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林类高职院校服务“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研究

农林类高职院校服务“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本文立足于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精神内核，紧密围绕“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结合《教育强国规划纲要》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系统性地探讨了农林类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革新、科技创新能级提升、产教融合机制深化以及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等关键维度的转型路径与发展策略。通过整合剖析部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的典型实践，并借鉴高校在智慧农业领域的探索经验，本文构建了“定位重塑—专业优化—人才培育—科技赋能—治理创新”五维协同的理论框架，进而提出一个以“需求精准对接、产教深度融合、科技核心驱动、治理现代高效”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体系。本研究旨在为农林类高职院校在“十五五”期间精准服务国家农业强国战略、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可操作性的参考指南。

关键词：农林类高职院校；十五五规划；农业农村现代化；产教融合；新农科建设；发展路径

引言

“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是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速迈向农业强国的决定性阶段。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导向，这不仅为“三农”工作擘画了清晰蓝图，也对涉农高等教育，特别是直接面向产业、扎根基层的农林类高职院校提出了全新的时代命题与更高的功能期待。

《教育强国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增强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当前，面对农业农村领域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与技术升级，我国农林类高职院校在履行服务使命的过程中，仍普遍存在专业结构与快速演进的产业需求契合度不足、产教融合停留于表面而未能触及深层次协同、科技创新与应用转化能力相对薄弱、内部治理体系灵活性不够等现实挑战。因此，立足于“十五五”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期，系统研究并构建一套科学、有效、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引导农林类高职院校实现战略性转型与内涵式提升，对于其自身高质量发展以及支撑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局，均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

一、精准锚定国家战略，重塑院校发展定位与目标体系

（一）强化使命担当，明确战略服务面向

农林类高职院校必须从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重新审视并确立自身的核心使命，将“支撑农业强国建设”与“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内化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遵循。这要求院校构建一个“国家战略需求引领、区域发展特色驱动、院校自身优势彰显”三位一体的定位体系。

具体而言，应深度对接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强调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效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四项核心任务，将宏观政策语言转化为清晰的行动纲领。院校应着力打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应用技术研发与推广枢纽”以及“乡村社会发展智库”，形成目标明确、功能互补的“人才-科技-服务”立体化支撑体系。

实践案例表明，精准定位是成功的关键。例如，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区域社会需求，创新实施“海岛支老”项目，通过构建“校政企行”多元协同机制，形成了“7个固定服务点+14项核心服务内容+N项延伸服务”的“7+14+N”综合服务模式，有效破解了偏远海岛养老服务难题，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样板”。这一实践深刻启示我们，农林类高职院校的发展定位必须“顶天立地”——既要对标国家宏观战略，又要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通过“一县一策”“一村一品”式的精准服务，实现“国家意志、区域诉求、院校行动”三者之间的无缝衔接与同频共振。

（二）聚焦关键领域，优化量化发展目标

在明确战略方向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农林类高职院校需进一步将宏观使命转化为可衡量、可操作、可考核的量化发展目标。这要求院校精准对标中央一号文件所部署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人工智能与农业深度耦合”“生物育种产业化推进”“设施农业现代化改造”等十大重点攻关领域，制定清晰的发展路线图与时间表。

借鉴河南农业大学的先行经验，该校通过系统整合资源，构建了跨学科的智慧农业专业集群，并成功开发出基于大数据与物联网技术的高标准农田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农工结合、农理渗透、农医交叉”的学科专业新生态，为众多高职院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农业+”学科建设范式。在目标设定层面，建议构建一个层次分明、相互支撑的“三级目标体系”：

一级目标：定位于服务国家战略核心，例如，确保培养的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成为扎根乡村的现代农业建设者。

二级目标：聚焦于支撑区域产业发展，如深度服务山东临清轴承产业集群、云南全球花卉产业集群等地方特色经济，成为区域产业升级的“人才泵”和“技术源”。

三级目标：着眼于提升院校自身核心竞争力，例如，建成若干个国家或省级水平的智慧农业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技术协同中心。

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目标分解与自下而上的资源统筹，最终形成“国家战略牵引、区域需求对接、院校能力跃升”的良性联动发展格局。

二、动态优化专业体系，紧密对接产业升级与区域需求

（三）推动传统优势专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面对农业产业的深刻变革，农林类高职院校的传统优势专业，如种子生产与经营、作物生产技术、畜牧兽医等，绝不能固步自封，而必须实施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改造。这一改造的核心在于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绿色生态技术等前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内涵与课程体系。

山东省寿光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范例。该基地通过对传统日光温室进行“下沉式、大斜面、外保温”的创新型结构设计，并集成应用智能分时关启外保温系统、温室间能量转移系统等先进技术，实现了蔬菜生产全流程的云端智能化托管与精准化管理，成功塑造了“传统棚型架构+现代智能内核”的产业升级范式。这明确启示我们，传统专业的改造升级，并非简单替换，而是要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目标是培养既懂农业生产规律、又掌握现代智能装备操作与数据分析能力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从而构建起“基础厚实、技术前沿、适应性强”的专业新形态。

