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第十九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会议综述

大型银行不断下沉服务重心，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在丰富农村金融供给､缓解“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依托其在金融产品､利率定价和信息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压缩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面对挑战，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步伐，并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提升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首先，与会学者重点探讨了大型银行下沉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冲击与影响。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县域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其特许权价值的稳定关乎县域金融生态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罗兴､陈洁宇和马瑗鞠的研究发现，大行下沉带来的竞争挤出效应显著强于合作互补效应，贷款规模收缩与净息差下降共同导致农商行特许权价值受损。张娆和吴其珅指出，大行业务下沉虽然未能改善农商行的短期盈利韧性，但在外部竞争压力下，农商行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拓展收入来源､控制单户成本､重配财务资源以及深化线上营销等方式加快转型，从而增强了长期增长韧性。大行下沉也对县域金融体系及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李祎雯和金莹指出，金融科技正在加速融入农村金融体系，从市场结构和信贷结构两个方面推动县域金融重构，技术赋能使信贷资源更多下沉至县域，带动竞争格局重塑。然而，县域金融发展仍面临资源配置不均､监管滞后和竞争失衡等现实挑战。陈肖雄､曾丽丹､周思彤和胡新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大型银行服务重心下沉不仅直接提升了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缓解融资压力，还通过改善融资环境间接降低了企业应收账款占比，进而扩大了劳动雇佣规模并改善经营绩效。这些研究共同反映出大行下沉带来的机遇与压力并存，对农村金融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些学者关注了数字化转型在推动农村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从成本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周蓉､洪同杰和朱嘉欣发现，普惠金融业务往往增加银行综合成本并削弱风险管控能力，从而对盈利目标产生负面影响，而数字化转型通过降本增效与风险管理提升，有效缓解了普惠金融发展与盈利目标之间的矛盾。雷柠泽､张珩和黄惠春指出，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抵押品不足和信贷资质有限等约束，使更多优质但缺乏抵押物的借款人获得普惠贷款，扩大了金融服务覆盖面。在应对风险冲击方面，马钱挺､倪中艺､周月书和亓浩将研究视角拓展至极端气候情境，发现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分别在需求侧和供给侧有效缓释了气候冲击对涉农信贷风险的不利影响。郑海荣和黄建钦的研究则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强了农商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其机制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运营成本和提升风控能力，从而支持更积极的信贷投放。在竞争与协同关系方面，罗兴和吴冰婕的研究表明，大型银行下沉主要带来竞争效应，迫使中小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以维持自身优势;而数字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则更多体现为协同效应，降低了中小银行保持竞争力的门槛。研究结果显示，中小银行的传统优势呈现“先弱化､后增强”的非线性特征，竞争提效与协同互补共同为其优势延续提供了多元路径。尹梓鉴和董晓林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进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而非单纯的效率改善。总体来看，上述研究系统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在缓解成本压力､提升信贷可得性､应对外部风险冲击以及重塑竞争优势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充分说明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农村金融机构提升服务效率､强化风险管控与增强发展韧性的重要驱动力。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推动农村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学者们从制度与市场两个层面对其实现路径展开了系统探讨。成琳和何广文强调，尽管正规金融供给不断增强，但非正规小额信贷机构在满足复杂农村金融需求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生存逻辑主要体现在差异化竞争､服务创新以及与农户的互惠共生方面。围绕合作社资金互助业务，周振､陈东平､高名姿和张雷发现，能人权威能够凭借深度嵌入乡土社会而快速整合分散资源，但若缺乏边界约束容易导致信贷流程僵化;制度公平则通过规范分配标准和决策程序，不仅提升了公平性和社员认同度，也增强了组织运行的稳定性。当能人权威在制度边界内发挥资源整合优势，并获得制度公平的合法性支撑时，二者形成的动态平衡成为合作社长期稳定存续的关键。在省联社改革方面，罗兴､马瑗鞠､何奇龙和马九杰提出了一个基于“支农支小-风险化解—治理优化”三元目标的分析框架，指出不同改革模式在目标实现上各有取舍。统一法人模式强化了短期风险化解能力，但削弱了支农支小功能;下参上的联合银行模式保留县域独立性且改革成本较低，但不利于短期风险化解;上参下的联合银行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风险化解与支农需求，但改革成本较高;金融服务公司模式去行政化彻底，但短期风险化解能力偏弱。研究强调，改革的实质在于对三元目标的优先排序，核心是理顺产权关系和管理体制，在短期风险化解与长期支农需求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并结合改革成本与长期风险防范，通过配套措施弥补不同模式的不足。方京､董宸硕和王定祥发现，县域金融适度竞争能够显著提升信贷普惠性，而过度竞争或竞争不足均会削弱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有效性。整体来看，这些研究揭示了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多元路径与内在逻辑，为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数字金融凭借其高效､便捷与普惠的属性，为实现共同富裕开辟了新路径。多位学者围绕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的直接改善效果展开研究，从不同维度证实了数字金融的“增收创富”效应。吴伟聪､卢凌晨､聂蓓和黄哲发现，银行机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金融监管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效应。彭媛媛､吴暄恒和周月书指出，契约链和数字链的深度参与均能提升农户收入，但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契约链主要通过促进社会化服务和缓解信贷约束带来增收，更有利于小规模､低教育水平农户;而数字链则通过提升数字素养和扩大金融参与实现增收，更适用于大规模､高教育水平农户。温涛､陈诗雨和王小华进一步发现，农户参与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智能化､供销平台化和金融普惠化的三维协同机制，显著促进财富积累，并有效缓解家庭财富不平等，展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双重效应。曾福生和陈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提升金融可得性，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推动了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阶层跃迁，呈现“提低扩中”的作用。冯家祥､卫泓兵和杨少雄从消费视角出发，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在提高农村居民网络消费水平的同时，还推动了消费结构优化，尤其对衣着与家庭设备消费方面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整体来看，数字金融在提升农民收入与财富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农村消费的提质升级，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支撑。

