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背景下，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补贴对象逐渐由土地承包权人转向土地经营权人，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则是典型针对土地经营权人的补贴政策。本文巧妙利用补贴地区和非补贴地区之间的省份分界线建立识别策略，基于县级统计数据、玉米种植栅格数据和玉米生产潜力数据，利用精确断点回归模型估计生产者补贴对土地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者补贴降低了土地生产效率；利用低质量耕地扩大玉米种植、调整玉米种植结构、扩大玉米种植规模是生产者补贴造成土地生产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本文认为，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要以保障粮食安全为首要任务，科学统筹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在提升粮食总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产效率三方面的协同关系，合理平衡政策实施中的公平与效率。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随国家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动态变化规律。在一个国家由贫困到富有的过程中，农业支持保护政策通常会经历“提高粮食生产”“提高种粮者收入”“调控种植结构”三个阶段的发展（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200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发展变化基本遵循上述规律，即从最初以保障国内粮食供给为目标的统购统销、“双轨制”等农业政策，到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标的“两减免、三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价格支持等政策，逐步过渡到目前实施的以农业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价补分离”政策、“粮改饲”政策、“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等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这意味着新时期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开始转型，补贴对象逐步由对土地承包权人补贴转变为对土地经营权人补贴。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与生产效率的关系是农业经济学研究的经典问题。由于最初的农业补贴主要对象是土地承包权人，因而针对农业生产者补贴的相关研究较少。传统农业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农业补贴资金投入到受补贴领域会造成市场激励机制紊乱，或者农业补贴资金容易向低效率生产者转移由此造成生产效率低下（Alston and James，2002；Garrone et al.，2018）。但是，有部分学者认为农业补贴对生产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例如，Blancard et al.（2006）和Ciaian and Swinnen（2009）认为农村市场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农业补贴通过放松农业生产资金约束来提高资本配置与使用效率，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农业补贴对生产效率无影响。例如，马晓河和蓝海涛（2002）以及李江一（2016）认为新型脱钩补贴模式不会干预市场竞争，对生产效率不会造成损失，即这类补贴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不会对农业生产造成扰乱。
基于上述分析，大量学者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中国农业补贴政策与生产效率的关系。然而，基于不同的补贴模式、研究方法、数据类型等，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补贴模式看，由于中国早期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补贴对象主要是土地承包权人，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两减免、三补贴”（李谷成等，2014；高鸣等，2017；杨青等，2022）、最低收购价补贴（朱满德和严西南，2023）和临时收储补贴（戴鹏等，2022）等政策。随着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增加，土地承包权人与经营权人逐渐分离，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受惠对象开始转向土地经营权人。相关研究开始关注农业生产者补贴政策，目前主要聚焦该类政策对种植规模和结构调整的影响（阮荣平等，2020a；阮荣平等，2020b；许庆等，2021），但探讨该类政策对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尚有不足。例如，Huang and Ding（2016）实证分析了土地规模经营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但并未直接分析规模补贴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为了适应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新时期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不断转型，农业补贴对象逐步由土地承包权人转向土地经营权人。