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浪之上,是一个凭借前所未有的农业智慧,第一次成功承载起亿兆生民的伟大文明.周必大与无数宋人的故事,就沉淀在这片深厚的土地里

第三十四讲 稻浪上的国度：周必大与养活一亿人的农业密码

某年的一个秋日，七十二岁的周必大收到一封来自故乡庐陵的特别家书。信不是族人所写，而是当地老农托人代笔，夹着几穗沉甸甸的金黄稻谷。信中说：“今岁晚稻大熟，斗米仅四十钱，墟市充盈，此皆仰赖太平。” 老人捏着稻穗，米粒几乎要从饱满的穗壳中迸出，他望向窗外临安城的万家炊烟，忽然想起五十年前，自己还在建康府任职时，在荒年目睹的惨状——那时斗米千钱，饿殍载道。

从“斗米千钱”到“斗米四十钱”，这巨大的落差背后，是整个宋代农业一场静默而伟大的革命。正是这场革命，让中国人口在宋代首次突破一亿大关，缔造了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巅峰。周必大作为亲历者与参与者，他的一生，恰好是这场农业史诗的注脚。

第一幕：山间的“刻字”——人与土地的终极谈判

农业进步的第一个密码，藏在土地本身。宋代面临一个尖锐矛盾：随着人口增长和北方领土的丧失，传统的平原沃土已不敷使用。答案，是向山要地。

周必大早年宦游福建，途经武夷山区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不再是想象中的蛮荒山林，而是层层叠叠、如天梯般盘绕山间的梯田。他下轿步行，与正在垒石的佃农交谈。老农指着一望无际的田垄，说出一句令他永生难忘的话：“相公，这不是种地，这是刻字。把‘活命’两个字，一刀一刀刻在石头上。”

这“刻字”需要极致的技术。周必大在笔记《南归录》中详细记录：

“闽中梯田，其法至精。先察山势，相其泉源。自上而下，垒石为埂，外高内低，形如盘盂。中填沃土，厚可三尺。每层设水窦，旱则蓄之，涝则泄之，宛若天成。一夫所治，不过三五层，然群山尽辟，其积不可胜计。”

这不仅仅是开荒，更是一场系统工程。它需要水利知识（引水、排水）、建筑技术（坚固的石埂）、土壤管理（保持肥力）。正是这无数在山石上“刻字”的双手，让宋朝的耕地面积在困境中实现了惊人的扩张。官方鼓励垦荒，新开田地常能减免数年赋税，政策驱动着农民向丘陵、滩涂、甚至低湿地要粮。土地的边界，第一次被人的意志与技术如此深刻地改写。

第二幕：钢铁的延伸——农具里的“增产秘诀”

有了地，还需高效的农具。宋代农业生产力飞跃，一个不起眼却关键的原因，是钢铁产量与农具制造的普及。

周必大在工部看过一份简报：北宋治平年间，铁年产量已超过唐代鼎盛时期数倍。这意味着，价廉质优的铁制农具，可以进入寻常农户家。他曾在江南视察，看到改良的江东犁（曲辕犁的宋代升级版）已被广泛使用。与旧式直辕犁相比，它更加轻便灵活，转弯调头容易，特别适合南方水田的精耕细作。一牛一人，一日可耕田数亩，效率倍增。

更令他惊叹的是那些专业化农具。在太湖流域，他看到一种用于秧田的“耖”，带有排齿，能够精细地破碎土块、平整田面，为秧苗提供最佳苗床。老农告诉他：“用了这耖，秧苗扎根快，长得齐，一亩能多收半成。”

周必大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工具的改进，更是农业知识体系的物化与传播。优良农具的标准化制造与流通，使得最先进的耕作技术能够突破地域和经验的限制，快速推广。他在奏章中写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冶铁之利广，则耒耜之器精；器精，则地方尽，人力省，此谷粟增衍之根本也。” 钢铁，这个曾主要用于兵戈的硬核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转化为滋养生命的柔和力量。

第三幕：驯服江河——水利的国家意志

在农业社会，水是命脉，亦是无常的凶器。宋代农业的稳定，建立在空前规模与系统的水利建设之上。

周必大曾主持修复江南多处堰闸。他深刻理解，宋代的水利已从局部治理，上升为跨区域的国家统筹工程。朝廷设有“堰营”、“河渠司”等专门机构，将水利维护纳入地方官考核。更突出的是规模：北宋年间，仅太湖地区就修建堤坝、运河、闸门等超过两千处，形成了一个能够防洪、排涝、灌溉、航运的庞大网络。

他亲历过修复“它山堰”的工程。这不是简单的堵口筑坝，而是精妙的系统工程：堰体采用“槎榫”结构，用巨石相互咬合，坚不可摧；堰身设有精密的水门，通过闸板的开合，既能拦蓄淡水灌溉万顷良田，又能在雨季排泄山洪，还能利用水位差冲走淤沙，保持河道畅通。工程耗费巨万，动员民夫数万，历时数年。

