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目录及摘要
官网链接：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NJNS/detail?uniplatform=NZKPT[2]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阻滞困境与实现进路[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约束条件与机制创新——来自金海白茶案例的证据[4] 撬动“沉睡”资源：村社集体资源整合如何驱动乡村价值共创[5]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基于江苏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检视[6] 城乡延展：农民家庭生活的时空结构与关系实践[7] 被悬置的公共性：乡村设施空转的结构性困境与治理逻辑[8] 数字赋能何以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基于杭州市T村的研究[9] 资源拼凑视角下小农户自主对接市场的实践机制研究[10] 多重关系网络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生计韧性的促进效应及其作用机制[11] 城郊村民“工租兼业”生计中的认知差异与经济分化[12] 政策内耗：高势能政策的基层执行机制与非预期后果[13] “市场-行政”叠置治理：农地使用效率与安全目标冲突下的协同困境及其应对机制[14] 特色农业发展对县域农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机制研究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面对气候变化加剧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紧迫形势，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引领农业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化发展对农业产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产业绿色转型，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这种提升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东部、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及平原地区表现更为突出；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提升和非农就业是数字化赋能农业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传导渠道。本文立足中国农业发展实际，为持续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系统性提升农业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实践依据和决策参考。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46[2]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阻滞困境与实现进路1.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农业绿色发展是现代农业演进的根本方向，新质生产力以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为破解传统农业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压力增大和生产效率低下等挑战提供了全新工具和有效路径。从理论逻辑看，新质生产力能够拓展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优化农业要素配置以及改善绿色生产的激励相容条件，为赋能提供了学理依据；从现实逻辑看，增强农业竞争力、回应消费结构升级、推进农业全链条绿色转型的共同需求，构成赋能的内在动力；从技术逻辑看，生物育种、智能装备、数字信息及生态循环等先进技术的突破与融合，为赋能提供了路径支撑。然而，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发展仍面临资源环境承压、关键主体认知不足、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脱节、专业人才匮乏、制度创新迟滞等多重制约。为此，需从树立并践行农业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绿色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打造适应农业绿色转型的人才队伍、完善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健全绿色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建立科学的绿色农业行业标准等方面系统推进。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52[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约束条件与机制创新——来自金海白茶案例的证据1.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2.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但在实践中常受制于资源环境约束。本文构建“资源环境约束—要素集约与要素重组—契约选择与组织优化—功能整合与价值变现”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湖北省黄石市新港(物流)工业园区金海白茶产业案例，剖析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运行机理。研究发现：第一，资源环境约束并非单纯的外部阻碍，在特定条件下也会成为推动要素重组和机制创新的重要情境条件，但这一转化有赖于初始资本投入、政府制度保障与产品市场溢价空间等前提条件的共同支撑；第二，在资源环境约束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依托国资龙头企业、村集体、合作社与白茶协会协同参与的复合治理结构，以系统性降低分散经营条件下的多类交易成本与市场信任风险；第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依托产业链纵向延伸、品牌溢价确权与农文旅融合三类机制，分别从成本分摊、信号传递与生态资本资产化三个维度，将生态正外部性逐步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收益。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53[4] 撬动“沉睡”资源：村社集体资源整合如何驱动乡村价值共创撬动村社闲置资源，变“沉睡”资产为发展动能，离不开村社集体资源的有效整合。本文基于“三圈理论”,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系统考察了村“两委”、驻村书记和返乡能人三类主体如何引领村社集体资源整合驱动乡村价值共创的实现逻辑。研究发现，村社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力集体三者的协同配合，村社“领头雁”的资源整合能力、技术传导能力和利益联结机制是推动乡村价值共创的核心机制。其中，村“两委”引领驱动侧重于突出乡土情怀与村民福祉导向，驻村书记引领驱动侧重于政绩目标与公共利益协同，返乡能人引领驱动需通过强化市场化机制来实现经济效益与乡村反哺的双重目标。而以“村社集体+企业+返乡能人”的资源整合模式具有持续性乡村价值共创特征，对有效撬动“沉睡”资源效果较好。