目前此类补贴政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6年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三省一区”）实施的“价补分离”政策。该政策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转变为生产者补贴政策，以减少补贴对市场的干预。目前中国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的补贴模式与补贴政策改革前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相似，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已成为小麦、水稻等作物补贴政策改革的方向（王新刚和司伟，2021）。以临时收储政策为代表的托市政策转变为以生产者补贴政策为代表的收入补贴政策，这是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转型的方向。鉴于此，研究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利用补贴地区与非补贴地区的分界线建立识别策略，通过收集补贴分界线两侧的县级统计数据、玉米种植栅格数据和基于GAZE模型估算的玉米生产潜力栅格数据，构造精确断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土地生产效率的影响，并探究其影响机制。
相较于其他同类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及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上的创新。中国早期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较慢，土地承包权人基本为土地经营权人，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以土地承包权人为补贴对象的补贴政策。在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补贴发放给粮食种植户等实际的农地经营者更能产生显著的粮食生产激励效应。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对象为土地经营权人，本文研究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土地生产效率的影响可为此类补贴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二是研究对象上的创新。相关研究指出，世界范围内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呈现从价格支持转向生产者补贴的演变趋势。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是粮食生产者补贴的先行政策，本文以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为研究对象，可以为探索小麦、水稻等口粮作物补贴政策的改革方向提供重要借鉴。三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现有研究往往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农业补贴的政策效应，但实践中临时收储政策和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区域为三省一区，该地区在自然地理条件的独特性导致选取全国其他省份作为对照组的相关研究设计往往饱受诟病。本文通过补贴地区与非补贴地区的分界线构建识别策略，采用精准断点回归模型分析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土地生产效率的影响，不仅克服了样本选择引起的内生性，而且以地理邻近规则选取对照组的研究设计思路更为科学合理。
纵观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演变历程，政策的调整主要围绕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状况。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粮食供给不足，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市场干预政策；21世纪初，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提高农民收入为主要目标的托市政策开始实施；近年来，为解决粮食生产的供需矛盾，补贴对象由土地承包权人逐渐转向土地经营权人，补贴方式由托市政策转向收入补贴政策。
自2004年起，以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为主的托市政策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使得国内粮食价格持续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导致中国粮食市场出现高产量、高进口量和高库存量“三高”并存的结构性矛盾。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农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这就要求将农产品价格与农户补贴相分离，使农产品价格回归市场，补贴方式由“暗补”转变为“直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针对三省一区实施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
