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耒耜到算法:中国农业文明的传承与跃升

文｜王敬雅

ID | BMR2004

当人工智能开始重塑现代农业图景时，回望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纵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特征：它过早地抵达了传统技术的顶峰，却又在漫长的岁月中缓慢演进。早在新石器时代，稻作文明已在长江流域萌芽；秦汉时期，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与水利网络已基本成熟，奠定了此后两千年农业发展的基本范式。

然而，这种“早熟”并未催生持续的技术革命，反而在宗法制度、小农经济与重农抑商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内卷化发展为核心的高水平均衡。这种独特的农业发展轨迹，不仅塑造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更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历史进程。在智能技术试图破解“三农”问题新命题的今天，理解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农业发展历史，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技术之外的思考角度。

中国农业的“早熟性”并非指其起源时间早，而是指它在起源后迅速步入成熟阶段。与西亚地区从农业发生到进入农业社会经历漫长过程不同，中国在农业起源阶段停留的时间较短。考古学显示，早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如半坡遗址已出现较高水平的农业，进入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而仰韶文化之前似乎缺乏清晰的过渡环节，若排除考古缺失的可能，这恰恰印证了中国农业的“早熟性”——农业起源后很快便形成了农业社会。

这种“早熟性”尤其体现在北方的黄土高原地区。该区域气候温凉、半干旱半湿润，适宜粟、菽等耐旱作物生长；植被属稀树草原，既非难以开垦的热带雨林，也非贫瘠的荒漠草原，易于开发。黄土层本身肥沃、蓄水性好且土质疏松，仅用木石工具即可开垦耕作，因此在牛耕和铁农具推广前，这里已发展出发达的耜耕农业。同时，定居生活得以顺利实现：河流两岸的阶梯状台地及具有柱状节理的黄土，便于挖掘窑洞或建造半地下式房屋，考古发现黄河中上游及其支流沿岸分布着密集的农业居民点。正是这种早熟的农业，为中国早期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与牛耕的出现，推动中国农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至秦汉时期，已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的技术基础与生产模式。汉代继承并发展了秦代的农业制度，在国力强盛与文化繁荣的支撑下，使中国农业文明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高峰，奠定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这一传统农业阶段，中国长期保持技术先进地位，并形成了系统化的农业技术体系。汉代不仅推广了犁、耙、锄等基础农具，还发明了耧车等精密播种工具，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农具体系。在土壤科学方面，中国古代先民对土壤形成、肥力分类、改良方法等方面形成了系统认知，积累了丰富经验，相关成就在世界土壤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耕作制度上，中国较早告别了长期“休闲制”（起源于夏商西周时期，是种植制度的一种核心形式，主要通过季节性休耕或全年休耕来实现地力恢复和生态修复），迅速发展为轮作复种制度，并配套形成了包括栽培技术、用地养地、集约经营在内的完整技术体系。相比之下，欧洲长期实行“休闲制”，直至18世纪农业革命才逐步推广轮作制。正如英国学者 Francesca Bray在1980年访华时所指出的：“与14世纪《王祯农书》中描绘的高度发展的中国农业制度相比，中世纪欧洲农业确实是原始的。”

同样，在中国农业技术“早熟性”的整体框架下，水利灌溉的发展呈现出与之高度同步的早期系统性成熟特征。传说中的大禹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古书中就有“尽力乎沟洫”的记载——古人将开挖沟渠、开展灌溉排水视为国家要务。至商代，甲骨文中有了一系列象征灌溉渠系的文字。考古更发现了殷墟附近由干渠、支渠、毛渠构成的多级灌溉网络，且渠道间设有水位落差，显示出相当科学的规划水平。这标志着至迟在商代，中国已出现了经过精密设计的、系统化的农田水利工程。

大型综合性灌溉工程于春秋时期已臻于完善。公元前6世纪，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兴建了期思陂和芍陂。其中芍陂周长约60公里，设有可调节的进水与放水口门，能“吐纳川流”，灌溉大面积农田。这类工程不仅规模宏大，更兼具蓄、引、灌、排的综合功能，其技术理念与工程实践，在世界同期水利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业这种令人瞩目的“早熟性”，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并未导向持续的、突破性的生产力革命。比如铁犁牛耕、精耕细作与轮作复种等范式，在秦汉已基本确立，直到解放前，两千年始终没有脱离这种模式。虽然当中也有一些技术的发展，犁的形态虽从直辕改为曲辕，材质从铸铁进步到部分钢刃，但始终依赖人力或畜力牵引，未能向机械动力过渡。

同样，早在汉代，中国就已形成耕、耙、耱、耧的完整农具体系。宋元时期，虽出现如秧马、风力水车等新工具，但仍属于应对人口压力下的劳动密集型补充，而非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革命性发明。宋元以后农具发展的重点，是转向小规模的轻便化和精细化，而非节省人力或扩大规模。这种“精细化”的本质，是通过更复杂的工序与更多劳动力投入来维持产出，而非通过技术创新解放生产力。

中国古代农业进入“早熟”之后却陷入了漫长的技术缓慢演进期，革新多为局部改良，缺乏颠覆性突破；在奠定精耕细作的基本范式后，其整体发展轨迹更呈现出“高位徘徊”的缓进状态。早期的技术领先与体系成熟，与长达千年的渐进式改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早熟却缓进”的悖论，正折射出传统农业社会内在的结构性约束。