促进共同富裕，不仅在于物质财富的增长，更在于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韧性与提升社会整体的机会公平。围绕这一主题，多位学者深入探讨了数字金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罗荷花､刘慧婷和张世博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素养不仅促进了家庭正规就业和金融资产配置优化，还在灾害､健康与失业等风险冲击中发挥缓释作用，从而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获得感。王宇琪和罗剑朝指出，农村家庭的数字金融使用具有收入流动性效应，能有效抑制向下流动并促进向上流动，尤其在低收入和低金融资产家庭中表现更为显著。顾宁和王梦瑄从劳动力流动角度切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土地流转､信贷可得性和信息传递，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同时通过推动农业机械化和产业融合增强返乡动力，从而提升农民工流出与融入质量，并改善回流群体的创业与非农就业条件。温涛和刘正桃发现，普惠金融改革通过缓解信贷约束､促进保险持有和提升金融素养，显著增强了农村家庭的发展韧性，尤其在物质､社会和人力资本禀赋较低的家庭中作用更为突出，有助于打破资本依赖并避免陷入贫困循环。张宁和陈清华则采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指出单一因素难以支撑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但数字金融的重要性逐年上升，需与产业发展､法治建设和人文环境形成多元协同路径，才能共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不仅在提升家庭韧性和促进社会流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还通过促进机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稳步实现。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金融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数字金融､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传统金融体系，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与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围绕这一主题，与会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孙继国和谭勤灵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有效增强了农业产业链的韧性，并呈现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演化特征。张林､许湘润､丁晓兰和尹朝静进一步指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科技创新与农户创业是关键传导机制，而数据要素的集聚则强化了这一赋能效应。李金灿和王洪生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推动技术创新，显著提升涉农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周明栋从资源配置角度切入，认为数字金融通过信贷支持和收入增长的中介效应，有效推动了乡村资源优化和产业融合，从而促进了产业振兴。姜先登和黄莉则指出，金融支持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设计。研究发现，依托政策性补贴定价的正规金融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创业的资金约束，尤其在贫困地区发挥了“雪中送炭”的关键作用;而实行市场化定价的非正规金融则呈现“双刃剑”效应，风险溢价合理时可助力创业，但过高的融资成本则可能抑制创业活动。上述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正成为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