国家对玉米补贴政策进行过两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为2008年实施的临时收储政策。在实施初期，该补贴政策在提高农民收入、保证粮食安全等方面起到了显著成效；但在实施后期，该补贴政策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玉米加工企业生产成本高（贺伟和朱善利，2011；张俊峰和于冷，2019）、“三量齐增”（武舜臣，2018；王术坤等，2021）、财政负担大（李国祥，2017）等。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家于2016年对玉米补贴政策进行第二次调整，实施“价补分离”政策。所谓“价补分离”政策是指将价格干预的托市政策与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分离，减少政府补贴对市场的干预，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会福利。该政策按照农户的玉米种植面积给予补贴资金，本质上是生产者补贴政策。
玉米“价补分离”政策的实施具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暂停提高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2014年之前，玉米临时收储价格每年都会提高；但从2014年开始，临时收储价格不再提高，与2013年持平。第二阶段是下调临时收储价格并释放取消玉米临时收储的政策信号。2015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粮食局、财政部、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发布《关于2015年东北地区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收购有关问题的通知》，将玉米临时收储价格从2.24元/千克下调至2元/千克，逐步形成了玉米临时收储价格即将被取消的市场预期。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改革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在使玉米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同时，综合考虑农民合理收益、财政承受能力、产业链协调发展等因素，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第三阶段是实行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财政部于2016年5月20日发布了《关于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随后，三省一区相继出台了玉米生产者补贴工作实施方案。
1.生产者补贴、低质量耕地利用与土地生产效率。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是按照农户玉米种植面积给予补贴。生产者补贴改变了农户的“成本—收益”核算结构。对于追求土地单位面积效益最大化的农户而言，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农户利用低质量耕地产生了显著的“激活效应”。一方面是复耕撂荒耕地。撂荒耕地因产出低下或生产成本过高而被闲置，而生产者补贴可以弥补预期产出收益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即当补贴收益与预期产出收益之和大于生产成本时，理性的农户有动机复耕撂荒耕地。另一方面是利用低效耕地。低效耕地地力贫瘠、地块细碎、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户虽在耕种，但通常采用低成本、低投入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后，农户会重新评估这部分耕地的机会成本，倾向于将低效耕地用于种植玉米。但是，上述两类低质量耕地原本就生产力低下，有些耕地甚至不适合种植玉米，在生产投入和管理方式未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农户将这部分耕地用于种植玉米，很有可能会导致这类耕地的土地生产效率不增反降。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生产者补贴激励农户利用低质量耕地扩大玉米种植，进而引起土地生产效率下降。
2.生产者补贴、种植结构调整与土地生产效率。在无补贴干预的市场环境下，农户依据其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结合对各类农产品未来价格的市场预期，自主选择并形成最优的种植结构。农户通过这种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形成的资源配置，能够将有限的耕地资源用于种植最具比较优势和生产效率的作物，从而实现土地生产潜力的最大化。然而，生产者补贴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干预手段，在保障粮食安全和稳定农民收入的同时，会对农户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非预期影响。玉米生产者补贴直接提升了玉米种植的预期收益，改变了不同作物间的相对收益。这种由政策引发的外部冲击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均衡，为农户提供了套利空间，从而改变农户的生产决策。理性农户在新的激励机制下，有动机将原本用于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资源重新配置于享受补贴的玉米种植上，即便这种调整并非基于其自身生产技术的比较优势。对于原本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户，其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管理知识以及匹配的农机设备，形成了农户生产特定作物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与专用性物质资本。当种植结构转向玉米种植时，农户面临着显而易见的技术与知识壁垒，他们需要重新学习玉米的最佳播种期、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以及水肥耦合等关键农艺技术。这种专用性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缺失导致生产要素（如化肥、农药、灌溉水）在玉米种植上的投入产出效率降低。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生产者补贴改变了玉米种植结构，进而引起土地生产效率下降。
