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是这样一步步走形的

今日由头

1964年2月10日

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2月10日，《人日》的一篇报道改变了中国无数村庄的命运。这一天，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社论，向全国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自此，山西省昔阳县那个名叫大寨的贫穷小山村，一跃成为全中国农业战线最耀眼的光辉榜样。

大寨的故事最初确实充满励志色彩。 

这个位于太行山虎头山下的小村庄，自然条件是“七沟八梁一面坡”，极为恶劣。但大寨人在支部的带领下，凭借一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劲头，开山凿坡，修造梯田，硬是把粮食亩产提高了7倍。

尤其是在1963年遭遇特大洪灾，粮田损毁过半、房窑倒塌严重后，大寨人响亮地提出了 “三不要” （不要国家救济粮、款、物）和“三不少”（公共积累不少、交售粮食不少、社员收入不少）的口号，并最终兑现了承诺。

这种精神，在当时国民经济面临困难的背景下，如同一剂强心针，其初衷是激励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发展生产。

然而，一场原本旨在学习艰苦奋斗精神的运动，却在时代的洪流中悄然变味，最终走上了一条被后人反思的歧路。

“农业学大寨”的“学歪”“走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学习精神”到“照搬模式”，一个步步偏离核心、层层加码 ，直至扭曲的过程。

第一步的偏移，是从“学习精神内核”滑向“模仿具体做法”。

起初，无论是山西还是《人日》的社论，强调的都是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自力更生的顽强精神和科学态度，这本身没有问题。

但很快，在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推行中，“学什么”的答案被简单化了。

许多地方不再深究大寨因地制宜改造山河的智慧和集体内部的激励机制，而是机械地、表面地模仿修梯田、造平原等可见的工程形态，甚至不顾本地是平原还是丘陵，一律“劈山填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运动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的苗头。

第二步的扭曲，是标签的无限强化与“阶级斗争”的强行注入。

随着国内氛围的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潮席卷全国。大寨这面旗帜不可避免地也被涂上越来越浓烈的色彩。对大寨精神的总结，从早期的强调生产，逐渐增加了不应该有的内容。

学习大寨，不再仅仅是学习如何搞好农业生产，更被异化为一场站队和改造运动。大寨内部的一些管理方法，如“自报公议”的工分制度，被拔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向全国推广。

在这种氛围下，是否学大寨、如何学大寨，成了检验一个地方立场是否坚定的“试金石”。运动的方向，从生产领域严重偏转。

第三步的极端化，是“大寨经验”被模式化、绝对化，并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工具。

到了“特殊历史时期”中后期，这种扭曲达到了顶峰。“农业学大寨”运动被极“左”彻底利用。

大寨从一个生产典型，被塑造成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万能典型”。

不仅农业要学，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各行各业都要学大寨。更严重的是，当时一系列脱离实际、损害农民利益的“左”的政策，都被包装在“学大寨”的外衣下强力推行：

“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经营的自留地、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苗头统统取消或限制，严重扼杀了农村经济的活力。

“穷过渡”：盲目追求“一大二公”，鼓吹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过渡，脱离了农村生产力的实际水平。

“平均主义”：在分配上大搞“大概工”，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此时，“农业学大寨”的初衷已荡然无存。它不再是激励人心的榜样学习，而演变成一场用力量和高压，在全国推行一套僵化、激进模式的运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变形与终结，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

它首先是一个“典型学习”如何异化的教训。

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力量，本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但一旦将典型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不顾千差万别的具体条件生搬硬套，就必然导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后果。

任何好的经验，都必须与本地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朴素却永恒的真理。

其次，它揭示了经济发展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农业生产尤其复杂，受自然条件、经济规律和农民意愿多重制约。用搞运动的方式搞经济，用口号和命令代替科学规划和物质激励，最终只会带来“蛮干硬干”和“重大损失”。

当农民种什么、怎么种、如何分配的经营自主被剥夺，生产的积极性也就枯竭了。

最终，随着“特殊历史时期”的结束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全社会开始了深刻的拨乱反正。

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和四川扩大自留地等尊重经济规律的探索，形成了与“学大寨”旧模式截然不同的历史新潮。

1980年，山西提交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上级在批转时明确指出，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为持续了十多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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