（四）前瞻布局新兴交叉专业与专业方向

为抢抓农业产业发展新机遇，农林类高职院校必须以前瞻性眼光，积极布局和发展一批新兴交叉专业。这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智慧农业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智能化检测、农村电子商务与供应链管理、乡村规划与数字化建设、乡村治理与社会工作、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技术、森林生态旅游与康养等。这些专业应立足于“农业+”的融合创新理念，打破学科壁垒。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为此提供了生动注脚。该校通过实施“低空技术赋能乡村治理”项目，将无人机应用技术与乡村公共管理、环境监测、应急巡查等需求相结合，打造了“智巡乡野”产教融合创新品牌，有效探索了“技术工具+治理场景”的交叉专业建设路径。新兴专业的建设，必须配套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课程模块-实训体系-师资队伍”一体化解决方案，确保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五）深化具有区域特色的专业集群建设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农林类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必须深深植根于地方土壤。院校应紧密结合所在区域的主导农业产业、特色资源与经济结构，打造“一县一业、一域一品”的特色专业集群，实现与区域产业链的精准对接与深度融合。

以享誉全球的云南花卉产业为例，服务该集群的院校，应系统构建覆盖“新品种选育与种苗生产—绿色高效种植—采后处理与精深加工—智慧冷链物流—品牌电商营销”的全产业链专业群，形成“产业环节延伸到哪里，专业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紧密互动关系。这种建设模式尤其需要强化“校地共生”理念，深化与地方政府、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例如，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与温州市洞头区鹿西乡政府共建海岛适老化改造项目，便是“政府出题、院校解题、企业助力”协同机制的典型体现，实现了专业建设与地方民生改善、产业发展的同向同行。

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培育“新农人”与“兴乡者”

（六）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多元协同育人共同体

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两张皮”问题的关键，在于将产教融合从“协议合作”层面推向“实体化运作”与“利益共生”的深度。农林类高职院校应主动牵头或深度参与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形成“政府统筹、行业指导、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四轮驱动协同育人机制。

广西南宁市围绕比亚迪电池等重大项目打造的智能制造产教联合体成效显著。该联合体通过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建共享实训基地、互聘互用师资，实现了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的无缝对接，毕业生本地就业率超过80%，形成了“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入企、毕业即就业”的良性循环。深度的产教融合必须落实“双导师”制，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将行业企业标准、真实生产项目、职业资格认证有机融入课程体系与教学过程，构建“岗位能力清单—课程教学模块—技能证书获取”贯通的人才培养方案。

（七）强化实践教学，构建虚实结合的能力训练体系

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实践环节是重中之重。农林类高职院校需持续加大投入，建设一批技术先进、场景真实、管理规范的高水平专业化实训基地。同时，要积极探索“虚实融合”的实践教学新形态，打造“校内基础实训—校外基地轮训—企业顶岗实习—社区服务实践”的递进式、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

武汉职业技术大学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实践提供了创新思路。该校利用虚拟仿真技术构建高保真的光学零件制造虚拟生产线，让学生在高度仿真的环境中反复进行工艺训练与优化，再将最优方案应用于实体操作，使产品工艺合格率显著提升至98%。这种“先虚后实、虚实结合”的模式，有效解决了高端设备成本高、损耗大、实训风险高等难题，为农林类复杂、长周期生产过程的实训教学提供了宝贵借鉴。实践教学必须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紧密结合，将智能农机操作、农业无人机应用、农产品电商运营等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融入教学与考核，推行“课证融通”，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有机统一。

（八）融入新农科建设，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

农林类高职院校应积极响应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号召，探索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新农科”建设之路。这不仅是专业与课程的调整，更是教育理念、培养模式和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变革。

东北农业大学等高校发起的“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经验交流会”，形成了诸如“耕读教育”传承与创新、“定制村干”定向培养等一批改革范式，并在多省推广。对高职院校而言，改革重点应包括：强化“课程思政”，开设“中国农业文明”“生态伦理”等核心通识课程，将“知农爱农为农”情怀培育贯穿全程；改革教学方法，广泛采用项目式、案例式、探究式教学，依托“科技小院”“教授工作站”“田间课堂”等平台，让学生在解决真实乡村问题中增长才干；完善评价体系，建立以能力产出为导向，涵盖知识、技能、素养的多维评价标准。

（九）注重综合素质，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

面向未来的“新农人”与“兴乡者”，不仅需要过硬的技术技能，更需要健全的人格、深厚的“三农”情怀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农林类高职院校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弘扬艰苦奋斗、扎根基层的“自找苦吃”精神。

中国农业大学通过开展新生学业适应性追踪调查与毕业生中长期发展调查，构建了“学业表现—就业质量—职业发展”全链条数据反馈系统，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改进提供了科学依据。院校应开设乡村政策解读、农业经营管理、农村合作社实务、农村金融基础、创新创业教育等拓展课程，提升学生的组织协调、资源整合与经营管理能力。同时，要积极鼓励并组织学生参与“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等国家基层项目，让学生在服务奉献中深入了解国情农情，坚定理想信念，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需要的统一。