3. 生产者补贴、玉米种植规模与土地生产效率。在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冲击下，如上文所述，农户先利用低质量耕地（包括撂荒耕地和低效耕地）扩大玉米种植规模。当农户充分利用撂荒耕地和低效耕地之后，如果单位面积的收益预期和补贴收益之和仍然大于单位面积的生产成本，农户仍有动机通过土地流转获取更多的常规土地用于扩大玉米种植规模。这一过程将持续到新增单位面积土地的边际利润趋近于零为止。但是，大规模经营通常不具备小规模经营的以下三个优势。第一，对于小规模经营，农户可以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减少雇工的监督成本，更加充分地利用不同生产要素以达到最优配置，从而提高技术效率。第二，对于小规模经营，农户可以增加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生产资料投入，从而提升生产效率。例如，Ghose（1979）研究发现，相较于大规模农户，印度的小农户在单位面积土地上使用更多的化肥、农药等物质投入以及劳动力投入，因而获得更高的单产。第三，相对于大规模经营，小规模经营不需要较强的管理能力。在中国，玉米生产者以小农户为主。这些小农户缺少职业化的管理水平，再加上农村要素市场不完善，在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冲击下容易扩大经营规模，从而引起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失衡，最终导致生产效率降低。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生产者补贴扩大了玉米种植规模，进而引起土地生产效率下降。
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着严格的地域界限，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实验。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对象为三省一区的玉米种植户，其他省份的玉米种植户不会获得补贴。借鉴目前大量学者采用秦岭一淮河线作为地理分界线识别因果策略的方法，本文通过识别三省一区与其邻近省份的分界线作为政策干预的外生冲击：补贴地区的玉米生产者为处理组；非补贴地区的玉米生产者为对照组。
除此之外，在补贴分界线两侧，地形、土壤、气温、降雨量等自然条件以及农民务农习惯、风俗文化等指标相似，与分界线的距离越近，上述指标的相似度越高；同时，由于处理组和对照组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不存在人为干预分组的情况。以上条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实验环境，可通过精确断点回归模型进行有效识别。然而精确断点回归模型缺乏公认的二维最佳带宽，本文借鉴Jiaet al.（2021）根据分界线两侧直观选择带宽的做法，分别选取补贴分界线两侧75千米缓冲区（以下简称“75千米缓冲区”）与补贴分界线两侧相邻缓冲区（以下简称“相邻缓冲区”）内的县级单位样本进行分析。其中，75千米缓冲区是指县级单位质心到边界线的距离小于等于75千米的样本区域；相邻缓冲区是指与边界线相邻的样本区域。
国家自2014年起逐步推进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的市场化改革。2014年6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在保护农民利益前提下，推动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和农业补贴政策逐步向农产品目标价格政策转变。2014年6月取消棉花和大豆的临时收储政策，2015年9月则下调了玉米临时收储价格，并于2016年正式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至此，三省一区的农户已基本形成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取消的市场预期，即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早于政策正式实施的2016年。同时，借鉴廖进球和黄青青（2019）以及陈荣源（2022）的研究，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将下调玉米临时收储价格的2015年作为时间识别年份，同时将政策实施后一年的回归估计结果进行政策稳健性分析。
本文使用8个省（区）的县级统计数据、玉米种植栅格数据和玉米生产潜力栅格数据3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 县级统计数据。本文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和各省（区）统计年鉴，收集补贴分界线两侧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省、河北省、甘肃省、陕西省8省（区）2015—2020年的县级统计数据。部分县级数据缺失严重，尤其是辽宁省2016年之后的县级数据没有统一的数据来源。对此，笔者主要根据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地级市和县区的农业农村局等官方网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多个渠道的资料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由于补充数据后仍有少量数据缺失，笔者采用前后两年数据线性插补法，同时为了减少插补法的误差，剔除连续缺失两年以上的数据。
2.玉米种植栅格数据。玉米种植栅格数据来自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该数据集基于MODIS/Landsat NDVI融合数据集生成，空间分辨率为1千米，时间跨度为2001—2019年。本文选取其中2015—201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栅格分类代码由0和1组成，1代表该栅格种植玉米，0代表该栅格不种植玉米。同一栅格在前后两期分别为0和1时，代表该栅格前期未种植玉米，后期种植了玉米；前后两期分别为1和0时，代表该栅格前期种植玉米，后期不再种植玉米。通过对比前后两期栅格数据可判断玉米种植扩张或收缩的空间分布。
