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5)雍乾嘉道时期广东商品性农业的发展

广东山多田少，耕地不足，但有优越的气候条件，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适宜于各种农作物生长。清代广东利用各地自然条件的优势，不断扩大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广东农作经济结构产生重要变动，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是清代广东农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

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在明代已有较大的发展。入清以后，随着市场需求的日益增长，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迅速扩大，并在农业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清代前期，主要经济作物有甘蔗、荔枝、龙眼、蚕桑、花卉、烟草、茶叶、槟榔、蒲葵等。

（一）甘蔗的种植

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罗定、英德、新会、海丰、揭阳、澄海、潮阳、徐闻、合浦、钦州、琼州等州县，是清代前期主要的甘蔗种植区，其中番禺、东莞、增城、阳春最多，“连冈接阜，一望丛若芦苇”，“蔗田几与禾田等”（李调元：《粤东笔记·卷十四·蔗》）。乾、嘉年间，徐闻亦有大面积种植，每年收入“糖蔗之利，几与谷相半”（嘉庆《雷州府志》卷二）。钦州自乾隆以后，“山原陵谷，皆垦辟种植甘蔗”（道光《钦州志》卷一），琼州府诸州县种植甘蔗“四时不绝”（道光《琼州府志》卷五）。凡种蔗农户都自行加工，设寮榨糖，并出现了经营甘蔗制糖专业户。乾隆年间，合浦县民陈大恒，向地主租入大量土地，雇佣工人种植甘蔗，并开设糖坊，熬糖出卖。有一次曾出卖“糖五万片”给包买商人卢大振（清代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转见黎民《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文物》1975年第9期）。据估计，opium战争前后，广东蔗田约有30万亩，占全国蔗田150万亩的20%（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209-210页）。

（二）果木的种植

在果类中，荔枝、龙眼最为出名。广东境内，除南雄、程乡、平远等少数州县外，皆产荔枝、龙眼。若论名优品种、生产规模，上承明代后期的基础，则以番禺、南海、顺德、增城、东莞等县为最。在上述地区，人们“多以花果为业”。

早在明中叶，广东已出现“果基鱼塘”的经营方式。至清代前期，基塘扩大，果木业亦随之发展。荔枝、龙眼、橘、柚等岭南佳果，广为种植。乾、嘉年间，广州城西的荔枝湾、泮塘一带，“居人以树荔为业者数千家”。荔湾湖荔林夹岸，每到夏至，荔枝成熟，红遍十里，画舫穿梭，吸引着大量游人（《学海堂集》，熊景星《岭南荔枝词》自注，载黄佛颐编撰：《广州城坊志·卷五·半塘》，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番禺的萝岗（今广州萝岗区），周围“种荔，殆以万计”（吴应逵：《岭南荔枝谱》，转引自《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六]，第38页）。增城在乾隆年间，其“甘泉、绥福、杨梅、清湖等乡，黄蕉、丹荔，嘉植连畦，绿荫满野间”，尤以荔枝为多。乾隆年间，东莞县石龙镇“蕉、荔、桔、柚之饶”，为东南诸邑之冠（乾隆《广州府志》卷二）。该县的龙眼“园林在在皆有”，“食其利者反倍”于荔枝（嘉庆《东莞县志》卷四）。

随着珠江三角洲各县沙田围垦的发展，果木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据道光《南海县志》卷十六载：“乾隆以后，诸县海坦，日积日广，报承升科，而且筑基种果，税额已至五千余顷”。“距基脚三四丈之外，土性肥饶者，宜排栽荔枝、龙眼”。可见从乾隆至道光年间，顺德、番禺、南海、香山等县荔枝、龙眼的扩种，是随着当地沙田围垦的发展而发展的。

