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高效配置社会资源和创新要素的核心力量。孵化培育和发展壮大一大批聚焦细分领域和垂直赛道的农业科技领军型企业对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在农业农村部科技司的指导支持下，联盟牵头发起成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投资联合体，聚焦“构建农业科技创新生态”这个主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组织四期“农业科技金融高端对话”，连续举办优秀农业科技项目路演活动，助力区域政府搭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服务平台，积极谋划成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投基金，自主研发金翼耘农业技术价值评估大模型等，已经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一站式服务平台。

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农业关键技术核心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2025年12月29日，农业农村部韩俊部长撰文深度解读《大力培育农业科技领军企业》，提出了培育农业科技领军企业的重点任务，要求深入实施“百千万”农业科技企业培育工程，这标志着农业科技创新的开关阀门正在从以科研院所为主切换为以企业为主体，可以预见，中国农业科技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体系化重塑和生态化再造。

培育农业科技领军型企业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但关键在于营造一个鼓励创新思想、尊重创新规律、支持创新主体、厚植创新环境、聚合创新要素、挖掘创新场景、畅通创新链路的全生命周期创新生态。为此，联盟公众号将紧扣“大力培育农业科技领军型企业”这个主题连续刊发十篇金翼耘评论文章，欢迎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深度参与农业科技创新事业。

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置于农业“十五五”开局的核心位置，一个问题亟待回答：我们的政府需要如何有效作为，才能催生一个持续诞生农业科技领军企业的农业创新生态？

长期传统认知中，政府是创新活动的“管理者”—定规划、给补贴、批项目、搞验收。这套“管家式”扶持在产业追赶期立下汗马功劳，却在农业迈向后工业时代、新质生产力亟待破土的今天渐显疲态。实验室与生产线之间的“死亡之谷”仍在吞噬大量成果，中小企业面对高昂的中试设备只能望洋兴叹，金融资本因看不清田间地头的潜在风险而裹足不前，体制内的大量智力和创新资源在围墙内空转——这些痼疾的病灶，并非资源不足，而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系统性偏差。

深圳曾以“来了就是深圳人”的胸怀，而非计划经济式的指挥棒，培育出全球瞩目的科创服务生态。其成功经验揭示了一个朴素真理：政府最强的执行力，不在于能调动多少资源，而在于能撬动多少资源的自主高效有序流动。从“管理”到“运营”，绝非文字游戏，而是一场深刻的角色定位革命。政府应从顶层设计和发令指挥的“管理员”，转身为铺设管道、厚植土壤、涵养水源的“建筑架构师”与“运营服务商”。这份转型自觉，恰是大力孵化农业创新生态的第一粒种子。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有两道天然沟壑：一是从0到1的“最初一公里”，实验室里的“神奇数据”是否具备规模化、产业化前景，无人敢轻易断言；二是从1到100的“最后一公里”，实验室样品如何经受住生产线、田间地头、市场货架的三重考验，中小企业无力独自承担。

深圳的实践经验极具启发性。深圳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材料平台打造了国内首个“研发-检测-中试-验证”全闭环平台，成功推动关键材料国产化。这不是政府自建自营的“盆景”，而是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公共平台。最近一段时间，江西等政府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要建设专业类概念验证中心和小试中试平台，聚焦“技术可行性+产业可行性+商业可行性”三重验证，填补转化链条空白。

农业领域呼唤同类破冰。政府的使命，不是替企业家判断哪个品种能成爆品，而是投资建设一批“中立、开放、保本微利”的第三方中试验证基地——让育种家的新材料在这里完成多生态区测试，让智能农机在这里跑完千亩可靠性验证，让农产品加工工艺在这里完成小试到中试的放大。当企业只需支付低廉服务费就能跨越“死亡之谷”，创新的堰塞湖自然决堤。

农业科研活动存在一种奇特景象：一边是科研院所和高校价值连城的质谱仪、种质资源库、表型平台年均开机率不足四成，一边是大量中小科创企业为一次成分检测奔波数百公里、支付数倍于公立机构的商业检测费。资源闲置与资源匮乏的悖论，根源在于“产权幻觉”作祟，认为谁购买、谁拥有、谁独占天经地义。