3. 玉米单产潜力栅格数据。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16年发布的最新GAEZ模型，本文测算在多种前置条件下的玉米生产潜力。进一步地，将玉米生产潜力数据与玉米种植栅格数据匹配，识别出2015—2019年栅格层面最大的玉米生产潜力。
根据上述研究需要，本文在基准回归分析中采用如下多项式精确断点回归模型。
同时，本文选取低质量耕地、种植结构、种植规模作为机制变量。低质量耕地用栅格层面最大的玉米生产潜力表示，具体定义为：补贴政策实施前没有种植玉米但政策实施后种植玉米的栅格层面的生产潜力值。如果生产者补贴导致更多低质量耕地用于种植玉米，则补贴地区新增种植玉米的栅格对应的生产潜力值较低。种植结构用县域层面玉米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表示。种植规模用县域层面的玉米播种面积表示。下文将基于（1）式，分别以低质量耕地、种植结构和种植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机制分析。
表1分别统计了75千米缓冲区和相邻缓冲区内补贴地区和非补贴地区相关变量的均值和均值差。从土地生产效率看，补贴地区的玉米单产显著低于非补贴地区。在75千米缓冲区和相邻缓冲区，补贴地区的玉米单产比非补贴地区分别低了1569.45千克/公顷和1011.58千克/公顷。从低质量耕地看，补贴地区用于种植玉米的耕地生产潜力显著低于非补贴地区。在75千米缓冲区和相邻缓冲区，补贴地区用于种植玉米的耕地生产潜力比非补贴地区分别低了1461.86千克/公顷和1112.44千克/公顷。这说明，补贴政策实施后，新增用于种植玉米的耕地质量较差。从玉米种植结构看，补贴地区的玉米播种面积占比显著低于非补贴地区。在75千米缓冲区和相邻缓冲区，补贴地区的玉米播种面积占比比非补贴地区分别高出8.34个百分点和9.39个百分点。从玉米播种面积看，无论是75千米缓冲区还是相邻缓冲区，玉米播种面积在补贴地区和非补贴地区之间无显著差异。其主要原因是分界线两侧样本县的耕地面积不同，玉米播种面积的绝对值差异难以比较。
控制变量在补贴分界线两侧的差异不显著，这与样本县到补贴分界线的距离有一定关系。例如，在75千米缓冲区内，第一产业增加值在补贴地区与补贴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相邻缓冲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在补贴地区与非补贴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精准断点回归模型，在断点两侧拟合解释变量与距离变量的趋势图是最为直观有效的结果呈现方式。图1中，实线为断点左侧（对应非补贴地区样本）玉米单产和距离的一次项拟合线，虚线为断点右侧（对应补贴地区样本）玉米单产和距离的一次项拟合线。不难看出，玉米单产在补贴分界线两侧出现明显的跳跃，补贴地区的玉米单产明显低于非补贴地区。通过图1也可以直观地看出，本文采用精确断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在方法上是得当的。
为准确估计生产者补贴对土地生产效率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1）式进行估计。从表2回归1~回归6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整体而言，生产者补贴显著降低了玉米单产，且估计结果非常稳健。具体来看，回归3显示，在75千米缓冲区，生产者补贴使玉米单产平均减少2023.23千克/公顷，表现出较强的经济显著性；回归6显示，在相邻缓冲区，虽然补贴的估计系数变小，但仍表现出较强的统计显著性。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生产者补贴对土地生产效率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机制。接下来，本文分别检验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对低质量耕地、种植结构、种植规模的机制作用。
1.低质量耕地的机制分析。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会促使农户利用低质量耕地扩大玉米种植，从而导致玉米生产效率下降。为此，本文利用玉米种植栅格数据和GAZE模型估算的玉米单产潜力值进行实证检验。在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前没有种植玉米、但补贴政策实施后种植玉米的栅格中，本文提取2014年代码为0且2015年代码为1的栅格的玉米生产潜力数据。栅格对应的玉米生产潜力值越低，说明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诱致农户将低质量耕地用于玉米种植。
表3回归2和回归4显示，在控制时间和省级固定效应以及加入控制变量后，玉米生产者补贴促使农户新增低质量耕地用于种植玉米，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具体而言，在75千米缓冲区和相邻缓冲区，补贴地区的农户用于种植玉米的栅格层面的耕地生产潜力值比非补贴地区分别低624.44千克/公顷和997.05千克/公顷，且这一差异表现出经济显著性。由此可以判断，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促使农户利用低质量耕地扩大玉米种植，造成玉米生产效率下降。由此，假说H1得到验证。笔者实地调查发现，这部分低质量耕地主要是撂荒耕地和低效耕地。但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无法进一步针对低质量耕地的类型进行实证检验。
2.种植结构的机制分析。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会促使农户改变玉米种植结构，从而造成玉米生产效率下降。本文借鉴董晓霞等（2006）、王术坤等（2021）等研究的做法，采用玉米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的比例作为玉米种植结构调整的衡量指标。图2为玉米播种面积占比在补贴分界线两侧的拟合情况。从图2可以直观地看出，玉米播种面积占比在补贴分界线出现明显跳跃，补贴地区的玉米播种面积占比明显高于非补贴地区。