中国早在汉代就已推广轮作复种，唐宋以后发展出两年三熟甚至一年两熟制。这种制度本质上是在土地有限条件下，通过集约投入劳动与时间以增加产出。然而，复种指数的上限是土地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地力消耗的加剧，迫使肥料投入持续增加，但劳动力收益并没有显著增长。明清时期引入玉米、甘薯等新作物，虽缓解了粮食压力，却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密集型的种植模式，而非推动技术体系升级。

当然，我们不能以现代的眼光苛责古人的技术进步，而是理解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与环境约束。历史上，中国农业所表现出的“早熟而缓进”的特性，是其在特定自然与社会结构下形成的适应性结果。这样的生产模式，既塑造了高度成熟的精耕细作体系，也形成了以劳动密集、经验性技术为主、生态循环为特征的生产力形式。正是这一相对稳定且自我强化的系统，支撑了中华文明长期的延续与繁荣，同时也构成了近代化前夕中国生产力的基本形态。

阻碍古代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原因有很多，从表象上来说，中国古代农业技术推广长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突出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与滞后性。在技术层面，农业的重心严重偏向种植业，尤其是良种选育，而畜牧、渔业及其他生产环节则相对薄弱。因为中国古代特有的集权体系特征，农业技术的推广体系高度依赖行政力量，民间参与不足。因此，农业技术推广会受地方官员个人认识的局限，导致推广效果在地区与时代间差异显著。

这种失衡的深层根源，在于传统体制与小农经济的制约：农民被剥夺参与权利，推广活动经常直接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同时，自给自足、规模细碎的生产模式，既限制了农户间的技术交流，也削弱了他们采纳新技术的意愿和能力。此外，体系运行严重滞后，技术发明到实际应用周期漫长，集权体制下“官工”（大型工程均有官方组织）“禁榷”（重要物资的政府专卖）等政策，重道轻器的文化观念都进一步束缚了技术创新与传播，最终使得农业技术推广长期陷于低效、被动的发展状态。

从当时的社会制度的适配性上来说，宗法、专制制度通过社会结构与经济政策，直接阻碍了农业技术进步。在社会层面，社区组织与宗族网络高度合一，行政权力与血缘权威叠加，将农民牢固束缚于土地与家族关系中。这种格局强调等级与服从，压制了个体的逐利行为与创新动力。集权制度为维护统治稳定，长期推行系统性的“抑商”政策，认为商业活动会动摇农耕秩序、威胁社会安全，从而削弱了农业与市场的联系。这使得农业生产被局限于自给自足和完成赋税，不能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利润，也就没有动力刺激技术革新了。

对农业技术进步更直接的阻碍，来自古代社会对农业剩余产品的掠夺。数千年来，持续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几乎榨干了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农民在缴纳地主的地租和国家的赋税后，几乎没有剩余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技术改进。这样也正合了统治者稳定社会的愿望：通过抑制商品经济、掠夺农业剩余，系统性地消除技术进步所需的资本前提和市场激励，使中国农业长期陷于简单再生产的“内卷化”循环，难以实现质的突破。

“内卷”——现在这个已经被广泛应用的概念，最早就是在经济史研究中，来形容农业这种“边际效益递减”的状态。农业生产的“内卷化”指的是在一定的土地与技术条件下，劳动投入持续增加，而人均产出却难以相应增长，甚至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的发展形态。这一现象在传统小农经济体系中尤为显著，与现代化农业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规模效益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农业尤其是明清以来，在人口压力下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特征。在耕地扩展受限、生产技术未有根本突破的背景下，农户为维持生计，只能不断投入更多劳动力于有限土地上，进行精细化耕作或转向劳动密集型作物种植。然而，这种过度密集的劳动并未带来亩产的显著提高，反而导致人均产出停滞甚至下降，形成“没有发展的增长”。

内卷化的形成与多种条件相关：第一，土地资源约束与人口压力的结合，迫使农业系统转向劳动密集型模式；第二，技术长期停滞，生产工具与耕作方式未能实现质变，难以突破产量天花板；第三，小农经营体制下，农户缺乏资金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能力，只能依赖家庭劳动力不断自我挖掘；第四，社会结构固化，农民没有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渠道，劳动力被牢牢吸附在土地上。

这种内卷化状态，一方面维持了高人口密度下的农业社会存续，体现出极强的韧性与自我延续能力；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延缓了产业转型与结构升级，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重要历史原因。直至现代技术输入与制度变革后，这一格局才逐步被打破。

长久以来，中国农业的缓慢发展塑造了中国文化内敛的特征。老子哲学是这种心理的代表。古代理想的社会，就“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稳定和平，商品交换也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宋以前的思想家就普遍认为，对外交换不过是带来些珍奇异物。明代的思想家认为中国不需要海外产品，而国外很需要中国货。到清代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给英国国王的回信中还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物。”这些都反映了农业文化的自我满足、自我隔离心理。

回望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漫长轨迹，“早熟”与“缓进”构成了其最显著的历史特征。这种特征深深植根于特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结构与制度之中，塑造了传统农业的内在韧性，却也形成了难以突破的内卷化路径。

如今，在“AI+农业”带来颠覆性变革的时代，理解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评判过去，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知现实——技术的飞跃不仅取决于工具本身的革新，更依赖于与之适配的社会经济生态。从历史智慧中汲取经验，在技术更迭时保持反思，或许是中国农业在迈向智能化未来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