（三）种桑养蚕

桑是广东重要的经济作物，分布在珠江三角洲有基塘的地方。明代万历以后，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塘基作物布局，开始由果木为主转变为种桑为主，遂形成了桑基鱼塘的配套。南海县九江乡“除老树（果树），付桑麻，十去七八”。果基鱼塘便为桑基鱼塘所取代。顺治年间，九江乡的桑基鱼塘已占该乡耕地面积80%，稻田只占20%。顺德龙山乡和龙江乡、新会县坡山乡也发生类似的变化，改果基为桑基。然龙江乡所需的蚕种，“率购之于九江”。康熙以后，桑基鱼塘区不断扩大，南海县的海洲、镇涌、金瓯、绿潭、沙头、大同等地亦相继发展为以养鱼种桑为业（康熙《南海县志》卷六，转引自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第204页及118页注释）。康熙年间，顺德县鸥村、锦鲤等地出现“且桑而海”的现象（康熙《顺德县志》，转引自《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四]，第8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港成为对外贸易唯一口岸后，广州市场的生丝外销量激增。珠江三角洲农村根据市场取向，纷纷改变其生产布局，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据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的《龙山乡志》卷首载：顺德县龙山乡，“乡田原倍于塘，近以田入歉薄，皆弃田筑塘，故村田不及百顷。……民舍外皆塘也。……塘基上则种桑，下则栽芋，计其所入，鱼桑为重”（嘉庆《龙山乡志》卷四）。估计其桑基鱼塘面积共达4万亩左右，占该乡总耕地面积80%。南海县九江乡，“自乾隆嘉庆以后，民多改业桑鱼，树艺之夫，百不得一”（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三）。乾隆以后，顺德县桑麻乡“遍种桑株”（咸丰《顺德县志》卷三）。香山县小榄则是“锹田种桑满村南”（乾隆时人何大佐《榄溪杂辑初稿》，转引自《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四]，第10页）。到道光年间，顺德县龙江乡“旧原有田，今皆变为基塘，民务农桑养蚕为业”（道光《龙江志略》[残抄本]）；鹤山县坡山、维敦等乡，“皆以蚕为业，几于无地不桑，无人不桑”（道光《鹤山县志》卷二）。由于珠江三角洲桑业和出口基地的不断发展，已形成为蚕桑专业区，并成为我国重要的生丝产地。

（四）花木的种植

广州市郊（番禺和南海）及顺德一些农村居民，素以栽花为业。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和开放海禁之后，随着社会比较安定和对外贸易的日渐发达，不仅城市面貌完全改观，而且恢复和发展了爱花、栽花的传统。各地以栽花为业的“花户”“花农”，在经历了一段“芜其花田而弗种”之后，又逐渐活跃起来。以卖花为生的“花客”、“花贩”等也日益增多。珠江南岸的庄头村，亦名花田，花地。“花地，以卖花为业者，数十百家，市花于城”（乾隆《番禺县志》卷十七）。其渡省河而北贩花者，晨夕“以千百计”。康熙晚期，“每日货于城中，不下数百担”（吴震方：《岭南杂记》）。乾隆五十五年（1790），沈复《浮生六记》卷四《浪游快记》，记述其游广州所见云：“花地，花木甚繁，广州卖花处也。余自以为无花不识，至此仅识十之六七”。可见当时栽花业之盛之多。乾隆年间顺德陈村也是“户以花为业”（张锦芳：《逃虚阁诗钞·卷三·陈村》）。离陈村数里的佛滘（又名弼教），号称“百花村”。道光年间，该村皆“艺花果为业，花埭栉比”，且“花圃多于陈村”，一时成为顺德首屈一指的花卉产地（咸丰《顺德县志》卷五）。随着花木业发展，广州鲜花四季常开，贸花者长年不绝，而一年一度、经久弥新的广州除夕花市，更成为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据载：“粤省藩署前，夜有花市，游人如蚁，至彻旦云”（黄佛颐编撰：《广州城坊志》卷二，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五）烟草的种植

