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佳文 | 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耦合及其驱动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化和低碳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乡村振兴的同时，正面临着绿色低碳转型压力。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转向“提质增效”新阶段，碳减排已成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1］。然而，农业领域减排压力仍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数据显示，农业用地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已超过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2］。因此，在推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有效降低碳排放，实现“增质”与“减碳”的协同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农业经济地域性差异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探究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耦合及其驱动机制，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和农业经济转型升级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农业碳减排和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了多维度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①在农业碳排放领域，学者主要运用实地测量［3］、碳排放系数［4］和投入产出［5］等方法测算农业碳排放量，并从农业碳排放总量［1］、强度［6］和效率［7］等视角，探讨其空间差异特征与动态演进规律，进而探讨经济增长［8］、数字经济［9］、产业结构［10］、技术进步［11］和数字普惠金融［12］等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②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域，既有研究主要通过构建单一指标［13］和多维度指标［14］进行测度，进而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14］和空间关联关系［15］，并从制度、经济和技术等层面考察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学者充分肯定了土地流转制度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16］，并认为数字经济［17］和绿色金融［18］等也起到促进作用，而科技创新的影响呈现倒U型［19］。③在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领域，目前关于两者的直接研究较少，大多通过Tapio脱钩模型［20］、耦合指数评价模型［21］和EKC模型［22］等方法探究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揭示二者逐步从“弱脱钩”向“增长连接”等理想状态转变，并呈现“倒N型”EKC关系。此外，部分学者还运用地理探测器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讨了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差异，认为其受生活水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和教育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23，24］。综上，现有研究多从整体视角研究单一领域，缺乏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更深层次的交叉研究，对于不同区域二者时空耦合特征及其内在机制的分析尤为少见，且主要以农业碳排放量的减少作为衡量碳减排效果的主要标准，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活动的“增汇”效应，加之主流方法多采用基于“属性”数据的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耦合的影响因素，忽视了区域间“关系”数据的整体结构特征，难以全面揭示耦合协调差异的形成逻辑与空间传导机制。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中国229个地级市2012-2022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尺度，重点探究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耦合及其驱动机制。首先引入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系统的时空耦合及其演变特征，然后运用空间相关性分析和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剖析空间关联及时空差异特征，最后借助二次指派程序（QAP）方法探究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驱动机制。主要创新及边际贡献体现在：一是基于系统耦合理论将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剖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二者的时空耦合特征；二是结合农业系统“源-汇”双重复合属性，构建了更系统性的农业碳减排评价指标体系，科学衡量农业领域碳减排效果；三是引入关系数据分析范式，运用QAP方法揭示时空耦合的驱动机制。该方法有效地规避了变量间多重共线性而致使统计检验结果出现偏差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空间计量模型忽视“关系”数据结构的不足。

1耦合协调机制

“双碳”目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的两项核心任务，农业碳减排和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见图1），是正确把握农业可持续发展方向和实现农业低碳转型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业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1.1农业碳减排驱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业碳减排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和资源利用效应推动农业经济转型，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产业升级效应。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压力转化为推动“富碳农业”发展的动力［25］，促进了高附加值、低碳环保的现代农业新形态兴起，进而驱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吸引更多资本和资源涌入农业领域，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农产品质量［26］，另一方面吸引更多农村青壮年人才回流，提升农业生产效率［27］，推动农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二是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是推动农业碳减排的核心政策手段［11］，根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机制”迫使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技术创新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与经济效益，而创新投入带来的成本节约与效率提升，能够补偿甚至超过环境合规成本，驱动农业生产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28］，进而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资源利用效应。农业碳减排推动资源利用模式重塑，在提高农业资源综合利用率和激活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的路径下［29］，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重效益，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2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农业碳减排

