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树损害房屋应由林业主管部门赔偿吗

2026年6月（假定时间），Z县磨坪乡六家包村发生一起古树断枝损毁村民财物案，林权人兼管护人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其财物损失。人民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其部分请求。人民法院的判决正确吗？不正确。试分析如下：

一、简要案情

Z县磨坪乡六家包村村民李安华房屋外5米处有一株树龄为713年的古灰楸，生长环境良好，平均冠幅10米，树高20米，胸围413厘米，权属为李安华所有，管护人为李安华。

2013年12月17日，Z县磨坪林业工作站（甲方）与李安华（乙方）签订《Z县古树名木管护协议书》，约定双方责任义务为：

甲方：1.负责林业政策法律法规宣传，营造古树名木保护和管理的良好氛围。2.对古树挂保护标志，支持乙方在管理中的合法行为，对破坏古树名木行为严格依法依规处理。3.检查、指导、考核管护工作，从2014 年开始，对乙方考核合格的每年给予300 元管护补助资金。

乙方：1.加强古树生存保护和管理。严禁对古树乱采、乱挖，确保古树正常生长，严禁挤占古树生存空间的建房、修路等项目建设，不得有涉及树体生命危险的采摘叶、花、果等行为。2.加强树体保护和管理。不得在树体上刻划、剥损树皮、攀枝折条，不得在树体上钉钉子、缠绕铁丝或绳索，不得在树体上挂杂物或利用树干做支撑物，在民俗或祭祀中，注意防火、防爆。3.加强树下土壤保护与管理。不得在古树下挖坑取土或堆土，对根系裸露的古树应及时培土保护，高温缺水时应适时灌溉。4.加强科学复壮管理。在上级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对树体洞坑、大伤等修复和树势复壮管理。5.加强信息沟通，及时向村委会、林业站、林业局汇报管理情况。

自2014 年开始，李安华每年从Z县磨坪林业工作站领取300元管护资金。

2026年6月17日，古树被暴风雨刮断，断枝砸坏李安华房屋及室内家具家电、附属设施，损失共计10.65万元。李安华向Z县磨坪林业工作站提出赔偿，后者认为此为天灾，不同意赔偿，但可以向上级申请给予一定的补偿。李安华不服，遂以Z县林业局“疏于管理”为由，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请求Z县林业局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Z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林木折断致财产损害的特殊侵权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院确认原告（李安华）是案涉古树的养护责任人，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管理人”。

同时，《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800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城市绿化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相关工作。该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档案，并按照有关规范和要求，对古树名木设立保护标志，建设相应的保护设施，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根据以上规定，被告（Z县林业局）作为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职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管理人”。

因此，原告与被告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管理人”，双方构成案涉古树的共同管理人。综合考虑双方权利义务，确定由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原告自己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向原告给付古树折断损坏房屋、家具家电的损失及评估费共计7455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对本案判决的评析

（一）混淆民事“管理人”责任与行政“管理职责”，错误认定共同管理人身份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利于加强古树名木日常养护的原则，明确有关单位、个人作为古树名木的日常养护责任人，与日常养护责任人签订日常养护协议，根据古树名木权属情况、保护等级、养护状况、养护费用等，明确双方权利义务。”Z县磨坪林业工作站与李安华签订的《Z县古树名木管护协议书》，属于行政协议或委托管护合同，与民事合同在性质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责任主体是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这里的“管理人”是指在事实上对林木进行直接控制、维护、管养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通常基于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或合同约定等产生。

对李安华而言，其作为古树所有人与养护责任人，基于《Z县古树名木管护协议书》获得每年300元补助，并承担具体的日常养护、报告等义务，可以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管理人”。

对Z县林业局而言，其作为县级人民政府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等规定，行使的是对辖区内古树名木资源进行普查、建档、指导、监督、检查、审批、抢救复壮等行政管理职责。这是一种公法上的职权与职责，而非民事上对特定物进行直接占有、控制、维护的“管理”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条【古树名木保护】规定：“国家保护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禁止破坏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及其生存的自然环境。”该法第六十六条【主管部门监督职责】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修复、利用、更新等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这是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古树名木保护职责的“源头”。《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建设相应的保护设施，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其职责性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一致，属于“行政管理职责”，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民事管理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要求古树名木主管部门采取保护措施，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和生态保护；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要求管理人尽到注意义务，目的是为了防止林木对他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尽管两者在客观上可能都涉及对树木的保护或维护，但其立法目的、义务来源和法律责任性质存在本质区别。

Z县人民法院判决将行政机关基于公法职责的“管理”等同于民事侵权意义上基于物权或事实控制的“管理”，这有“望文生义”、偷换概念之嫌。将基于行政授权或委托行使公权力（监管、指导）的行政机关，与基于所有权或合同约定承担具体管护义务的私人主体，一并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的“共同管理人”，模糊了公法与私法、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边界。这导致在后续责任划分时，错误地将行政监管履职情况与民事侵权过错进行混同评价。

