全球通胀、地缘冲突赢得了宝贵战略主动。但必须清醒认识到，粮食产能逼近“天花板”与耕地淡水资源逼近“紧平衡”同步显现，产量的高基数与需求的高增长同步放大，国际粮价的高波动与国内生产成本的高刚性同步传导，任何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唯有夯实产能根基、增强供应链韧性，才能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从经济循环维度看，农业农村是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纵深地带。当前，我国乡村常住人口仍有4.9亿，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定在16%左右，农村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速比城镇高6个百分点，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康养研学、电商直播等新业态蓬勃兴起。若能充分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可形成年均万亿元级别的新增量；若能彻底打破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壁垒，就能带动土地、劳动力、投资主体、数据、生态五大要素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充足回旋空间与纵深腹地。
从共同富裕维度看，城乡居民收入仍存在一定差距，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人居环境等方面与城镇存在明显差距，精神文化领域“富口袋”与“富脑袋”不同步问题较为突出。唯有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共同富裕一体设计、协同推进，才能让亿万农民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框架下共享现代化成果，真正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现代化。
聚焦“三个着力”：
在系统重塑大棋局中落子乡村振兴
着力提升农业质量效益与竞争力，推动“大国粮仓”向“强国粮仓”跃升。首先，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底线，落实“长牙齿”的硬措施，将15.46亿亩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全部上图入库，优先在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建设10亿亩高标准农田，同步推进“投建运管”一体化机制，引入专业平台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三方主体，确保项目“投得出、建得精、管得长、用得久”。 其次，强化科技自立自强关键支撑，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构建“国家育种联合攻关+省级特色育种+企业商业化育种”梯次矩阵，力争到2030年主要粮食作物单产再提高10%，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85%；推广有机旱作、保护性耕作、精准滴灌、数字孪生农场等绿色高效技术模式，打造“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五良”融合示范区，推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62%提升至75%。第三，聚焦产业链升级为主攻方向，坚持“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双向延伸，在粮食主产区布局一批食品产业园、生物基材料产业园、大健康产业园，推动“原字号”向“制成品”转变、“初级加工”向“食品智造”升级；支持县域发展“特”“优”产业集群，通过“单品—产业链—产业生态”三级跃升，让“土特产”成长为“大产业”，形成“一村一品”县乡镇三级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
着力深化城乡融合与和美乡村建设，推动“二元结构”向“二元互促”转型。 其一，以县域为载体破解要素流动堵点，聚焦“人、地、钱”三大核心要素，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完善“人地钱挂钩”政策，推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稳慎推进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扩大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范围，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让农民共享土地级差收益；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格局，完善“财政资金+专项债+银行信贷+社会投资主体”组合投入模式，确保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不低于50%。其二，要以“千万工程”经验为指引升级乡村建设，坚持县域统筹、片区联动、梯次推进，按照“示范村—提升村—保底村”分类建设标准，实施农村道路畅通、数字乡村、农房质量安全、冷链物流县域网、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五大工程，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同步开展“微改造、精提升”，保护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农业文化遗产，留住“乡愁”基因；推进“垃圾不落地、污水不入河、田园无废膜”绿色革命，实现农村生态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跨越。其三，以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为支点激活城乡消费，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推动冷链、烘干、分拣、预冷、质检等设施向田间地头延伸，实现“工业品下行”与“农产品上行”双向畅通；支持大型商贸流通企业下沉供应链，发展即时零售、社区团购、直播电商等新业态，让农村消费者享受与城市同等的“同品、同价、同质、同服务”消费体验。
着力筑牢防返贫与粮食安全底线，推动“脱贫摘帽”向“振兴加速”迈进。其一，健全常态化监测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构建“农户自主申请—基层网格排查—部门数据比对—社会舆情监测”四网协同预警体系，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实行“红、黄、蓝”分级管理，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完善“防贫保”“惠民保”等补充保险制度，扩大以工代赈、公益性岗位、社区工厂、帮扶车间等就地就近就业容量，确保脱贫群众收入增速高于当地农民收入增速、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二，要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稳住粮食产能，通过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通过“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油菜大面积提单产行动”三大抓手，确保2030年粮食产能实现新突破；同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动“向森林要食物、向草原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实现肉蛋奶、果菜茶、菌笋藻、水产禽等多元供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满、更好。其三，要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通过推广“互联网+督查”“雪亮工程”“智慧党建”“积分制+清单制”等治理工具，实现村级事务“掌上办”“一网通办”；建立全国统一的防返贫监测信息平台，打通民政、医保、教育、住建、人社等部门数据壁垒，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共享、实时预警、精准帮扶”。
激活“双轮驱动”：
在改革开放深水区锻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长久不变”为基准稳慎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让农民吃下“定心丸”；同步放活土地经营权，发展土地托管、代耕代种、股份合作、流转市场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以“三权分置”为核心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有偿退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等路径，推动“死资产”转化为“活资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以产权明晰为导向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实现路径，让农民共享集体经济增值收益。
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厚植人才科技支撑。构建“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省级创新平台+县域推广体系”三级创新矩阵，建设农业领域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和区域性种业创新中心，推动农业科技从跟踪模仿向并跑领跑跨越。推广实施“神农英才”计划、“头雁”项目、“乡村工匠”培育工程，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推广机构—农业企业”四方协同育人机制，推行“订单式”培养、“导师制”帮带、“积分制”评价模式，力争五年内培育100万名乡村产业带头人、10万名农村电商主播、100万名乡村工匠。进一步完善“县乡技术员+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四级推广梯队，推广“科技特派员+农技驿站+在线课堂”服务模式，实现“专家到县、技术到村、指导到户”全覆盖，打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
构建“三元协同”：
在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中凝聚振兴合力
就政府端而言，需进一步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制，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体制，完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先奖优、问责追责的重要依据；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推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模式，探索“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贷款贴息、担保费补”等机制，撬动金融和社会投资主体加大投入。
就市场端而言，需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产粮大县奖励力度，确保“种粮不吃亏、主产区不吃亏”；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推广“政银担”“政银保”“银行贷款+风险补偿金”“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模式，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首贷率、信用贷占比。
就社会端而言，需进一步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鼓励民营企业、商协会、基金会、社会组织通过产业投资、就业带动、消费帮扶、公益捐赠、人才培训等方式参与乡村振兴；搭建乡村振兴基金会、乡村发展研究院等多元平台，推动人才、技术、文化、公益等要素上山下乡；完善志愿服务机制，推广“乡村振兴志愿者”“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下乡”等品牌项目，形成“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乡村振兴生动局面。
（作者系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