四、提升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能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十）构建应用导向的技术研发与协同推广平台

农林类高职院校的科技创新，必须坚持“应用为王、解决问题”的导向。院校应主动联合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建实体化运行的“协同创新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和“产业技术研究院”，聚焦区域农业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和共性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泽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建数字产业创新学院，共同研发物联网智慧农业实训系统并应用于本地农业企业，有效推动了传统农业装备的智能化升级，形成了“企业出题、院校研题、师生解题、成果落地”的良性循环。平台建设应重点瞄准生物育种、智能农机装备、农业传感器、生态循环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前沿与急需领域，构建从技术研发、中试熟化到示范推广的完整链条，真正成为区域农业产业技术进步的“策源地”和“加速器”。

（十一）拓展社会服务的广度、深度与精度

社会服务是农林类高职院校价值的直接体现。院校应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组织师生以“科技特派员”“产业服务团”“规划设计队”等多种形式，深入乡村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成果示范、农民培训、规划咨询、文化服务等多元化服务。

河南农业大学依托国家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组织专家团队深入主产区，开展粮食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培训，为国家粮食产能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打造了响亮的科技服务品牌。在数字化时代，社会服务模式也需创新，应大力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利用远程教育平台、在线专家系统、短视频等新媒体工具，开展跨时空的技术培训与咨询，提升服务的覆盖面和即时性。此外，服务范畴应从单一的生产技术，扩展到乡村规划、环境治理、基层党建、社区文化建设、数字乡村建设等更广泛的领域，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全方位的智力支持。

（十二）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普及者与示范者

农林类高职院校应在农业前沿技术普及与应用中扮演“播种机”“翻译官”和“示范田”的关键角色。要致力于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生物技术等看似“高冷”的新质生产力要素，转化为广大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术和解决方案。

例如，目前已在一些园区应用的“AI+5G”西红柿智能种植系统，通过部署各类物联网传感器，构建作物生长模型，实现了对环境因子、水肥投放的精准智能化控制，不仅大幅提升了产量和品质（如果实可溶固形物含量稳定超过7%），还节约了资源与人力。农林类高职院校应积极引入并示范此类系统，通过建立校内示范基地、组织现场观摩、开展对比试验等方式，直观展示新技术带来的效益提升，消除农户的应用顾虑，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形成“技术引领—模式创新—效益显现—广泛采纳”的农业创新发展生态。

五、强化内部治理与保障支撑，激发办学活力

（十三）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

教师队伍是院校发展的第一资源。农林类高职院校必须把建设一支“师德高尚、技艺精湛、专兼结合、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作为核心任务。要大力改革教师招聘和评聘制度，更多地从行业企业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突出技术技能的技术能手、管理骨干担任专兼职教师。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等推行的“双师双能，双向流动”机制值得借鉴，即要求专业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锻炼，同时聘请企业专家深度参与教学与研发，形成常态化的人员交流机制。必须完善教师评价体系，将教师参与技术研发、社会服务、指导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乡村振兴的实绩，作为职称评聘、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引导教师走向产业前沿和乡村一线，培育一批在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工匠之师”和“产业教授”。

（十四）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投融资机制

面对发展资源约束，农林类高职院校必须拓宽思路，积极构建“政府投入为主、多元主体参与、市场机制调节”的资源配置新格局。要认真研究并充分利用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的政策红利，积极争取财政专项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对涉农学科专业建设、重大实训基地、研发平台项目的支持。

同时，要善于撬动社会资本。可参考广西农垦集团发行全国首单“绿色+乡村振兴”资产支持证券（ABS）的模式，探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融资、设立产业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多种方式，吸引金融资本和社会力量投入涉农职业教育。院校内部要建立以战略目标为导向的资源分配机制，优先保障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区域急需、具有发展潜力的重点专业和项目，提高资源使用效益。

（十五）深化内部管理改革，提升治理效能

良好的内部治理是激发办学活力的保障。农林类高职院校需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为基层减负”的要求，着力破除行政化、形式主义弊端。要优化组织架构，推进管理重心下移，赋予二级院系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激发其主动对接产业、服务社会的内生动力。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在“海岛支老”项目中形成的“校政企行”高效协同机制，便是内部管理灵活适应外部需求的成功体现。院校应建立健全以“服务乡村振兴贡献度”为核心指标的内部评价与激励制度，将服务成效与部门考核、资源配置、个人发展紧密挂钩。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推动管理流程再造与数据共享，建设智慧校园，提升管理服务的精细化与科学化水平，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干事创业的制度与文化环境。

结语

“十五五”时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五年，也为农林类高职院校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院校必须摒弃惯性思维，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将自身发展深度融入国家“三农”工作大局。通过实施定位重塑、专业优化、模式创新、科技赋能与治理升级的系统性工程，持续增强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适应性、贡献度和吸引力。唯有如此，农林类高职院校才能不负时代所托，切实履行好为农业强国建设培养大批卓越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有效技术技能创新、贡献优质社会服务的崇高职责，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书写下高等职业教育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