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比尔德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和他的夫人玛丽·R·比尔德合著了一本《美国文明的兴起》，为我们讲述了从17世纪初英国在北美建立最早的殖民地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机器时代”的美国历史。查尔斯·比尔德提出了一个观点：美国的历史，绝不是由白宫里的总统和政客们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由钢铁、煤炭、石油、铁路的大亨以及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用资本和财富的力量重塑了美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外交乃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本书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总统任期或单纯的时间年份来划分历史，而是抓住了“谁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与统治权”这一核心，把“南北战争”这场摧毁旧农业霸权、确立新工业霸权的大决战，作为划分美国文明两大时代的分水岭：农业时代从1607年至1860年左右。从欧洲人的大航海与英国在北美的早期殖民开始，历经美国独立战争、宪法制定、西进运动，一直记录到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工业时代从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至20世纪初叶的1930年代左右。它以“第二次美国革命”即南北战争为起点，记叙了北方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西部大陆版图的完善、狂飙突进的“镀金时代”、美国的海外帝国主义扩张，最终落脚于由大财阀、科学技术与大批量生产主导的“机器时代”。在内战之前，美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南方的奴隶主和西部的自耕农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到了1860年林肯就任总统时，量变引起了质变，美国北方投资在工业、铁路、商业和城市财产上的资本总额，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全国所有农场和种植园的价值总和。这宣告了工业在经济实力上已经正式超越了农业。另外，内战不仅仅是为了废除奴隶制或维护联邦统一，它本质上是一场社会与经济革命。这场战争彻底摧毁了南方奴隶主农业贵族的经济基础，并确保了北方商业和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全面胜利。战争结束后，借助战争中积累的庞大资本和飞速发展的机器技术，北方的工业巨头和金融家们开始毫无阻碍地征服整个北美大陆。美国社会的重心不可逆转地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从农田转移到了工厂和华尔街，一个由铁路、钢铁、机器和大财团统治的“工业时代”全面取代了早期的“农业时代”。--------------------------------在17世纪的全球扩张中，唯有英国成功在北美荒野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独立且以欧洲血统为基础的新文明。西班牙人的模式是征服和剥削现成的古老文明群体，如在墨西哥和秘鲁。而英国人面对的是广袤的处女地和宁死不屈的原住民，因此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人民、经济模式和阶级文化整体迁移到新大陆，从而在荒野上重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另外，英国是一个岛国，强大的海军不仅能保卫本土，还能跨越四大洋去夺取和保护广阔的海外领地。17世纪的英国在从封建经济向资产阶级经济的过渡中走在欧洲前列。和平的内部环境使英国的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他们熟悉通过股份公司进行高利润、高风险的远洋投资，如东印度公司。这为殖民事业提供了充足的民间资本和商业管理经验，无需完全依赖国库。还有就是，英国的农业变革，如圈地运动使得大量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成为了可以自由迁徙的群体。 尤为关键的是女性在殖民中的基石作用。单纯的士兵可以征服原住民，但要建立并维持一个持久的社会，必须要有女性的参与。17世纪的英国女性在农业和纺织业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技能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甚至在商业企业中也有她们活跃的身影，这种韧性是开拓新大陆不可或缺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班牙、葡萄牙的女人几乎没有参与美洲殖民地的拓展活动。与法国残酷迫害新教徒，并拒绝他们进入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不同，英国的宗教政策相对比较宽容，不但允许本国的异教徒进入北美殖民地，还接纳了带着商业和手工业技能的法国新教徒来到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此外，英国国内长期的政治革命最终削弱了王权和贵族，确立了中产阶级的力量，并保留了议会制度。这不仅为帝国扩张提供了务实的商业导向，也为日后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宣言》提供了世俗的理论基础，如约翰·洛克的思想。英国在建立北美殖民地的初期，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模式。一种是商业公司模式，一种是领主制/业主制模式。商业公司是由一群资本家、商人和投资者为了追逐利润或混合了宗教和商业动机而联合成立的股份合作企业。由于建立殖民地需要庞大的资金、管理人才和劳动力，超出了个人的能力范围，因此这种合作模式成为了早期殖民的先锋。它们通过英国国王颁发的特许状获得合法地位和土地。著名的代表包括建立弗吉尼亚的伦敦公司、建立新英格兰的马萨诸塞湾公司以及荷兰西印度公司。领主制是英国国王将新大陆上广袤的土地直接赐予某个具有雄厚财力的个人或少数几位贵族，使得这些受赠者及其继承人成为这片领地的绝对的所有者。