在金融服务农业强国建设的创新探索中，与会学者重点围绕政策实践和具体场景展开讨论，探寻如何更高效､精准地引导金融资本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申云､刘彦君和李京蓉以“数园智联”集群金融为切入点，阐释了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路径，指出该模式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并结合数字技术赋能的供应链金融，不仅扩大了生产性融资覆盖率，还推动了农业生产经营的数字化转型和园区产业结构优化，从而有效促进了小农户的现代化转型。吴琦､孟维福和王艳丽基于“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准自然实验发现，产融合作通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提升市场关注度，显著改善了涉农企业的绩效并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有力推动了涉农企业高质量发展。张正平和王培艳则从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的国家战略出发，强调该举措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既能提升农业质量效益与竞争力，又通过降低金融机构交易成本，提高了县域金融服务农业的效率。颜光耀和王学渊的研究聚焦“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指出该政策依托数字要素整合和市场链接优势，在推动粮食主产区乡村创新创业发展的同时兼顾粮食生产，其作用机制在于提升数字金融服务水平并打造农特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整体来看，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多样化的金融创新路径如何在不同层面和场景下赋能农业现代化，进而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在气候变化与外部冲击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提升农业产业的韧性与可持续性已成为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议题。袁萧和王太祥指出，发展气候韧性农业是应对气候风险､保障粮食安全和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举措，绿色金融对气候韧性农业呈现显著的“U”型效应，但多数地区尚未跨越拐点，其作用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加快生态资本积累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孟维福､杨帅康和侯恒宇以绿色工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发现该政策通过信息效应与竞争效应，显著促进了非认证企业的环保投资，体现出绿色政策的外溢效应。李冰､肖斌卿和肖条军基于支付宝数据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与数字平台的协同能够有效增强小微商户的数字化转型和经营韧性，且这种作用随数字化水平的提升而愈加显著，其机制在于提升了商户的市场响应､资源整合和创新能力，其中生存型商户受益最为明显。上述研究从绿色金融政策和数字平台赋能等不同视角，揭示了金融在提升农业韧性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农户金融行为与金融健康是农村金融研究的重要议题，不仅关系到农户家庭的财务稳定与发展韧性，也关乎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学者们从数字金融赋能､社会支持机制以及文化认知等多个视角，对农户金融行为及其对金融健康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数字金融赋能农户金融行为方面，研究揭示了其在提升家庭韧性和金融健康中的关键作用。吴本健､荣奕源和李建敏发现，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风险分担､风险防控与资产积累机制显著增强农户家庭的发展韧性。付绎泽和吴本健以“双录”监管政策作为外生冲击，考察其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2017年，中国保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推出“双录”监管政策，要求金融机构对销售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进行录音录像，以强化交易规范并保护包括农民在内的金融消费者权益。研究结果显示，该政策通过提升金融可及性､增强信息透明度和巩固制度信任，有效缓解了农户信贷约束，凸显了数字化监管在改善农户金融行为中的积极作用。王小华､杨丽､刘馨月和程昊天指出，数字金融的使用能够通过优化家庭资产配置效率与稳定财务预期，显著提升家庭金融健康水平，而高金融素养家庭凭借对金融产品和风险的更深入理解，进一步放大了数字金融对金融健康的积极效应。

近年来，农户家庭金融健康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李明贤和张璐从资金流入､财务韧性､投资未来与金融信心四个维度构建了农户金融健康评价体系，结果显示，我国农户金融健康水平虽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仍偏低，区域差异显著，并呈现空间集聚特征。随着农村老龄化不断加剧，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问题愈发突出，学者们从代际支持､政策保障和养老金融发展等层面探讨了有效的支持机制。秦冠宇､牛惠､于赟和李韬发现，代际支持在缓解农村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四类代际支持(向上经济支持､向下经济支持､向上非经济支持和向下非经济支持)均能显著降低脆弱性，其中双向经济支持效果最强，且在低收入和代际同住的家庭中作用更为显著。黄倩､李红丽和熊德平进一步指出，城乡居民医保整合政策通过提升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扩大医保报销范围和提高补偿比例，以及降低未来医疗风险从而释放更多储蓄资金，有效缓解了农村老年人的金融脆弱性。与此同时，扶桑和马亦茹的研究表明，养老理财和商业养老保险能够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但其作用存在明显的年龄门槛效应，凸显了养老金融在改善农村生活质量中的作用。

在农户金融行为的深层认知与文化根源方面，学者们从社会文化和个体早期经历的视角进行了探讨。黄景怡和米运生的研究表明，稻作文化通过强化声誉机制，降低了金融机构对抵押品的依赖，从而提升了农户获得正规信贷的数量，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一效应逐渐减弱。理解中老年人欺诈受害的根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庆海和李浩通过对中老年群体的研究发现，早年挨饿经历会因损害个体的身心健康而显著提高其晚年遭遇欺诈的风险。这些成果从文化传统与生命经历的维度深化了对农户金融行为的理解，揭示了金融行为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与心理根源。

