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7 北票|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工作人员给出和我们预想不同的答案：早年品种稀缺侵权多发，如今绿色通道、联合体审定批量上新，企业自有品种充足，侵权几乎无利可图。本地仅存1起在2018年发生的侵权案件。

      2018年后侵权案件统一移交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原农业科技部门无独立执法权。我们立刻感叹，市场供给充足，能从根源上减少侵权案件的发生。

     维权渠道也是我们最关心的内容，大家提问后，工作人员结合一线执法经验细致拆解两条路径的短板。

1. 行政查处

依据《种子法》第七十三条开展执法，仅能对侵权主体处以罚款，所有罚款全额上缴财政，受损企业无法获得任何经济赔偿。种业企业想要追回损失，必须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 民事诉讼

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相关条款，胜诉后可主张侵权赔偿，但全程存在取证难（需线下采购侵权种子并完整留存购买凭证）、鉴定难（DNA/种植鉴定周期长）、执行难（侵权赔偿款落地难度大）综合对比起来，维权产生的成本，往往高于最终追回的赔偿金额。大部分中小企业仅要求取缔侵权门店，不会耗费大量精力持续诉讼追偿。的问题。

      综合对比起来，维权产生的成本，往往高于最终追回的赔偿金额。大部分中小企业仅要求取缔侵权门店，不会耗费大量精力持续诉讼追偿。

     工作人员还给我们举出一组对比：普通作物审批量大、侵权极少；转基因品种审批严格、技术壁垒高，种子价格高出普通品种约114%。

      当核心育种技术集中在大企业时，中小企业需要付费才能拿到授权，研发积极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在交谈中，农技中心工作人员也分享了未来产业发展的优化方向，也为我们的调研提供全新思考角度：

1. 搭建全国统一品种DNA指纹数据库，普及低成本快速鉴定技术，降低企业举证门槛；常态化开展企业知识产权普法，提升企业主动维权意识；

2. 搭建公共育种技术共享平台，平衡育种创新激励与产业普惠发展。

     交流后半段，我们还询问AI法律辅助模型能否用于农业知识产权维权。工作人员坦言，由于近年侵权案件极少，训练样本不足，再加上气候、田间管理会干扰品种表现，AI难以区分环境问题与侵权，仅能做法规、案例检索，无法独立出具裁判意见。我们听后也一致认为，数字技术扎根乡村，一定要贴合基层实际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