明万历年间，烟草由海外传入广东，迅速推广种植。雍正年间，烟草是广东大量扩种的经济作物之一，并成为一部分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镇平、平远、新会、鹤山、南雄、大埔等州县种烟草尤多。由于厚利所在，镇平、平远等县“种烟草者益众”（乾隆《镇平县志》卷二；嘉庆：《平远县志》卷二）。大埔县白埃、同仁一带，农民“竞尚种烟”；所产烟叶由估客“贩运江西发售。种烟之利，比稻加倍”（嘉庆《大埔县志》卷九）。南雄种烟业于乾隆年间兴起，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卷九载：“近四五十年，日渐增植，春种秋收，每年约货银百万两，其利几与禾稻等”。烟叶有生熟之分，皆由品种、加工之法不同。道光《鹤山县志·物产》说：“烟有生、熟之分，其种各别。南雄所产者生烟，新会、鹤山所产者熟烟也”。又据道光《新会县志·物产》说：将烟叶“抉去叶中大骨，以绳束而刨之，复加油炒，谓之熟烟。……生烟来自南雄、湖北，本邑所无”。道光年间，鹤山县的禄洞、苹冈、雅瑶等乡，还通过早造种烟，晚造种稻的轮种，“易瘠土为沃土”，则“晚造所倍收，过于腴田”（道光《鹤山县志》卷二）。该县古劳都，“茶之外，惟烟草最盛”。新会县河村、天等诸乡，“种烟者十之七八，种稻者十之二三”（道光《新会县志》卷一）。

（六）种茶

茶叶是我国出口的重要商品。18世纪20年代以后，茶叶开始取代生丝居于广州外贸出口货物的首位（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第15章，第158页）。在茶叶外销量剧增的刺激下，广东茶的种植有了显著的发展。广州珠江南岸三十三村，居民“多业艺茶”。南海西樵山号称“茶山”，于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间有隙地，类皆辟治种茶，以为恒业，实无荒而未垦之区”（道光《南海县志》卷十四）。乾隆年间河源县上管、康乐等地多种茶，当地居民“生计半赖此”；每年“春夏之交，贾人丛集”收购茶叶，再贩销外地（同治《河源县志》卷一）。鹤山县古劳都的丽水、冷水等村，乾隆年间其“山阜皆植茶”，以产茶“甲诸郡”；到道光年间，“自海口（在古劳北）至附城（今鹤城），毋论土著、客家，多以茶为业”（道光《鹤山县志》卷二）。嘉道年间，英德县有多处产茶区：罗玩、大铺、乌泥坑、黄金山、水边、黎峒、黄寨等地。乌泥坑茶农，还聘“闽客”教制绿茶。该县的五狼嶂、观音山等山地“亦产茶”（道光《英德县志》卷十六）。此外，广东较著名的产茶区还有新安杯渡山、端州鼎湖山、潮阳凤凰山、博罗罗浮山、曲江曹溪，以及乐昌、长乐、永安、琼州等州县境。

（七）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

槟榔是琼州府最主要的果类，经济价值高于谷类作物，以文昌、琼山、会同等县种植最多。不少州县靠槟榔收入交纳赋税。康熙《乐会县志》载：“乐多冈瘠不可耕，故产榔利”；“地方栽槟榔，赖以供粮税”（康熙《乐会县志》卷一[抄本]）。由于谷贱榔贵，农民为了减少种稻的经济损失，多把劳力和肥料集中于栽培槟榔上。乾隆年间更出现专门经营槟榔种植与销售的专业户。例如：琼州府定安县有柯凤翔、柯凤集兄弟及其妹夫林嵩三人，合资买该县荒山一处，雇工开垦成槟榔园，种植槟榔树五万株，将其所产槟榔卖给商人，然后按股均分价银（刑科题本，乾隆八年十月刑部尚书来保题。转见黎民：《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载《文物》1975年第9期），这种经营方式具有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蒲葵的产地主要在新会。在清初战乱中，新会的葵树几乎被砍伐殆尽，但由于葵业获利较大，很快得以恢复，到了康熙五十三年（1714）已是“栽遍城南无剩土”了（梁迪：《彖园古茶树行》，转引自《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五]，第48页）。葵扇是当时畅销的商品，“货行于天下”，后于乾隆年间被选为广东贡品。道光年间，蒲葵种植进一步扩大，培植出“心蒂圆正，骨格细匀”的新品种，葵扇的质量于是提高（乾隆《新会县志》卷六；道光《新会县志》卷二）。据统计，当时该县的葵田面积多达4700余亩（何卓坚：《新会葵业史略》，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第133页）。