不同主体引领村社集体“资源整合—技术传导—价值共创”发展进阶均需政策引领、制度创新和市场驱动的协同配合，特别是村社集体经济组织需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力集体”体系下因地制宜地根据村社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实施分层分类的差异化资源整合进阶策略。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48[5]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基于江苏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检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高标准农田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关键。在探讨高标准农田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机制的基础上，梳理江苏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本成效、关键挑战，探求高标准农田助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高标准农田作为实现农业科技创新的先行区、推动农业绿色生产的主战场和促进农业数智管理的试验田，通过科技赋能、要素赋能和管理赋能驱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江苏省高标准农田取得建设规模持续突破、管护机制逐步完善和科技创新深入推进等成效，加快了农业生产新模式、农业经营新业态和农业装备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但瞄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高标准农田仍面临智能装备适配不充分、长效管护机制不健全和建设投资结构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制约农业技术革命性突破、农业要素创新性配置和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因此，需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深化建管全程治理和细化资金保障体系，以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608.001[6] 城乡延展：农民家庭生活的时空结构与关系实践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农民家庭作为基本单元，其变迁是观察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窗口。本文基于江苏省中部的田野调查，提出“城乡延展”的概念，用于分析农民家庭生活及其治理的系统性变迁。研究发现：第一，农村主干家庭的日常生活经历了空间上的扩展和时间上的伸延，形成高度延展的时空结构。第二，农民家庭成员可以能动地运用交通、通信等媒介策略性地调适血缘、地缘、趣缘等多种关系纽带，维系情感联结，连接“在场”与“缺场”。第三，在城乡延展背景下，生活纠纷发生的时空条件更加宽泛、触发点更低，无形中增加了生活治理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城乡社会的生活治理与秩序再生产更加依赖系统性力量的支持和引导。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50[7] 被悬置的公共性：乡村设施空转的结构性困境与治理逻辑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了乡村公共设施的集中建设，然而田野调查显示，不少设施建成后却长期处于低效运转甚至闲置状态。基于云南省三个村庄的实地调研，本研究提出“制度性公共性悬置”概念，界定和解释产权明确、制度完备却无人使用的设施困境，并识别出三种悬置类型：功能脱嵌型表现为数字设施因技术门槛和需求缺失而闲置，产销错配型体现为农业加工设施因市场风险和经营能力不足而停用，权责分化型呈现为文旅设施因多元主体协同失灵而低效。机制分析表明，制度供给与组织承接的结构性断裂是悬置的深层原因：政策主导忽视使用激励设计，集体产权与市场运营存在内在张力，权责分化导致风险规避和责任推诿。研究认为，破解设施空转困境需要将运营机制嵌入项目设计全流程，建立差异化运营策略，完善动态调整机制，实现从“建得成”向“用得好”转变。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45[8] 数字赋能何以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基于杭州市T村的研究数字赋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升既是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应然要求，又是数字乡村建设高效能推进的实然之义。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构建“技术嵌入-主体合供-均衡调适”分析框架，以杭州市T村为典型案例，探讨数字赋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升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T村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通过构建数字化服务生态促成多主体互动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可利用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但其中潜藏的技术排斥、引导失灵、资源悬浮三重风险阻碍了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持续提升。由此，从优化技术嵌入机制、夯实主体合供机制、激活均衡调适机制等维度构建数字赋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升的实现机制，以期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质增效。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57[9] 资源拼凑视角下小农户自主对接市场的实践机制研究小农户与现代市场的有效对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基于陕西省眉县T村社交电商的发展经验，以资源拼凑理论为视角，构建“资源识别—拼凑过程—目标实现”框架，分析资源拼凑的形成过程和持续条件，探讨小农户自主对接市场的可能路径。首先，解析小农户资源拼凑中的资源内容，发现外部数字资源、自身关系资源、劳动力资源构成了小农户自主对接市场的重要资源。其次，探索小农户资源拼凑的具体过程，发现小农户通过可用资源的调动、关系资源的凑合使用、多元策略下的资源重组实现了资源拼凑，生成了社交电商的实践样态。最后，探讨小农户拼凑目标实现的内在机理，发现资源识别中的内生驱动、拼凑过程中的网络联结、目标达成中的多元激励共同构成了小农户资源拼凑的重要维度，三者层层递进，推动了小农户自主对接市场的持续实践。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428.001[10] 多重关系网络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生计韧性的促进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关系网络不仅作为制度的载体，通过多维互动机制形塑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抗风险能力与恢复弹性，还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表征，构成个体抵御风险、提高内生动力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鄂、桂、黔、宁、陕五省(自治区)低收入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多重关系网络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生计韧性的促进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关系网络显著增强了农村低收入人口生计韧性。