随着我国传统农业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型，农业保险及相关风险管理手段逐渐成为分散农业风险的重要工具，也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配套措施，因此受到农村金融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农业产业链风险管理与经营主体信用风险评估方面，李嘉辉､彭艳玲和石宝峰运用溢出指数与复杂网络模型，揭示了玉米产业链价格风险的传导机制:整体风险传递效应为23.98%，主要集中于短期，加工环节是风险核心枢纽，突发事件会重塑传导结构并引发风险向乙醇产业和生产环节扩散。这一结果凸显了农业保险在稳定产业链价格波动中的重要作用。王雨禾和石宝峰以430个示范性养殖型家庭农场为样本，利用CatBoost与随机森林模型构建了信用评价体系，并通过Jenks自然断裂点法实现合理分级，提升信用风险评估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揭示出区域差异化的信用风险分布，为金融机构制定差异化信贷政策提供参考。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决策与经营行为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在土地流转与生产行为方面，李顾杰､陈良和张扬发现，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提高收入､扩大种植面积和增加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并抑制土地转出，从而推动了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熊静姝､周芷怡和贺娟则从赔付偏差角度切入，指出逆向偏差会削弱资本投入与技能学习积极性，正向偏差则加剧道德风险，导致人力与技术投入下降。该研究提示亟需建立精准定损和动态赔付调整机制，以提升农业保险的效率与可持续性。在绿色技术采纳方面，张标､许文胜和张领先发现，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均能显著促进农户气候智慧型农业技术的采纳，其中保险的风险管理效用更为突出，二者之间还存在替代效应。侯禄､贺娟和陶建平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农业保险对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具有积极作用，但其激励效应受到信息约束的削弱，而政府示范与邻里示范能够显著强化保险作用。这些成果共同表明，农业保险在推动绿色技术扩散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需要政策和社会机制的配套支持。

农业保险的作用最终体现在提升农业经营韧性与生产效率等方面。在经营韧性上，林挺､朱增勇和刘玉梅从养殖业视角切入，发现生猪疫病保险通过激励资金与劳动力投入，有效提升养殖收入和预期稳定性，从而增强养殖业韧性。在生产效率上，王磊玲､张闯和张跃华基于农户收益-风险分析框架，探讨理性小农在预期收益最大化目标下的保险与信贷决策，并揭示不同决策情境下农户生产效率变化的内在逻辑。结果显示，农业保险显著提高了农户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对个体生产具有激励作用，也推动了整体农业技术进步。然而，风险厌恶型农户的投保意愿仍受限于收益-保费比和损失率，仅在收益高于保费时才愿投保，且在损失率有限时参与意愿不足。相比之下，信贷对整体生产率提升的作用则表现出不确定性。

建设农业强国，离不开健全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未来研究需要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优化，推动金融资源在更大范围､以更高效率配置到“三农”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第一，制度层面。进一步明确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革的方向与路径，推动省联社改革､农村商业银行治理优化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规范化与化险处置，形成产权清晰､治理有效､风险可控的制度框架。同时，要完善金融支农的长效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金融机构回归服务“三农”的本源;积极拓展金融服务供给主体，推动银行､证券､保险､担保､基金等多元金融力量协同发力，构建覆盖更广､层次更丰富､专业化程度更高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第二，供给层面。数字金融的发展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未来亟需探索传统金融机构如何加快数字化转型，以提升普惠性和服务效率，同时健全数字金融监管框架，平衡创新与风险防控，确保金融稳定与安全。在此基础上，还应深化农村养老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多元金融工具的应用，重点支持农村老龄社会的金融需求，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并通过科技赋能促进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升级。第三，需求层面。乡村内部日益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必须得到重视，既包括传统农户在普惠金融方面的基础需求，也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规模化､专业化生产融资的旺盛需求，还涵盖农村家庭对消费金融､财富管理､养老金融等多层次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的诉求。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差异化､精细化的产品与服务设计，实现多样化金融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匹配，使金融真正成为农户增收致富､产业转型升级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总体而言，农村金融发展研究需要在理论创新､实证分析与政策实践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不仅要深化对金融制度与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也要注重结合数字化､绿色化与社会化等发展趋势，推动构建更具现代化､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快实现农业强国与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