深圳福田区开放公共数据集5044个，数据接口累计调用量3.7亿次，数据产品助力小微企业获贷超9亿元。这不是施舍，而是把公共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注入市场。江西在建设概念验证中心时将“开放共享”作为核心宗旨，明确“相近产业和相同学科领域不重复支持”，倒逼存量资源向社会开放。

农业科研等创新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必须从“鼓励倡导”升级为“制度强制”。 凡使用国家财政资金购置的大型仪器、收集的种质资源、积累的科学数据，均应纳入统一开放平台，开放绩效与后续经费挂钩。政府要做的不是给每家院所拨款另建新平台，而是搭建“科研设施淘宝”，让企业搜得到、约得上、付得起，共享创新政策的红利。当一台原本深居实验室的色谱仪开始为小微企业提供检测服务，它产出的不仅是数据，更是创新生态的信任水位。

农业融资难，难在“三缺”：缺合格抵押物、缺历史信用记录、缺可预期的现金流。品种权评估难，活体畜禽难确权，大棚设施难变现。金融资本不是没有善意，而是无法有效抵御农业的自然、市场和创新风险。破解之道，不在强迫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发善心，而在政府用财政资金做担保搞贴息形成金融风险的“减震器”。

新疆昌吉的“智慧水肥贷”给出答案。财政出资5000万元设立风险补偿基金，不良贷款本息由基金和银行按6：4分担；链主企业开发的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实时有效采集水肥、气象、土壤、生产等数据，银行将平台信息直接作为授信依据，把“数据”变“信用”。截至2025年末，该模式累计投放5899万元，覆盖全州7县市。广东河源引入县域乡村振兴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创新“银担补”三方协同，为智慧农业无人农场发放全省首单低碳转型贷款，企业利用资金升级AI精准施肥技术，实现化肥减量30%、年均减碳26吨的硬指标。

深圳的资本配置智慧更值得借鉴。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总规模504.5亿元、存续期最长20年，彻底告别“存续期5年、逼着基金投中后期”的短视逻辑。全国首创“园区贷”、“腾飞贷”、“科技初创通”，助力超5200家初创企业获贷近200亿元。

农业领域的科技金融对接平台，核心使命不是简单办几场热闹的项目路演活动，而是要建立三种机制：一是风险缓释机制，推广昌吉模式，财政出资设立特色农业科技风险补偿池，为银行吃定心丸；二是价值发现机制，加快构建农业数据资产登记、评估、交易体系，让物联网传感器里的“活数据”成为授信硬资产；三是耐心资本机制，引导创投基金延长存续期，敢于陪伴生物育种、智能装备等长周期赛道慢跑。当政府把风险分担的“安全垫”铺好，资本自会循着价值洼地奔涌而来。

农业创新最稀缺的其实不是资金，而是既懂科技创新实验室逻辑又懂产业发展市场化导向的“两栖人才”。但现实是，体制内的高学历、高水平专家在职称评审指挥棒下“重论文、轻推广”，体制外的企业技术骨干缺乏系统性科研训练。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断链”，断在制度壁垒。

湖北松滋的实践令人眼前一亮。这座县级市累计聘请科技副总和省级科技特派员，以“候鸟专家”模式吸引48名省内外专家，建成湖北省首个县级博士创新实践工作站。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团队让柑橘皮价值反超果肉，5年期陈皮每斤200元、10年期820元，带动全市柑橘产业综合产值2.5亿元；专家工作站将葛根种植周期从二年优化为一年，亩产翻番，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0万元。陕西府谷柔性引进旱作农业团队，带来“顶凌播种”“全生物降解渗水地膜”关键技术，示范田亩产较传统种植增产300斤。