表4为生产者补贴对玉米种植结构影响的估计结果。整体而言，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显著提高了玉米播种面积占比，在控制时间和县级固定效应以及加入控制变量后，补贴对玉米种植结构的影响表现出较高的经济显著性。这表明，在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外生冲击下，农户从种植其他作物转向种植玉米。农户改变种植结构，需要重新配置家庭内的生产要素并付出额外的学习成本。因此，短期内调整种植结构必然引起玉米生产效率下降。由此，假说H2得到验证。
3.种植规模的机制分析。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会促使农户扩大玉米种植规模，从而造成玉米生产效率下降。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生产者补贴对玉米种植规模的影响。图3为玉米种植规模在补贴分界线两侧的拟合情况。从图3可以直观地看出，玉米种植规模在补贴分界线出现明显跳跃，补贴地区的玉米种植规模明显高于非补贴地区。
表5为生产者补贴对玉米种植规模影响的估计结果。整体而言，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显著扩大了玉米种植规模，在调整控制变量和带宽条件下，估计结果仍然稳健。具体而言，回归3和回归6显示，在75千米缓冲区和相邻缓冲区，在控制时间和县级固定效应以及加入控制变量后，补贴促使玉米种植规模分别增加了3.39万公顷和4.22万公顷，且都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相关经验研究表明，生产者补贴往往引起农户扩大玉米种植规模，在有限资金约束下，与土地规模扩大配套的劳动力、资本等投入不足，短期内农户管理能力和生产技术难以得到保证，从而造成生产效率降低。由此，假说H3得到验证。
精确断点回归的核心思想是利用局部随机试验得到反事实因果推断，其中最重要的假设条件是临界点两侧影响样本进入对照组和处理组的驱动变量（running variables）是随机的，且样本落入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概率不会受到人为干预。在中国，各省份的行政管理具有独立性，财政支出也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尤其是农业补贴类的财政支出不存在跨省补贴的情况。因此，以行政区划为标准识别的补贴分界线来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于是样本是否获得补贴不会受到人为干预，只与其所在省份有关。这说明本文采用的（1）式模型满足精确断点回归的假设条件。
本文对县级统计数据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补充和修订，但仍然存在少量指标口径不一致、数据丢失的问题。同时，利用补贴分界线识别的县级样本数据较少，也有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玉米种植栅格数据进一步检验生产者补贴对玉米种植结构的影响。鉴于该栅格数据的分类代码为1和0，此处通过二项Logit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显示，玉米生产者补贴在75千米缓冲区和相邻缓冲区内均显著提高了玉米播种面积占比。由此可以判断，上文采用县级样本数据估计的模型结果比较稳健。
虽然国家自2015年起就已经降低了对玉米的价格支持力度，以减少对玉米市场的影响。但是，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是由临时收储政策转变而来，且这两个政策在时间上前后衔接。如果临时收储政策存在滞后效应，则本文估计的生产者补贴对土地生产效率影响的结果中可能混淆了部分临时收储政策的影响。对此，本文对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滞后一期，即采用2017—2020年的数据对（1）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显示，在排除了玉米临时储备政策的滞后影响之后，无论是在75千米缓冲区，还是在相邻缓冲区，补贴对土地生产效率的影响依然显著。这进一步说明，前文补贴政策对土地生产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在断点回归模型应用中，缺乏公认的二维最佳带宽（Angrist and Pischke，2015；Jia et al.，2021；坎宁安，2023）。带宽选择越窄，越接近临界值，越不用担心分界线两侧的非线性趋势，只要比较分界线两侧狭窄带宽的均值差即可。但是如果带宽很窄，则样本量就会减少，由此得出的估计值误差较大。在实践操作时，主要的目标任务不在于找到一个完美的带宽，而在于确保分界线两侧任何随机的带宽选择所得到的结果都是稳健的，即带宽选择是随机的，而不是人为设定的。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是在随机带宽下产生的，在上文选择的两个带宽的基础上，本文将带宽随机扩大到100千米、125千米、150千米、200千米、250千米、300千米、350千米和400千米，模型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生产者补贴属于典型的区位导向型政策，可能会因为劳动力迁移、市场价格差异等因素对非补贴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本文最大的担心是非补贴地区的农户可能会到补贴地区从事玉米生产。如果这部分农户是随机迁移的，则对估计结果影响不大，但如果这部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较强，则会高估生产者补贴对土地生产效率的影响。为此本文借鉴Kline and Moretti（2014）、陈勇兵等（2025）、詹小灵等（2025）的思路，通过逐步剔除对照组质心与补贴分界线不同距离内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随机剔除对照组质心距离分界线5千米、10千米、15千米、20千米和25千米内的样本进行断点回归。在逐步剔除给定空间距离内的样本后，5个回归的结果依然较为稳健，表明溢出效应未对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为检验补贴分界线确实捕捉到了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将补贴分界线向南移动75千米，随机构造一条虚拟的补贴分界线。