“当时有言官弹劾，说劳民伤财。”周必大后来回忆，“我在朝会上述说：‘伤一时之财，可免万年之患；劳一时之民，可育百代之民。水利之费，非耗费，乃储蓄；非工役，乃生息。’” 这体现了宋代国家层面对农业基础建设的深刻认识与强大动员能力。正是这些纵横交错的河网与坚固的堤堰，将肆虐的江河驯服为温顺的乳汁，哺育着亿万亩良田。

第四幕：一粒种子的远征——占城稻的“绿色革命”

在所有技术进步中，影响最为深远、最贴近每位农民饭碗的，莫过于占城稻的引进与推广。

周必大的伯父曾经在广东为官，曾参与推广此稻。他常听伯父说起：这来自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稻种，有着神奇的禀赋——耐旱、早熟、不择地而生。它生育期短，在江南可以从容实现一年两熟；它需水量少，可以在较高、灌溉不便的田地种植；它适应性强，大大拓展了水稻的种植边界。

这引发了一场连锁革命。首先，是复种指数的飞跃。江南普遍推行“稻-稻”或“稻-麦”连作，单位土地年产出倍增。其次，是土地利用的深化。原本因为水源或积温限制无法种稻的丘陵旱地，也能飘起稻香。最后，它提供了宝贵的抗灾弹性。在主要作物因水旱歉收时，生长周期短、管理相对粗放的占城稻，常常成为救命的“接茬口粮”。

周必大在地方为官时，曾大力推广“劝种二麦、杂粮与占城稻”。他比喻道：“五谷如五指，各有短长。独伸一指，易为折伤；五指并握，乃成拳掌。” 作物的多样化与稻作制度的革新，极大地增强了整个农业系统的稳定性与产出，这是养活庞大人口的物质基石。

第五幕：从果腹到富足——专业化的田园

农业的进步，不仅体现在主粮上，更体现在农业生产的高度商品化与专业化上。这为百姓提供了超越温饱的可能。

周必大退隐后，在故乡置办了一处小田庄。他并非为了牟利，而是作为一个观察的窗口。庄内不仅种稻，还依地势辟有鱼塘、桑园、菜圃、花畦。他记录到：

“塘中养鲩、鳙、鲢、鳊，岁末出售，其利倍于田。桑叶饲蚕，茧缫丝，虽费工，然一岁之丝，足抵十亩之稻。圃中时蔬，晨摘暮鬻于市，直（值）虽微，然周转极速。”

他的田庄，是宋代农村经济的一个缩影。在太湖流域，形成了“桑稼并举”的生态农业模式；在福建，山地遍植荔枝、柑橘，“闽水之利，鱼盐之饶，荔柑之珍，航巨舰以通四方”；在成都平原，“土狭民稠，农户常兼营纺织、酿酝、百工之技，以补岁入”。

这种专业化与商品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抗风险能力增强；其二，推动了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为城市提供丰富商品；其三，创造了大量农业之外的就业，吸纳了剩余劳动力。农业不再仅仅是糊口的产业，更成为财富增值的源泉。正是这种“吃饱”之后的“吃好”和“致富”的经济活力，支撑起了宋代灿烂的城市文明和文化的极度繁荣。

终章：藏富于地，立命于农

晚年的周必大，在平园对整理文稿的子孙们，说出了最后的农业观感：

“我辈常言汉唐武功，叹其疆域之广。然我宋之盛，盛在何处？盛在藏富于地，立命于农。”

“你们看那山间梯田，是向天争地；看那精钢铁犁，是以巧代力；看那万里塘浦，是以人驯天；看那种子流转，是以异邦之产丰我国本；看那桑麻果蔬，是化土地之产出为万家之资财。”

“前代养民，重在‘均’——均田以安户。我宋养民，重在‘尽’——尽地力，尽人力，尽物性。 法令鼓励垦殖，工巧革新器具，国家主持大役，海客传来嘉种，市廛流通百物……万千脉络，最终都汇聚到一件事上：让每一寸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让每一个农人，创造更多的价值。”

“故而，那一亿生灵，非天所赐，乃人以智慧、勤劳与协作，从土地中一寸一寸挣出来的。此中经验，看似俱是稼穑琐事，实乃治国安邦之至理：重农，非仅重其税，乃重其技、重其利、重其民。农安，则天下安；农富，则邦本固。”

窗外，又是江南的丰收时节。那从占城远道而来的稻种，已在中华大地扎根数百年，化为无边稻浪。稻浪之上，是一个凭借前所未有的农业智慧，第一次成功承载起亿兆生民的伟大文明。周必大与无数宋人的故事，就沉淀在这片深厚的土地里，至今，当我们端起一碗米饭时，那场千年前的“绿色革命”的余温，仿佛仍在指尖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