（二）Z县林业局依法履行的是行政管理职责，如存在履职过错，其应承担的是行政责任而非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责或法定义务。它要求行政部门主动作为，对古树名木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其属于行政管理规范，规定的是公共管理职责，而不是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所规定的民事责任。如果主管部门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该职责，则构成行政不作为或不适当作为，需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国家机关未依照本法规定履行职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务院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即使确认Z县林业局的不作为给李安华造成了损害，那也应当在行政和国家赔偿程序下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民事程序来“抹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在主体性质、法律关系、责任性质和救济途径上均不相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来界定Z县林业局责任，实属“张冠李戴”。

（三）Z县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李安华民事诉讼，告知其以其他合法途径寻求救济

Z县人民法院判决的核心错误在于，将行政机关基于公法承担的、不针对特定物的、宏观的行政管理职责，与民事主体基于物权或合同承担的、针对特定物的、具体的管护义务，错误地等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中的“管理人”责任。因而，其基于此认定而作出的判决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

Z县人民法院的正确裁定为：原告以“财产损害赔偿”为案由对被告提起民事侵权赔偿诉讼，系对被告行为性质的认识偏差及对法律救济途径的选择错误。被告在本案所涉古树管理中的角色是行政管理者，而非民事管理人，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本案系天灾引起，原告财产损失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寻求救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

三、本案的处理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侵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李安华与Z县林业局在本案中均无明显过错。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日常养护责任人的技术指导和培训，提高日常养护责任人的科学养护能力。日常养护责任人应当严格履行养护义务，对损害古树名木及其生长环境的行为应当予以制止。

“日常养护责任人发现古树名木遭受损害或者出现生长异常等情形的，应当及时报告县级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县级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对所涉古树名木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

对李安华而言，根据他与Z县磨坪林业工作站签订的《Z县古树名木管护协议书》，他有“在上级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对树体洞坑、大伤等修复和树势复壮管理”的义务。这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有些强人所难。古树名木管护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别是对树木的救治、复壮，更是有很强的技术性，对一株树龄为713年的古灰楸来说，一位无专业知识的村民显然无法胜任该项任务。在此方面，管护人的核心义务应当是发现并报告风险。在暴风雨天气里，从理论上来讲，在暴风雨天气里，这株古灰楸的确有断枝的风险，但这种风险是常识性、经验性、概略性的，并非科学的、确定的、必然的，就像人们普遍认为的“大风有可能刮断树枝”一样。李安华对这种风险报告与否，没有实质或实际意义。当然，更不能要求一名普通管护人对某种天气下树木损害的风险程度作出准确判断。因而，认定李安华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管理人过错责任，当属苛责过严。

对于Z县林业局而言，其不能因为“暴风雨有可能刮断树枝”这一风险，就要求对全县林木采取加固、整枝甚至是采伐措施。暴风雨的发生，在南方地区属于发生频率较高的天气现象。每次灾害天气发生后，树木都会有损毁，而且这种损毁有很大的随机性，事前难以预判。对古树名木而言，其风险性或需要关注的程度的确要高于普通树木，国家为保护愿意付出的成本也要大一些，但法律仍然不能要求对其每根枝条都采取措施加固，并保证不出任何意外。这不符合行政效益原则和比例原则。法律不能要求行政机关为了消除一个潜在的风险，就不计成本地动员社会成员去做“无节制”的事情，以期实现一个达不到的目标。而且，古树名木保护有其独特的要求，需要保持树木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在非特殊和必要情况下，一般不能直接采取修剪、移植或采伐的方式消除其潜在的安全风险，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其生态、历史、文化等价值。也就是说，法律对古树名木可能造成的财物损毁风险应当要有更大的包容性。再者，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设定行政机关义务和责任，是以能正常履行或完成为前提的，对不可能完成或需要付出很大成本才能做到的，法律不会予以苛责。因而，不能因古灰楸在暴风雨天气里断了一根枝条就认定Z县林业局不作为或怠于履行职责。

从根本上来说，本案是因不可抗力而发生的财物损坏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笼统来看，暴风雨引起财物损坏是可以预见、可以避免且可以克服的，似乎不符合不可抗力特征，但这只是一种表象。从实质上看，某株树的某根枝条能否折断造成财物损害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且基于行政效益原则和比例原则，这种损害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对于本案中这棵特定古树在特定时间发生断枝的具体损害事件，其发生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超出了日常管护所能防范的合理范围，属于不可抗力。

那么，李安华的财物损失怎么办呢？其自认“倒楣”吗？当然不是。他可以依法申请Z县人民政府给予补偿或照顾其利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因生态保护等公共利益需要，造成古树名木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涉及属于集体所有、私人所有的古树名木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合理照顾有关单位、个人的利益。”这样，既能弥补受害人损失，又能守住民事侵权与行政责任之间的界河，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