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渔业和国内渔业虽然都是捕鱼、养鱼或渔业服务，但差别巨大，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两码事。首先是规则不一样，国内渔业执行国内法规，远洋渔业执行所在国法规或国际法；其二是产品不一样，虽然都是鱼，由于环境等原因，鱼的品种不一样；其三是做法不一样，虽然捕鱼的原理都一样，但具体做法差别巨大；其四是对设备的要求不一样，比如捕鲸鱼和捕黄花鱼的设备差别巨大；其五是对团队的能力要求不一样；其六是管理理念和组织结构不一样；其七是企业文化不一样。远洋渔业和国内渔业之间的差别，恐怕比国内工业和国内农业之间的差别还要大。由于差别之巨，我们无法把国内渔业的能力和经验用在远洋渔业上，我们也无法把国内渔业的观念理念和体制机制等移植到远洋渔业。
相信大家接受上述观点并无困难，能接受上述观点的主要原因是，在我们大家的认知中，浩瀚和凶险的海洋和国内的江河湖泊差别实在太大了。但如果把上述论述移植到国内工程和国际工程上去，也就是如果说“我们根本不能把国内工程的能力和经验用在国际工程上，也无法把国内工程的观念理念和体制机制等移植到国际工程上”，似乎就不太容易接受了。不能接受上述观点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国内国外工程都一样，环境也差不多，都是人在管理，中外工程环境的差别毕竟没有江河湖泊和汪洋大海的差别那么大。
中外工程环境差别不大，多数国内工程能力和经验是可以移植到国际工程上去的，这种认识可能是造成中国国际工程行业迷茫和困境的主要原因。中外工程环境的差别其实一点也不比江河湖泊和汪洋大海的差别小，这包括规则差异、产品差异、方法差异、设备差异、能力差异、观念差异、制度差异等，加之当前逆全球化流行和地缘政治恶化等。
导致认为中外工程环境差别不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国际工程行业黄金十年（国际工程2.0版）的辉煌成就，即便是第一次使用FIDIC的银皮书（EPC合同条件）也没有遇到太多困难，我们甚至提出了中国标准走出去。其实，黄金十年是资本的力量，是中国资本给了中国工程企业足够多的话语权，从而大大化解了中外工程的差别。把资本的力量错误理解为我们的能力，是一个重大误判。
认识和理解国际工程和国内工程的差别就如同国内渔业和远洋渔业的差别一样，认识和理解“我们不能把国内工程的能力和经验用在国际工程上，也无法把国内工程的观念理念和体制机制等移植到国际工程上”，是我们做国际工程的基础。2019年时任国资委主任郝鹏说“对境内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也已经不适用‘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就是这个道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要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更是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渔业是一个大范畴，可以分为很多行业和种类，远洋渔业是其中之一，远洋渔业还可以按品种、按区域、按生产方式和产业链等继续划分。在全球远洋渔业领域，恐怕找不到一家能够完全覆盖所有分类的企业，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如中远渔业）一般专注金枪鱼、鱿鱼等，日本远洋渔业公司则以金枪鱼为主。远洋渔业企业没有能够覆盖所有行业和产品的原因是捕捞技术不同、所需设备不同、船员要求不同等，还有诸多限制因素，包括巨大的初始投资、复杂的国际渔业规则、不同渔场的准入门槛、技术和管理的专业性等方面的限制。
但国际工程行业的情况不同，大型工程企业一般都称自己是工程行业全覆盖，一般也没有产品的概念，或只有一个产品—工程。笔者认为，国际工程企业应该向远洋渔业学习，建立企业的行业战略和产品战略，形成自己在某个或某些行业、某个或某些产品领域的差异化，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远洋渔业确定了目标产品也就有了大致的目标区域，或者反过来确定了目标区域也就有了大致的目标产品，因为不同区域的鱼类也不一样，比如，黄鳍金枪鱼生长在太平洋中西部，长鳍金枪鱼在印度洋，蓝鳍金枪鱼在大西洋。远洋渔业企业基本都有明确的地区概念，因为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作业特点不同、捕捞限制不同，还有基地港口、后勤保障、船队编组、经济因素和管理因素都需要考虑国际工程何尝不是如此，但国际工程企业似乎更无所畏惧，都希望亚非拉全覆盖，都希望进入中东欧，加勒比和南太也都不想放弃。
难道国际工程不应该有区域和国别战略吗？2.0版的黄金十年以及规模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让我们忽视了区域及国别的巨大差别，忽视了我们能力的不足。
其实，相比远洋渔业，区域和国别的差别对于国际工程可能更重要，因为远洋渔业可以在公海上进行，而国际工程没有公海的概念，每一个工程都一定位于一个主权国家，每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法律体系、管理体系和标准体系，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和习惯等，外国工程企业还会遭遇来自本土承包商的抵制。因此，国际工程行业也应该有自己的区域战略或国别战略。