广东“山多田少”，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经济作物，不但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而且能使那些不适宜种植谷类作物的土地得到合理利用，连原属桡确之地都可开发种植适宜作物。这对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二、商品性农业的经营特点

扩大经济作物种植的结果，其产量增多，其中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经济作物价格一般要比谷物为高，对经营者颇有吸引力。农民因地制宜，选种不同的作物，进行集约经营，一些富商和地主因利之所在，将部分资金投入经济作物的生产与销售中，经济作物的产销更为兴旺。

（一）蔗糖业

清代前期，广东各地几乎都种植甘蔗，并用以榨糖。道光《阳春县志》载：“邑人多以榨糖为业”（道光《阳春县志》卷一）。榨糖的作坊称“寮”。糖寮有两种不同经营方式：一是若干蔗农联合设寮榨糖，其组合大致为“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一是富裕农民雇工种蔗榨糖，即“上农一人一寮”（李调元：《粤东笔记·卷十四·蔗》）。“上农”就是富裕农民或经营地主（前文提到的合浦陈大恒租地雇民种蔗就是一个典型），是通过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以扩大再生产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

种蔗榨糖作为商品生产的经营而日益发展，故吸引商业资本投资其中。商人通过贷款、预购等方式操纵蔗糖生产。广东商人“春以糖本分与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李调元：《粤东笔记》卷十六）；或预先“放帐糖寮”，到期取货（乾隆《澄海县志》卷十九）。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蔗农，接受了商人的贷款，在出售产品时会被压低价格收购，遭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双重剥削。

（二）果木业

明代中叶起，广东各地逐渐形成了或大或小的果木专业区。主要果木区有4个：一是清雍正至道光年间又有所发展和扩大。以广州为中心，南至番禺龙湾、古坝，东至黄埔、茭塘，西南延至顺德陈村、南海平洲、三山、佛山和番禺韦涌等纵横百余里的龙眼、荔枝、柑、桔、橙等多种果品生产基地，其中龙眼尤盛。在这产区内，番禺韦涌，从乾隆至道光年间已成著名的龙眼产地；顺德的锦鲤海（今属“顺德支流”的一段）成为传统的龙眼市；二是东莞的荔枝、龙眼和增城新塘一带荔枝专业产区。增城的沙贝（在新塘附近）有传统的荔枝市。三是广州城西的荔枝湾，是传统的荔枝产地，居民以种荔枝为业者数千家。荔枝收获后，直接投入广州市场。四是增城中部“自黄村至朱村一带”的梅、香蕉、梨、栗、橄榄等果品产区。

广东专门以经营荔枝、龙眼为生的人，包括种植者、栲箱者、打包者、运输者和销售者，其数量不少。每年荔枝熟时，果农把荔枝装载在船上运出。从广州市庙头村（扶胥）经增城的西洲、东洲而到沙贝（新塘），沿途约30里，荔枝一路摆卖，堆积如山，蔚为壮观。这样的商业性经营活动，要进行四个月才告结束。各地运销外省的水果，均以广州为集散地，故广州竹栏门外专设“果栏”营销大宗果品（黄佛颐编撰：《广东城坊志·卷四·新城·果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0页）。