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结构优化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需求驱动效应赋能农业碳减排，反向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第一，结构优化效应。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强调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推动农业结构调整［29］，促使产业内部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进而减少农业碳排放非合意产出［10］。同时，产业内部结构优化还驱动农业规模化经营，促使劳动力更青睐种植要求更低和机械化技术更成熟的粮食作物［30］，由于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具有更高的碳吸收量［31］，加之规模经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促进农业碳减排［32］。第二，技术创新效应。作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绿色技术创新区别于传统技术创新，既能推动“碳源端”实现降碳，又能通过“碳汇端”促进增汇［33］，并且技术创新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在降低自身农业碳排放的同时，也能促使周边地区降低碳排放［34］，实现区域协同减排效果。第三，需求驱动效应。近年来，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逐步从“数量”到“质量”再到“高质量”消费升级，对有机、绿色、低碳农产品的需求增长［35］，倒逼生产者转变生产模式，逐步采用更加环保、低碳的生产技术和方法，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36］，促进农业碳减排。

1.3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互动与协调共生

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目标与路径上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和彼此制约，二者存在天然的耦合互动与协调共生关系。首先，“双碳”目标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协同推进。“双碳”目标要求农业领域减少碳排放以及提升碳汇功能，农业经济转型强调从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者虽路径不同，但在农业实践中具有联动机制，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之一即是绿色低碳发展。其次，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作用且相互渗透。农业碳减排倒逼和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助推农业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绿色低碳转型也是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高质量发展必然对碳减排提出更高要求，二者形成良性互动。最后，国家政策导向已从单一的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转向生态与经济协同并进，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愈加紧密，当碳减排真正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目标才能融入农业全过程，同时高质量发展也对生态文明建设形成正向反馈［37］，两者具有双向耦合和协同发展的必然性。

2材料与方法

2.1农业碳减排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农业碳减排主要通过减少碳排放与增加碳汇两条路径实现。以往研究［38，39］通常以碳排放量减少衡量碳减排效果，然而，农业系统不同于二、三产业，其具有“源-汇”并存的复合属性。例如，农业生态系统可通过光合作用和土壤固碳等机制，每年可吸收全球人为碳排放量的约30%［40］。显然，传统评估大多仅关注碳排放源的“减法”，忽视碳汇过程的“加法”，难以全面反映农业系统的真实减排效果。因此，本研究将增汇纳入农业碳减排评价体系，并重点聚焦于种植业和养殖业两个关键领域（见表1）。

在降碳维度上，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从农用投入物质、农业灌溉、农业翻耕、畜禽养殖和秸秆焚烧这5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农用投入物质指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和柴油等化学物质的施用通过能源消耗和化学反应过程产生CO₂的排放。农业灌溉指灌溉所需电力消耗间接导致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农业翻耕扰动土壤有机碳库释放CO₂。畜禽养殖过程中排放CH₄和N₂O等温室气体，农作物秸秆焚烧过程中释放CO、CO₂和CH₄等温室气体及污染物。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_i表示第i种农业碳排放类型的排放量，e_i表示参与碳排放计算的量，ε_i表示碳排放系数，具体详见表1中的文献。

在增汇维度上，学界普遍认为常规农业碳汇主要来源于农作物生长全生命周期的碳吸收和土壤固碳［47］，但由于土壤固碳测算方法尚未统一，碳汇系数存在较大差异，会影响结果的可比性。因此，为提高测算的可操作性与一致性，本研究聚焦于农作物碳吸收量，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中选取水稻、小麦、玉米、棉花、豆类、油菜籽、薯类、蔬菜和花生等典型作物，依据其生命周期内的碳吸收量进行估算。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_i为第i种农作物的碳吸收量，c_i、Y_i、r和HI_i分别为第i种农作物的碳吸收率、经济产量、经济产品部分的含水量和农作物经济系数，其中碳吸收率、含水量和经济系数参考田云等［47］的研究。

2.2研究方法

2.2.1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可用来刻画系统或者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和彼此影响程度，借鉴王淑佳等［48］的修正方法分析农业碳减排系统和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的时空耦合关系。公式如下：

式中，C表示耦合度，U₁表示农业碳减排，U₂表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D表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介于0-1之间，D值越大表明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越高；T为两系统综合协调指数，a₁与a₂为待定系数，一般认为农业碳减排和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同等重要，故a₁=a₂=0.5。参考李勇等［49］研究将耦合协调度类型分为三大类和10个等级。