深圳的人才创新生态更显格局。全市人才总量超719万人，连续3年居“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首位，“前海5号楼”以人才链为核心牵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这背后是制度改革的系统发力，是专业部门深入研究人才引育规律的必然结果，全市按照顶尖人才、创业人才和青年人才分级分类分层汇聚项目，而非零敲碎打的搞“发帽子工程”。

构建农业领域的中高端人才柔性流动平台，需要在政策端三箭齐发：一是推广“科技副总”，让高校院所专家带薪进企挂职，研发成果在企业转化享受股权激励，体制内职称评定承认横向贡献；二是鼓励“在岗创业”，鼓励科研人员走进产业、走向市场，让有市场意识和创业意愿的创新团队安心放心“下海”；三是深耕“本土培育”。经验表明，培养一名高质量的“土专家”就能带动一方产业，其边际效益不亚于引进一位院士。各级政府要做的不是争抢“帽子”，而是修好“管道”，让智力资源在体制内外顺畅对流，在产业一线沉淀为现实生产力。

一个成熟创新生态的标志，不是有多少政府亲自操刀的服务项目，而是存在一个足够发达、足够专业的第三方服务产业。深圳科创生态的强大，不仅在于华为、腾讯，更在于环绕其周的数万家知识产权代理、法务咨询、财务顾问、创业孵化机构——它们是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是技术与资本之间的“摆渡人”，是创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黏合剂”。

反观农业领域，“大生产、小服务”格局依然顽固。科研院所捧着成果找不到买家，企业守着生产找不到技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专业第三方机构承担价值评估、风险揭示、资源撮合、成长陪跑的功能。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自营式服务”不可持续，大力发展第三方农业科技服务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是政府从“管理者”走向“服务商”绕不开的必修课。

-知识产权服务：从“确权守护”到“价值运营”。农业知识产权长期面临“三难”：确权难、评估难、变现难。一个植物新品种权值多少钱？一套生物育种技术秘密如何定价？传统熟人交易下的“拍脑袋”模式，既无法规模化，也滋生大量纠纷。破局之策在“运营平台+专业机构”双轮驱动。黑龙江以省农科院为依托，吸纳76家涉农单位成立现代农业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获批国家级寒地农业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构建起“1+1+1+5+N”运营体系，2024年全省专利转让许可同比增长21.1%，省农科院更创下全国大豆单品种转化金额最高纪录 。政府应着力培育三类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一是运营类机构，专注品种权、专利的组合运营与交易撮合；二是评估类机构，开发适应农业特点的估值模型，让“看不见、摸不着”的知识产权变成可质押、可交易的资本；三是维权类机构，针对种业、地理标志等高发侵权领域提供专业取证、诉讼服务。当知识产权服务从“被动确权”进阶为“主动运营”，沉睡的智慧资产才能真正苏醒。

-法务服务：从“事后救火”到“全程风控”。农业企业法治意识薄弱、合规能力欠缺，是创新生态的突出短板。中小企业往往“出事才找律师”，但种子侵权、合同陷阱、用工纠纷、海外合规等风险，一旦爆发就是致命伤。更深远的问题在于，法务服务不应只是企业的“救命稻草”，更应是创新活动的“导航系统”。很多基层都在积极探索。四川沐川县法院深度嵌入魔芋全产业链，打造“魔芋法庭”：与产业服务中心共建纠纷联席会议制度，出台司法服务举措，培育“魔芋纠纷复合型调解员”队伍，主动为出口企业修订外销合同、讲解国际贸易风险，让企业“足不出户”获得合规护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平谷农业中关村设立巡回审判庭和法官工作站，针对初创企业商标抢注、技术秘密保护等共性问题，编制《技术秘密交易安全专项报告》等维权指引助力企业“出海”之需。政府应大力引进和培育专注农业赛道的律师事务所、合规咨询机构，支持其开发“嵌入式”法律服务产品，为育种企业提供品种权布局建议，为智能农机企业撰写数据合规指引，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梳理供应链合同模板。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专业的法务服务则是这一营商环境中最活跃的“店小二”。