对于远洋渔业而言，行业、产品、区域等与装备、能力、管控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和不同区域对渔船和装备要求差别很大，对船队和船员能力要求差别很大，相应的管控体系和组织机构也差别很大。仅就船舶而言，太平洋对抗风浪能力要求最高，大西洋对综合性能要求较高，印度洋则对季风适应性要求高。不同鱼类对船队管理的要求存在显著差异，金枪鱼类船队管理的重点是单船独立作业，每条船对渔场和作业方式等都有独立决策权，属于分权（去中心化）管理；大型围网渔业的特点包括船队规模大、集群化作业，适用于集权（中心化）管理。
国际工程也是如此，行业、产品和区域不同，对装备、能力和管控的要求差别也很大，比如聚焦大型和巨型项目的工程企业，由于项目个数少、国别分散和单一项目合同额巨大等特点，企业一般采取集权（中心化）管控，对本土化要求为生产要素本土化（基础本土化）；聚焦中小型项目的国际工程企业对本土化要求要高很多，本土化建设要求实现管理决策本土化（深度本土化），更适合采取分权（去中心化）管控体系；专注服务领域的企业对本土化要求则更高，则必须采取分权（去中心化）的管控体系和组织架构。
很显然，认为可以将国内渔业的观念理念、体制机制移植到远洋渔业的认识是错误的，用一套组织和管控体系管理不同产品、不同区域的远洋渔业也是不对的。国际工程行业也是如此，也就是，将国内工程的观念理念、体制机制移植到国际工程是错误的，用一套组织和管控体系管理不同产品、不同区域的国际工程业务也是不对的。
在哪个国家领海捕捞，就必须遵守哪个国家的法规。如果你在一个国家有一个母港，你就把这个国家的远洋渔业变成了近海渔业；如果你在当地买一家渔业公司，你不但把远洋渔业变成了近海渔业，你还能做本土渔业；如果仅仅是远洋捕捞，你也许只需要遵守领海归属国的法规，遵守公海的相关规则，做好供应和后勤工作；如果你做某个国家的近海渔业，你就要和本土企业竞争，把自己变成一个本土化企业，至少要实现经营决策本土化；如果你在当地做渔业服务，你恐怕要实现彻底本土化。
相比远洋渔业，国际工程对本土化的要求更高，因为国际工程不会在没有人烟的大海上，更不会在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公海上，每一项工程都清晰地属于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雇佣当地员工，都必须跟当地政府机构、企业、社区和民众打交道。因此，国际工程对本土化的要求要高于远洋捕捞，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工程和国内工程之间的差别大于远洋渔业和国内渔业之间的差别。
渔业是一个很大很长的产业链，不仅仅是捕捞，还有养殖和渔业服务。就市场大小而言，渔业服务最大，其次是养殖和捕捞。渔业服务的特点包括产业链长、覆盖面广、增值空间大、附加值高、创新空间大等。
对比国际工程行业，承包相当于捕捞，养殖相当于投资，渔业服务相当于工程服务。对于多数工程企业而言，从工程承包向“承包+投资+服务”转型十分重要；对于中小型工程企业而言，也许出海的目标就应该聚焦服务。不说渔业服务，即便是达到西方制造业的服务业务的水平，国际工程的市场大小将翻一番。当然，渔业养殖和渔业服务对本土化的要求要比捕捞高很多，国际工程也是如此。
到有鱼的地方去打鱼，这句话对吗？当然对，但不全面。一个捕黄鳍金枪鱼的渔船就应该在太平洋中西部，而不是去印度洋；冰岛近海富产鲸鱼，但中国船队去捕捞是违法。作为一个远洋渔业企业，你应该到有鱼的地方去打鱼，到你能打到鱼的地方去打鱼，到你能打到鱼还能赚钱的地方去打鱼。除了打鱼，你还可以做养殖和渔业服务，养殖和渔业服务的市场空间更大。
国际工程更是如此，经常有人说人口多、GDP大的国家应该是国际工程企业的目标市场，但最符合上述条件的是中国，由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等因素，我们在国内几乎看不到国际承包商。全球最大的单一国际工程市场是美国，占全球国际工程的15%左右，但美国市场并不适合中国企业，无论是从能力还是从地缘政治考量。
中国在远洋捕捞规模和实力方面稳居世界第一，具有分布广泛、装备现代化、产业链完整、资金实力强等特点。但中国远洋渔业的设计咨询“走出去”尚处于起步阶段，全球远洋渔业的设计咨询业务被挪威、日本和丹麦等西方国家把持。设计咨询“走出去”的落后状况已经严重制约中国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国际工程行业的状况也很相似，设计咨询“走出去”大大落后于建设施工“走出去”，制约着国际工程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其他行业“走出去”的情况也类似，普遍存在硬实力强、软实力弱的现象。提升我们的软实力，加大软实力“走出去”的力度，对行业乃至对中国都至关重要。
在中国国际工程行业3.0版时期，认识国内外工程的巨大差异，建立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管控和组织体系，提升软实力，是中国国际工程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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