在虚拟分界线两侧分别构建新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如果虚拟构造的补贴效果在分界线两侧不存在显著差异，则说明（1）式的断点回归结果通过安慰剂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虚拟政策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由此可以判断，最初的补贴分界线能够捕捉到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是近年来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由托市政策向收入补贴政策转型过程中实施的一项新型补贴政策，目前鲜有学者分析该政策对土地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巧妙利用补贴地区和非补贴地区的分界线，通过补贴分界线两侧严格的制度差异，构建精确断点回归模型分析生产者补贴对土地生产效率的影响，克服了学术界在识别两者因果关系时难以解决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补贴地区，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虽然增加了玉米生产者的收入、扩大了玉米播种面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玉米的生产效率。进一步地，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土地生产效率下降的原因。具体而言：一是生产者补贴促使农户新增低质量耕地用于种植玉米，这部分耕地的地力条件普遍较差，进而导致玉米生产效率下降；二是生产者补贴促使农户调整玉米种植结构，农户需要重新学习玉米的生产技术、了解玉米市场、购买新的适配机械等，进而导致玉米生产效率下降；三是生产者补贴促使玉米种植规模扩大，而农户又受到生产要素约束以及管理能力的限制，最终导致玉米生产效率下降。
农民相对收入降低是经济发展中普遍的客观规律，通过农业补贴提高农民收入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近年来，中国对农业支持保护的力度不断增加，在推动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补贴政策的多目标属性也带来了一定的政策效应减弱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目标主要围绕“农民增收”“提高生产效率”“粮食安全”三大目标展开，但这三大目标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农民增收目标侧重于社会公平，强调农业补贴资金发放到所有农户手中；提高生产效率目标则注重优胜劣汰，鼓励补贴资金发放到种田能手、职业农民等生产效率较高的农户手中；粮食安全目标则重点强调粮食总量的供给，鼓励扩大粮食种植规模，减少非粮化生产。可见，无论从现实考虑还是基于理论分析，这三大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矛盾。例如，旨在提升生产效率的补贴政策可能导致部分弱势农户收入下降，而扩大种粮面积的补贴政策则有可能带来生产效率的降低。正如本文的研究，玉米生产者补贴按照生产者面积发放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玉米播种面积、提高了农民收入，但同时导致了生产效率下降。因此，如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科学统筹“多目标协调与整体效应提升”与“单目标聚焦与政策靶向性增强”之间的关系，是新时期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转型研究的新要求。
基于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一是以粮食安全为首要任务，协调统筹补贴政策的多重目标。无论是扩大面积、提高农民收入还是提高生产效率，农业补贴政策的基础目标应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根本前提。二是优化补贴政策，科学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根据国家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补贴措施。例如，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的需要，应以公平为主，实施普惠性政策，确保农民普遍受益；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需要，则应以提高效率为主，重点引导资源向高效生产主体倾斜。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应该着眼于提升粮食产量，建议适度加大对种田能手的补贴力度，将更多补贴资金向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农户倾斜，以提升整体生产效益。三是探讨单产提升补贴机制，提高生产效率。结合国外实施的单产补贴模式，在部分地区试点单产提升补贴，给予生产效率较高的农户一定的补贴或者奖励。四是提高种粮大户的管理能力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种粮大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成为中国未来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建议加强对这一群体在农田管理、农业技术、资金运用等方面的培训与支持。通过系统化培训和针对性指导，帮助他们掌握现代农业管理知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益。五是加强对低质量耕地的改善和维护。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小田并大田等措施，系统推进土地整治和基础设施提升，切实改善低效耕地条件，不断提高土地生产力和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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