-创业孵化：从“免费空间”到“能力孵化”。农业创业孵化曾长期困于“二房东”模式：划一片地、建几间房、免几年租，便谓之孵化器。真正的孵化不是给物理空间，而是赋予初创企业活下去、长起来的能力。这需要孵化服务机构完成从“物业管理者”到“成长合伙人”的身份革命。现在越来越多的专业孵化器应运而生，大多以空间为载体，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创新创业孵化体系，包括创业导师、技术经理人、金融专家等在内的专业孵化团队，提供创业辅导、企业创办、项目申报、技术对接、知识产权规划、投融资等全链条服务。政府扶持创业孵化机构，应摒弃“撒胡椒面”式的场地补贴，转向“能力导向”的购买服务：根据孵化企业数量、存活率、毕业率、融资额等绩效指标给予后补助，倒逼孵化机构从“吃瓦片”转向“拼专业”。同时，大力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这类人才懂技术、通市场、熟金融、晓法律，是连接实验室与创业场的“核心转换插头”。

-企业加速：从“单兵突进”到“生态融通”。初创企业跨越死亡谷后，面临的是规模化成长的“第二道坎”：产能扩张缺资金，市场开拓缺渠道，品牌建设缺声量，甚至缺一张足够规范的财务报表来对接下一轮融资。这一阶段需要加速器型服务机构——比孵化器更懂产业，比咨询公司更懂创业。企业加速的核心是融通赋能。大北农集团探索的“532创新战略”中，孵化融合占20%，与高校院所、创业团队共建创新联合体，形成“企业+团队+基地”成果高效转化利用模式。政府培育加速服务机构，重点在搭场景、给订单、促对接。建立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示范机制，为农业科技企业提供首台套、首批次应用场景；支持第三方机构组织产业生态对接会，让龙头企业发布需求、创业企业路演方案；鼓励专业服务机构开发“企业健康诊断”工具，帮助成长期企业补上战略、财务、人力等管理短板。企业加速不简单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中的“补给站”。专业机构的价值在于让跑者不因缺水断粮而中途退场。

回望深圳科技创新生态的养成史，其实最动人的不是华为、腾讯、大疆的崛起故事，而是政府甘居幕后、精准定位的分寸感。深圳没有发明风险投资，但出台了全国首部创业投资条例；没有好大学，但引来了清华、北大、哈工大；没有指定赛道，但铺好了5G基站、超充网络、数据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这正是“建筑架构师”与“运营服务商”的真谛——既不包办替代，也不越俎代庖，而是专注于铺设那些市场不愿投、企业建不起、单靠个体无法完成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底座，培育孵化了全国密度最高的专业服务体系—那里有最懂硬科技的知识产权律师、最敢投早期的天使投资人和最擅长技术孵化的创业导师。

农业创新生态的孵化，同样需要这份定力与智慧。当概念验证和小试中试平台为早期技术完成价值“安检”和量产标签，当科研等创新基础设施向社会毛细血管开放权限，当风险补偿机制驯服资本的恐高症，当智力资源在产学研之间自由奔流——政府铺设的这些“管道”与“平台”，将不再是孤立的政策盆景，而会生长为水网密布、养分丰沛的创新湿地。

在这片湿地里，不会有统一的生长指令，但会有无数蓬勃的生命自发破土，这正是生态对管理最优雅的超越。农业创新生态的成熟，同样将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的蓬勃生长为标志。当一大批农业技术经理人队伍活跃在实验室与企业之间，当一份份专业的品种权和成果经济价值评估报告成为银行放贷的决策依据，当专注农业赛道的律所开始为种企绘制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地图，当孵化器里的初创团队不仅拥有工位更拥有“成长陪跑团”，我们才能说，这个生态已经具备了自我繁衍、自我迭代的生命力。

政府要做的，是以“服务机构的服务者”角色，托举起这片方兴未艾的创新服务蓝海。生态的繁荣，归根结底是分工的深化。让科学家专注于基础创新，让企业家专注于市场创新，让专业服务者充满生机——这便是政府角色转型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