2.2.2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

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引入超变密度，有效解决了子群分布重叠所带来的偏差问题，从而更准确揭示区域差异的结构性来源［50］。本研究据此分析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空间差异。公式如下：

式中，G_jj为j区域内部差异，G_w为区域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G_jh为j区域与h区域之间差异，G_nb为所有区域间差异对于总体差异的贡献度；G_jh为j区域和h区域之间的超变密度贡献度。

2.2.3二次指派程序（QAP）

地级市间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差异可理解为地级市两两之间协调水平差异的集合，存在地区间“关系”网络。然而，关系数据易受自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影响，传统统计方法易降低变量显著性检验的可靠性。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可通过随机置换进行非参数检验，且无需依赖变量独立性假设，稳健性更强，可有效规避统计偏误［51］，本研究借助该方法剖析两者耦合协调差异的形成机制。

式中，AAD为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矩阵；ACE、AQD、ECD、TEC、RUE、IS和HUM为驱动因素差异矩阵。借鉴邓宗兵等［52］研究，耦合协调的空间差异主要受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双重因素驱动，其中内部驱动力源于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演化，外部驱动力基于耦合机制理论分析以及谭涛等［23］和赵宸等［24］研究，主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因此，驱动因素的代理变量包括：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矩阵（ACE），农业碳减排差异矩阵（AQD），采用实际GDP自然对数构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矩阵（ECD），利用R&D内部经费支出自然对数构建技术创新能力差异矩阵（TEC），使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构建资源利用效率差异矩阵（RUE），使用第一产业占GDP比例构建产业结构水平差异矩阵（IS），用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构建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矩阵（HUM）。所有变量的地区差异矩阵均基于各地级市2012-2022年变量的平均值，进而作矩阵变换获得。

2.3数据来源与说明

数据主要来源于研究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及各省（市、区）、地级市统计局官网、统计年鉴与政府工作报告等。针对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和移动平均法进行补充。对于农用柴油使用量、农药施用量和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缺失相对严重的个别地级市，参考洪秋辰等［53］的做法使用所在省份的均值替代。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测算基于课题组李芷萱等［14］的研究成果，包括农业创新发展、农业协调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农业开放发展和农业共享发展这5个维度，合计13个二级指标和28个三级指标。所有数据时间跨度均为2012-2022年。

3结果与讨论

3.1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3.1.1耦合协调的时序特征

从耦合协调的时序变化来看（见表2），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稳步提升趋势，但区域间差异显著。首先，从全国层面看，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由0.507增至0.592，增幅约为17%，表明我国农业绿色转型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协同初见成效，但耦合协同水平仍相对较低，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其次，从八大综合经济区层面看，耦合协调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梯度分化特征。其一，东部沿海与北部沿海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持续领先，分别从0.549和0.541上升至0.622和0.616，反映出良好的经济基础及持续优化升级的农业生产体系和能源结构，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农业碳减排的良性互动。其二，东北经济区变化幅度与全国水平相当，原因在于长期以重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导致农业绿色转型推进相对缓慢，制约了耦合协调度提升，但2019-2021年间其年均增速上升，这与“黑土地保护”“数字农业试点”等政策的逐步落实显效密切相关。其三，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和南部沿海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变化幅度整体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传统农业区依托政策引导、生态补偿及绿色技术推广取得一定进展，但受限于其资源约束、产业结构惯性及政策执行差异，增速相对平缓。其四，西北和西南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变化幅度最小，可能源于当地农业生态基础较为薄弱，低碳技术推广相对缓慢，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革新面临较大困难。

进一步分析耦合协调类型演变发现（见图2），两者耦合协调度呈现持续向好趋势，表现出“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阶段性演变特征，反映出我国农业经济系统正处于由“生态赤字”向“生态盈余”转型的关键期。具体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12-2014年）为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过渡阶段。濒临失调类型占比由43%降至12%，勉强协调由57%升至88%，说明两系统的协同互动初步显现，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第二阶段（2015-2019年）为勉强协调主导，初级协调逐步涌现阶段。初级协调类型于2015年首次出现（2%），到2019年增至16%，说明部分地级市率先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减排协调，区域协调水平持续优化。第三阶段（2020-2022年）为濒临失调类型消失，勉强协调与初级协调并存阶段。2020年濒临失调类型完全消失，说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减排协同治理成效初显；2022年初级协调类型占比增至40%，勉强协调降至60%，标志着耦合协调水平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耦合协调度已实现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跨级转变，但整体仍处于过渡期，还需进一步向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努力。