（三）蚕桑业

广东蚕桑业与塘鱼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位于西、北江下游的南海九江乡等地，低洼易涝，耕地不足，“因凿沼养鱼为业”。挖塘时，将挖出的泥土堆于四周成基。塘里养鱼，基面种植果木，便形成果基鱼塘。后来逐渐演变为桑基鱼塘。明末清初，桑基鱼塘大为发展。九江乡“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康熙《南海县志》卷六，转引自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第204页、218页）。与九江乡毗邻、地势低洼的顺德县龙山乡和龙江乡、新会县坡山乡亦相继改果基为桑基。康熙年间，南海县的海洲、镇涌、金瓯、绿谭、沙头、大同等6乡，都选择“桑鱼为业”（顺治《南海九江乡志·卷二·鱼饷、生业》）。于是形成了九江等十乡的桑基鱼塘区。乾隆中期以后，随着生丝外销量的激增，桑基鱼塘更获得飞速发展，一度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北自紫洞（在南海县）、南迄坡山（在鹤山县）、东起龙江（在顺德县）、西至海洲（在南海县）的大片低洼田地被改挖成基塘，成为桑基鱼塘的专业区。嘉庆末年，两广总督阮元上奏说：“粤东南海县属，毗连顺德县界之桑园围，地方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以饲春蚕，诚粤东农桑之沃壤也”（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嘉庆二十四年闰四月记事）。其所指正是上述区域。当时，在珠江三角洲境内，尚有其他范围较小的蚕桑专业产区，如顺德桑麻乡、香山小榄乡等，在乾隆以后，“遍种桑株”“以饲蚕”（咸丰《顺德县志》卷三；道光《香山县志》卷二）。桑基鱼塘把种桑、饲蚕、养鱼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蚕粪）喂鱼，鱼粪肥塘，塘泥养基，构成一种良性循环生态农业，有效地利用各种农业资源，使养植业互相促进。

（四）烟草业

乾隆年间，南雄农民受市场取向的影响，纷纷选择种烟为业。他们施用花生麸等优质精肥，使南雄烟叶味浓色鲜。烟叶采收后，经划骨、上笪、开晒、烘烤等精细加工，最后切丝和调制，成为味色俱佳的烟丝上品。因此，南雄生烟在市场上“易售，名甚著”，且“行售益广”。稍后，南雄从江西输入大米，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使烟草业更为发展。南雄遂一跃而成为著名的烟草专业区。

鹤山“种烟村落甚多”，其古蚕、芸蓼、沐河、禄洞、平冈、雅瑶等地都是烟叶产区。当地多以稻田种植烟叶。烟叶始种，施灰肥“培其根”，之后施用饼肥，使其生长良好。每亩田“约种烟草一千四百株”（道光《鹤山县志》卷二）。烟叶收割后，在其晒场就近搭烟棚，全家大小投入晒烟劳动。每亩“烟叶乾后约得三百余斤”。烟叶经“夹叶”“抉骨”“切丝”“油炒”等精细加工而成熟烟，“色鲜匀而味香美”，可得“善价”（道光《鹤山县志》卷二下）。烟叶生产在鹤山县经济作物生产中居第二位，仅次于茶叶。

（五）槟榔业

槟榔是琼州府传统的主要农作物之一。清代槟榔主要产地在琼州东部。道光《琼州府志》记载：海南“四州皆产，文昌、琼山、会同特多”。乾隆年间，定安县柯氏兄弟投资经营槟榔园，种植槟榔5万株，是为大规模经营的典型。琼州槟榔远销国内外：“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今柬埔寨）者十之七”（道光《广东通志》卷九十二）。

三、粮食不足自给

自雍正以后，广东缺粮日趋严重，尤以广、惠、潮、肇四府为甚。缺粮的原因如下：

一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侵占了大片稻田面积。加上当时稻谷单产不高，所产米粮仍不敷本省人民食用。