机制检验表明，关系网络可以通过拓展生计技能、优化生计策略来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生计韧性。异质性分析表明，较之组织互动网络，个体互动网络的生计韧性促进作用更强，在个体互动网络中，干部帮扶网络的作用最强，邻里网络次之，亲友网络的作用最弱。因此，要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多重社会支持网络的交织融合，引导其优化生计策略、提升生计技能。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56[11] 城郊村民“工租兼业”生计中的认知差异与经济分化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郊区村庄逐渐形成了以“非农就业+出租经济”为核心的“工租兼业”生计模式，但村民经济状况呈现显著分化。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城郊西村的长期田野调查，深入分析了经济分化背后的认知机制。研究发现，尽管宅基地资源和市场机会几乎均等，但不同村民的职业经历塑造了他们对资源的认知结构，从而导致资源利用和经济收益上的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职业路径决定了村民市场嵌入的类型与程度，从而影响其对宅基地资源的价值判断(认知结构)。职业圈层靠近市场和制度核心的村民，更倾向于将宅基地视为可经营的资本资产，积极投入和主动经营，显著提高了经济收益；而边缘圈层的村民则视宅基地为保障性资源，表现为保守的经营策略，收益有限。本文揭示了“职业圈层—市场嵌入—认知结构—出租策略”的链条机制，阐明了城郊村经济分化是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空间与个体认知结构互动的产物。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49[12] 政策内耗：高势能政策的基层执行机制与非预期后果1.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2.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势能是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政治势能的政策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共政策的严格执行和治理有效，内耗是一种政策失效的表征。基于对江西Y县水稻种植“压单扩双”政策执行过程的调研，发现这一具有较高政治势能的政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陷入政府与小农之间“推动-碰壁”的反复内耗困境，出现了行政空转、治理矛盾增加、隐性债务负担等内耗问题。研究认为，政策内耗是一种非必要支出的政策成本，基层行政要避免陷入劳而无功的内耗状态，需要检视高势能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目标定位与调适机制，将公共政策成本收益的综合评估纳入决策过程有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54[13] “市场-行政”叠置治理：农地使用效率与安全目标冲突下的协同困境及其应对机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农地制度正步入市场化配置逻辑与行政性用途管制逻辑交织的叠置治理新阶段。一方面，“三权分置”改革旨在通过市场机制释放土地要素效率；另一方面，国家粮食安全目标通过《粮食安全保障法》等制度体系，将耕地保护以用途锁定和法定义务的形态刚性嵌入农地利用过程。当效率导向的经营选择与安全导向的用途约束在同一地块叠加，容易引发规则边界不清与责任错位，导致经营主体“用地不养地”的短期化倾向及地方治理的策略性应对。为摆脱协同困境，应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集体中介”相衔接的协同机制：其一，强化农民集体作为连接公法与私法的制度中介功能，将行政管制要求内化为流转契约义务。其二，发挥地租对用途限制与地力差异的价格信号功能，通过公开透明的流转市场实现约束成本的内化。其三，政府聚焦高标准农田等公共品投入，并以地力保护保证金等契约工具强化对履约的约束。最终，在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实现农地使用效率与安全目标的动态兼容。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51[14] 特色农业发展对县域农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机制研究依托特色资源禀赋培育乡村产业新动能是激发县域农业创业活力的关键路径。本文基于2010—2023年全国1855个县(市、区)的县域面板数据，将“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认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特色农业发展对县域农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特色农业发展对县域农业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潜在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特色农业发展主要通过推动农业产业集群扩展和提升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县域农业创业活跃度，且地区营商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该促进效应在不同粮食产区、资源禀赋、金融集聚水平与气候风险背景下存在显著差异。(4)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30千米以内，超过此距离后正外部性逐渐消失；同时，特色农业发展对非农创业活动产生了一定的挤压效应；此外，特色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改善效应呈现滞后释放特征。本研究不仅为评估特色农业政策的区域影响和机制路径提供了实证支撑，也为完善差异化、精准化的县域农业创业激励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47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织载体，其内部协同发展是关键。文章基于台沃现代粮油产业化联合体的实践经验，依循价值共创理论视角，构建“动机—行为”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协同发展逻辑。分析发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协同发展，建立在回应多元主体差异化价值诉求与破解联合体组织协同困境的现实动机之上，并通过价值共识、价值创造、价值共享，共同驱动联合体实现认知、生产、治理与利益四维协同。其中，价值共识以禀赋互补与认同信任为基础，助推联合体实现统一化认知协同；价值创造以分工协作与要素共享为路径，促进联合体实现标准化生产协同；价值共享以复合治理与利益联结为保障，赋能联合体实现复合化治理协同与紧密化利益协同。基于此，本文提炼出以诉求响应、共创互动为核心的过程机制，揭示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协同发展的现实路径。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6.0055
10个月宝宝每天需要喝多少奶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