3.1.2耦合协调的空间关联特征

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具有区域空间关联特征。一方面，相邻区域因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政策，容易形成“策略跟随”效应；另一方面，各区域在“双碳”目标和经济转型的竞争中相互对标，进一步强化了空间关联特征［54］。因此，通过计算全局Moran's I指数来剖析两者耦合协调的空间集聚特征。结果显示（见图3），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全局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高（低）耦合协调度区域倾向于与同类区域聚集。此外，全局Moran's I指数整体呈波动下降态势并趋于稳定，反映出空间集聚强度在时间演变中逐步减弱并趋向稳定，空间相关模式正由“极化效应”向“扩散效应”转变，区域协调格局向均衡化发展。

为揭示两者耦合协调的局部空间相关性及异质性特征，进一步选取2012年、2015年、2019年和2022年为关键节点，运用ArcGIS软件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见图4）。

总体而言，全国层面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中游过渡”特征。具体如下:

第一，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经济区形成高值核心区，空间集聚与辐射效应显著。2012年，当全国整体处于失调水平时，东部和北部沿海经济区均已达“勉强协调”等级，领先优势突出。到2015年，山东德州和江苏苏州率先突破至“初级协调”，此后两个经济区的协调水平持续快速提升，至2022年近九成地级市达到初级协调，成为全国最密集、空间关联性极强的核心集聚区。显然，从层级进阶速度、高水平地级市规模与密集程度看，两个经济区的耦合协调无疑处于全国最高层级，是全国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核心增长极。

第二，中游经济区呈过渡带特征，东北和南部沿海经济区则呈现“北高南低”分异空间格局。其一，中游经济区的耦合协调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2012年呈“濒临失调”与“勉强协调”并存状态，到2019年基本进入“勉强协调”阶段，至2022年已有约40%地级市迈入“初级协调”。其二，东北经济区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高于中游经济区，但略低于东部与北部沿海经济区。2012年，东北经济区大部分地级市处于“勉强协调”，至2019年部分地级市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到2022年已超过半数。其三，南部沿海经济区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落后于中游经济区。在2012-2019年期间，其整体协调演进节奏虽与中游区域相近，但到2022年仅约25%的地级市达到“初级协调”阶段，远低于中游和东北经济区。

第三，西部两大经济区呈现洼地特征，低值空间集聚明显。2012年，西北和西南经济区普遍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位居全国最低水平。2015年，仍有约40%的地级市处于失调状态，到2019年才向“勉强协调”跃升，空间改善进程缓慢。到了2022年，仅成都突破至“初级协调”，其余地级市均停滞于“勉强协调”阶段，低水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分析认为，尽管西部经济区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改善，但整体进程远落后于全国，低值空间集聚格局明显，推进农业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耦合仍面临严峻挑战。

3.1.3耦合协调的空间差异及分解

前文分析证实，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进一步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揭示耦合协调的空间差异及其结构来源。

从总体及区域内差异看（见表3），全国总体差异逐步缩小，但区域内分级特征仍然明显。其一，从演变趋势看，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呈稳步下降趋势，表明耦合协调度差异趋于缩小，区域协调性不断增强。其二，从区域内部差异看，尽管八大经济区内部的基尼系数在个别年份有所波动，但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各经济区内部耦合协调差异有所改善。其三，从区域比较看，西北（0.031）和西南（0.027）经济区的年均基尼系数较高，而南部沿海（0.015）和北部沿海（0.014）经济区的内部差异较小，显示出西部地区内部协调差异较大，而北部和南部沿海经济区则具备较强的区域协调优势。

