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到江南制药厂,也就是江西农大药厂呢?
那是母亲到江西农业大学工作和生活的第三站。
第一站,是在鄱阳湖边的江西农大附属垦殖场——将军洲垦殖场。
第二站,就是上文讲到的在校园里的三处缝纫铺子。
第三站,就是江南制药厂,一个江西农业大学的附属企业。
在学生宿舍开了几年缝纫铺子以后,忽然有了一个机会,她可以以企业职工编制的身份,进入药厂。
江西农业大学早年,为了方便教职工的家属就近就业,开办很多的工厂,第一篇《江西农业大学记忆》讲过的林化厂,也就是化工厂,大港林场,其他的还有农机厂、伞厂、五金厂、药厂、印刷厂等等。
没有经历过1960-1980年代,那段艰苦饥饿,同时又僵硬到铁板一块岁月的人,很难理解什么叫编制。
要知道那个年代还是有商品粮、农村粮、资格粮区别,在买米、买肉还要粮票、肉票的时代,出门还要路条,介绍信的年代。没有这几种票和证,你在城市里,有钱都吃不到饭,有钱都住不到店的。
干部编制,即便是工人编制,那都是叫有编制的人。与“面朝黄土、背朝天”、城市无业人群有着巨大的鸿沟。这鸿沟首先是经济上的,然后是身份上的。当然,最近这10年来,编制又成为了宇宙的尽头。
这也就不难理解,母亲为什么在1980年代中后期,当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会抛弃收入更高的、更自由的裁缝的事业,转头到药厂去干三班倒的艰苦的工作。直到十几年后,1998年左右,她50岁退休,每个月才拿到1000块多一点点的退休金。
虽然觉得少,但是我看她更多的还是满足。因为对于当年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村人来讲,老而无退休金,得靠向儿女伸手要钱生活,1000块多一点点的退休金,已经很好了。
后来,她多次跟我提起当年去药厂工作的选择,她感到很欣慰。每次都开玩笑的和我们几兄弟说,“我老了,如果没有退休,要向你们伸手去要钱,是很不容易的。即便你们愿意,你们的老婆也不愿意。你看我现在多好,虽然不多,但至少每个月会准时到账。嗯,吃饭是够了的。”这是她每天吃得开心,睡得安心。的一大理由。
母亲很满足,也很感恩。她总记得当年在药厂的点点滴滴,也感恩、感激当时给她帮助的人。她种了菜园子,在路上,会主动给这些早已退休的老师和领导,捎带点自己种的菜,看到他们不嫌弃,母亲也会很欣慰。

直到前几年,我偶然和药厂王厂长的女儿,一起到黄峰尖爬山。我还特意转达了母亲,曾经和我多次提及的对她父亲这位厂长领导的感激之情。厂长女儿是一个漂亮的姑娘,比我低一届,是农大附中、附小的学妹。当年在田径运动会上,她是校广播员。清脆明亮、带有磁性的声音,响彻在整个田径场上。那次爬山,是我和这位学妹,四十多年以后的第一次见。虽然大家多年未见,但农大校园子弟的天然的自洽感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