二是城市人口和州县非农业生产人口的增加。自广州对外通商特别是独口通商后，广州、佛山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省内外工商业者和其他人口都向这里移集，使得城市粮食消费量大大增加。其中外省流入广东的人口也不少。屈大均曾经指出：“天下游食奇民，日以辐辏，若士宦，若工商，若卒徒白抢，若倡优游媚，增至数千百万”（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而且，广东“又置重兵，满汉家口数十万”（彭泰来：《说赈下》，《广东文征》第五册）。城市人口激增，食用浩繁，给商品粮食的供应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另外，好些州县的城镇和农村，“工、贾、渔、盐、樵采之民，多于力田之民”（雍正《朱批谕旨》第五十二册，雍正十二年九月杨永斌奏折）。这些人也加重了商品粮食供应的负担。所以，工商业和外贸发达的广州、佛山、潮州、肇庆，成为广东缺粮地区。各地因天灾而导致的粮食欠收，会使缺粮问题更加严重。

三是广东“山多田少”，而人口又增加较快。人口增加越快，则人均稻田面积越少，故多数州县产粮不能自给（广东全省人口到opium战争前夕已达24634100人）。据清代广东各府州县方志记载，在87个州县中，道光以前产粮能自给的约有24个（其中有余粮的17个，仅可自给的7个），不能自给的有51个，情况不明的12个。不能自给的州县，大多数为多山和丘陵地区，山多田少，地多磅瘠，或耕作方法落后。平远、大埔等县，“耕稼之地十仅一二”。阳山、从化、花县、程乡、镇平、定安等县，“民食半赖包粟”（民国《阳山县志·卷二·舆地·物产》），有的甚至“一岁所收仅备三月”之粮（光绪《嘉庆州志·卷三·吴兰修<与沈芗泉明府书>》）。沿海一些地方则沙瘠斥卤，复苦咸潮。如新宁、感恩、昌化、电白、海康等县，“岁入粮食仅支半年”，余日则仰给洋米，或“番薯、菽、麦以代粒食”。廉州、钦州等地，则“土不宜谷，民用采珠为生，自古已然”（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一；道光《广东通志·卷九十三·风俗》）。

雍正五年（1727）广东巡抚杨文乾奏称：“广东一岁所产米石，即丰收之年，仅足支半年有余之食”（《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三，雍正五年二月乙丑）。弥补缺粮的办法，主要是从省外和国外输入大米。据云：“南、韶近山而瘠，仰食于江西，惠、潮仰给于台湾、外夷之米，广郡则仰给于广西、湖南及外夷”（龙廷槐：《与瑚中丞言粤东沙坦屯田利弊书》，《广东文征》第五册）。其次是采取垦辟耕地、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等措施，提高粮食自给能力。雍正年间，广东在上述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发展粮食生产。雍正十三年（1735），两广总督鄂弥达、广东巡抚杨永斌合奏：“粤省虽属山多田少，若无旱涝，所产米粮，亦可敷一年之食。再藉西谷，即能充裕”。此言大体可信，但未可全信。事实上，广东常年仍须输入粮食以补不足。据嘉庆年间官牍记载，每年从广西贩运到广东的米谷，“查历届册报数目，均在一百数十万石以上”（《清仁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五）。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奏准，允许外国米船装载货物出口（《清宣宗实录》卷六十六），从此洋米进口“连樯而至”，每年约计“十万余石”（吴兰修：《论米舶》，见《广东文征》第五册）。上述两项数字，仅系局部，全部粮食进口数当不止此。从省外、国外进口的米粮，解除了广东商品粮供应的压力。故时人论及此事时说：“粤东得此接济，虽荒歉或可无恐”。至于贫瘠地区的民食问题，在清朝封建统治之下，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这些地方的农民，素以主粮、杂粮混食，求得一饱，已属不易。

【选自《广东通史》，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下册》，蒋祖缘主编，李庆新副主编。撰稿人：蒋祖缘、李庆新、冼剑民、李绪柏、陈启汉、黄国信、关永章、许宁英、陈忠烈、倪根金、陈摩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