进一步对比分析八大经济区之间的耦合协调情况可知（见图5），区域间协调水平差距呈逐步收敛态势，协同发展格局不断优化，但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经济区与西部经济区之间的差距仍较大，不均衡问题仍然存在。具体来看：其一，从动态趋势看，八大综合经济区凹陷程度逐渐改善，区域间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区域之间的耦合协调差异有所改善，协调性不断增强。其二，从绝对差异值看，东部沿海与北部沿海（0.017）、南部沿海与长江中游（0.018）、南部沿海与黄河中游（0.019）的区域间差异相对较低，说明这些区域的协同发展程度较高；相对而言，东部沿海与西南（0.041）、北部沿海与西南（0.037）、东部沿海与西北（0.036）等经济区之间的差异较高，反映出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经济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协调性差距较大。其三，从差距缩小速度看，东部沿海与西南（32%）、东部沿海与西北（30.9%）和北部沿海与西南（29.7%）等经济区组差距下降幅度较大，表明尽管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经济区与西部经济区之间的绝对差异值较大，但差距缩小的速度较快，表现出明显收敛趋势，说明西部经济区正快速追赶东部和北部沿海经济区，区域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最后，从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看（见图6），耦合协调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年均贡献率约为66%，但区域间差距整体呈逐年下降态势，其次为超变密度项（24%），而区域内差异最小且变化相对平稳（10%），表明区域间发展不均衡是制约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关键，而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相对有限，因此缩小区域间差距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

3.2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驱动机制

3.2.1QAP相关分析

表4的结果显示，两者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与各相关变量的区域差异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农业碳减排、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的差异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各变量对耦合协调的具体影响需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此外，各变量间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相关关系，意味着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若直接纳入回归模型可能影响结果稳定。因此，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影响，有必要运用QAP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3.2.2QAP回归分析

基于QAP相关分析，本研究进一步对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差异的驱动因素进行QAP回归分析，在对模型进行5000次行列随机置换后，得到调整后的R²为0.865，且在1%水平下显著，具体结果见表5。

总体而言，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空间分异格局形成是由内源性差异为主导，同时叠加外部环境差异的放大与缓冲作用共同塑造。具体如下：

第一，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是耦合协调空间分异的内源驱动机制。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农业碳减排的差异系数分别为0.923和0.108，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两者对耦合协调差异均有显著影响，但前者作用更突出。分析认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身涵盖多维度目标，其区域差异直接体现了不同地区在统筹减排目标与高质量发展目标方面的系统能力差异，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本身就意味着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目标实现程度越高。因此，统筹推进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强化以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的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是缩小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

第二，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与资源利用效率等外部环境差异进一步放大耦合协调空间分异。三者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2、0.025和0.210，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外部环境差异通过资源禀赋、技术扩散和环境经济效益机制传导作用对耦合协调差异产生重要影响。其一，经济发展差异体现为地区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势能”不均衡。例如，东部沿海经济区等发达地区凭借雄厚经济基础，能有效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更强的低碳技术投入、更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和更完善的制度环境，从而更易实现减排增效双赢。其二，技术创新差异意味着技术创新高地能快速应用先进技术实现减排增效双赢，而技术洼地则面临创新不足和落地困难的双重瓶颈，导致不同地区耦合协调分异明显。其三，资源利用效率差异意味着资源要素配置和环境经济效益的地区差异带来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东部沿海等耦合协调度较高的经济区能通过精准管理和集约利用资源，实现源头减污降碳和提质增效，而西部等耦合协调度较低经济区则因粗放消耗引致排放约束与发展目标的根本性冲突，进而导致协调性空间极化。

第三，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差异则有助于缓解耦合协调空间失衡。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8和-0.207，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两者对缩小区域间耦合协调差异具有积极作用。其一，产业结构差异是区域分工的基础，不同经济区立足当地相对比较优势，通过跨区域产业链协作实现功能互补，进而在整体供应链层面实现减排目标下的农业总产值和附加值最大化，从而实现碳减排与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协同。例如，自2003年起我国在粮食领域划分出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其二，人力资本差异带来跨区域知识溢出效应，人力资本空间非均匀分布形成的“势差”，促进知识流动与技能扩散，通过形成高层次人才创新、中层传播知识和基层提升技能的动态溢出层级结构，强化西南和西北等欠发达经济区的技术吸收与转化水平，有助于弥合区域耦合协调差异。

4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为推动中国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改善两者耦合协调在不同区域的空间非均衡问题，促进农业绿色低碳与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本研究认为有必要从以下3个方面制定针对性政策。

第一，实施差异化政策，加快农业绿色低碳转型进程。首先，对于耦合协调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经济区，重点深化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探索“碳中和农场”认证和农业碳汇交易等市场化机制，推动低碳发展模式向更高阶段跃升，形成示范效应。其次，对于耦合协调度位于中等水平的东北、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西南沿海等经济区，应依托各经济区自身资源禀赋，重点突出低碳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和本土化创新，重点建设跨区域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优化绿色农产品流通体系，搭建区域性技术服务平台，推进农业低碳技术应用广度与深度。最后，对于耦合协调度较低的西北和西南经济区，重点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和设立专项基金，加强农田水利、生态保护修复和数字农业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广低碳农艺技术，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产品加工业，补齐农业低碳发展短板。

第二，深化区域协同战略，促进相对均衡发展。首先，充分发挥耦合协调较好的经济区的辐射引擎功能，带动耦合协调较低的经济区改善协调水平。例如，发挥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经济区技术、资本、人才和市场等诸多优势，构建多层次、精准化的辐射带动体系，引领周边的长江中游、黄河中游等经济区耦合协调发展，并积极响应和实施国家“帮扶”政策带动西部等耦合协调度较低的经济区发展。其次，耦合协调度低的经济区实施“他帮扶”与“自追赶”战略。西北和西南等经济区在提升自身耦合协调水平的同时，应增强内生发展能力，积极引进并学习农业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经验。最后，强化政府宏观统筹能力，在识别不同经济区发展基础、瓶颈与优劣势的基础上，制定量化评估的制度性激励措施，将“高带低”行为内化，驱动相对发达的经济区由“被动承接”转向“主动融入”。

第三，强化制度创新机制，筑牢内外驱动力根基。首先，将缩小区域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列为首要任务，着力提升各经济区统筹推进碳减排与农业增效综合实力，重点强化绿色技术创新转化效率、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及政策协同执行效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其次，摒弃经济发展“唯GDP”论，破除低碳技术扩散壁垒，提升减排与增效协同效应。立足区域资源禀赋，践行“两山”理念，实现碳减排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重，构建区域性技术服务平台和“需求导向”的适配机制，促进成熟低碳技术向洼地渗透，激活资源循环内生效益，完善废弃物资源化激励机制，实现废弃物“变废为金”。最后，深化区域间产业结构空间协同分工，基于相对比较优势引导不同经济区的专业化发展和绿色产业链跨域协作，避免同质竞争，创新“技术特派员+乡土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人才飞地”“候鸟型专家工作站”等柔性引才模式，促进知识技能跨区域流动，提升资源配置和减排增效效率。

5结论

（1）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均稳步提升，整体表现出“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阶段性特征，但目前尚处于过渡阶段。从区域格局看，八大综合经济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在绝对值、波动幅度和增长速度上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化，表现出突出的空间不平衡性.从演变阶段性特征看，两者耦合协调大致经历了“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的初步过渡期”、“勉强协调占主导，初级协调开始显现”和“濒临失调类型逐步消失，勉强协调与初级协调并存”3个阶段，综合反映出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逐步改善。

（2）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且区域间差异是主要来源。从空间演变看，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随时间推移聚集程度减弱并趋于稳定，空间关联模式从“极化效应”向“扩散效应”转变，区域协调格局向长期均衡方向发展。从空间分布格局看，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中游过渡”的梯度特征。从空间差异贡献看，耦合协调水平的总体差距正逐步消弭，但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仍然显著，且区域间差异是主要贡献。

（3）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差异是由内源性差异为主导，叠加外部环境差异作用共同形成。从内部驱动因素看，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差异是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分异的关键内在驱动力，是导致耦合协调差异的内在驱动机制。从外部驱动因素看，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与资源利用效率等外部环境的区域差异通过资源禀赋、技术扩散与环境经济效益等传导机制作用进一步放大了耦合协调的空间非均衡，而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区域间耦合协调差距，对改善整体耦合协调差异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