马里兰和卡罗来纳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哪种模式，面对北美广袤的荒野和对劳动力的极度渴求，它们最终都不得不给予普通移民一定的土地私有权和政治自治权。--------------------------------美国独立绝非突发的偶然事件，而是在独立战争前170年的漫长岁月里水到渠成的结果。在这170年间，北美早已在人口、经济、政治和军事能力上完成了向一个主权国家蜕变的全面结构性准备。首先是大量非英裔移民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繁衍，打破了原有的血统和地方壁垒，催生了对英国王室没有政治忠诚度的美国人新族群。通过内陆农业的扩张、利润丰厚的海洋贸易以及早期制造业的发展，北美积累了足以支撑一个独立国家的巨大物质财富，并由此引发了与英国本土资本家的深刻利益冲突。各殖民地的人民议会在与英国皇家总督的长期博弈中，牢牢掌握了征税与财政拨款的“钱袋子”大权，在独立前夕实际上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内部政治自治。通过抵御印第安人以及参与对抗法国人的连年边境战争，殖民地的民兵和水手积累了丰富的排兵布阵与航海交战经验。独立战争前的美国社会虽然在本质上复制了英国文化，并直接移植了带有明确等级色彩的英国中产阶级社会结构，但新大陆的独特环境使其在以下多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演变。由于摆脱了世袭贵族和绝对神职阶层的压制，加上广阔边疆与廉价土地带来了丰富的经济机会，底层平民得以不断向上攀升，社会阶级壁垒逐渐松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性与民主、自由化倾向。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地位也得到了切实的改善。尽管她们在法律上仍受制于英国普通法的从属地位，但婚姻开始向世俗化转变，部分殖民地如马萨诸塞不仅立法禁止丈夫殴打妻子、允许在特定条件下离婚，女性也因为在开拓新大陆中承担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劳动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再加上启蒙思想涌入带来的科学觉醒、世俗教育的发展以及新闻自由的萌芽，北美殖民地在保留英国文化底色的基础上，最终孕育出了一个更具自治精神、平民活力和世俗化特征的全新文明。--------------------------------英国对北美的统治本质上就是一种“重商主义”的剥削，将其视作专属财产来“薅羊毛”以满足英国资本家的利益。比如，英国规定北美进出口货物必须用英国船只运输，且烟草、木材等核心特产只能卖给英国，买欧洲商品也必须被英国中间商扒一层皮；为了防止竞争，英国立法禁止北美制造羊毛织品和帽子，甚至不准建立轧铁厂和炼钢炉，强迫殖民地依赖英国的高价工业品；为了保护英国债权人，禁止北美发行纸币，导致当地货币紧缺；同时接连推出《糖税法》、《印花税法》和《茶税法》，并派官员随意搜查北美民宅和仓库，直接从殖民地人民口袋里掏钱填补英国国库。这些无孔不入的压榨不再仅仅是针对个别群体，而是同时砸了富裕商人、底层工匠、自耕农以及最擅长煽动舆论的律师和出版商的饭碗。共同的经济痛点让原本松散的各个阶层空前团结起来，他们结成社团，通过抵制英货、打砸印花税局、倾倒茶叶入海等暴力手段，最终将一场经济维权演变成了武装反抗。美国独立战争不仅是反抗英国统治的战争，更是一场残酷的“内部社会战”和阶级冲突。当时北美并没有因“抗英”而完全团结。很多美国人反对独立，于是革命派在内部搞起了严厉的镇压，对购买英国货或同情英国的保皇党人动用私刑，甚至将前新泽西州长和纽约市长关进监狱，并大量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革命阵营内也分化为保守派和激进派，前者是主要是富商和大地主，后者是内陆小农和城市劳工。在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内陆农民和劳工试图借革命的机会，推翻沿海种植园主“财富与天赋”的贵族统治，底层民众和上层精英之间的内耗极其激烈。领导战争的“大陆会议”其实是个空架子，没有真正的征税权。大陆会议筹集军费只能向各州“乞讨”，而各州经常拖欠甚至不给；当初之所以选华盛顿当总司令，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平息地方嫉妒，因为马萨诸塞州挑起了战争，为了让其他州出钱出力，只能通过政治妥协选一个弗吉尼亚人来统帅。美军初期极度缺乏纪律，士兵往往只服短期兵役，只顾自身利益。在长岛战役中，整个旅的民兵甚至在没开枪前，一看到英军就丢下武器四处逃窜；华盛顿抱怨这些人“不知道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跑了”，随时可能当逃兵。由于存在如此严重的阶级矛盾、地方嫉妒、资金短缺和军队涣散，这场战争的内部阻力实际上和外部的英军一样可怕。如果不是靠着华盛顿个人的坚韧意志把残兵败将留在战场上，以及法国等欧洲列强出钱出兵的外部干预，这个松散且充满内战的联盟是很难打赢的。独立战争后，英国的强权被赶走了，但能够维持秩序的强大的美国中央政府还没建立起来；在缺乏权威的真空期，百废待兴的经济危机引爆了穷人与富人、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剧烈摩擦，从而导致了全社会的动荡。原本占据社会上层的亲英派被大量驱逐，他们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这导致旧的社会结构解体，而底层平民趁机崛起，通过地方州议会掌握了政治权力，打破了传统的阶级秩序。长达七年的战火破坏了原有的农业、手工业和海外贸易路线。战争结束后，英国商品又如洪水般涌入美国，严重打击了本土刚起步的商业和制造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商人破产。为了应对战后困局，各州滥发纸币，导致货币体系极度混乱、疯狂贬值 。同时，底层农民因为沉重的战后税收而面临破产和土地被没收的危机。这导致“欠债的穷人”与“催债的富人”之间爆发了极度尖锐的阶级对立，甚至引发了平民的武装起义。当时的邦联政府是个空架子，既没有统一的货币，也没有权力收税或管理商业。各州各自为政，互相设置关税壁垒、打贸易战，使得全国无法建立起稳定、统一的经济和法律秩序。--------------------------------美国最初两大政党的形成并非源于人们天生的性格差异或抽象的宪法理念，是“资本与商业”对阵“农业与劳工”的直接结果。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代表了富裕的商人、金融家、债权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他们通过推动建立国家银行、发行国债和实行保护性关税等政策来巩固和增加商业财富。以杰斐逊为首的反联邦党则代表了广大自耕农、南方种植园主以及底层劳工的农业利益，他们之所以团结起来形成有组织的政党，是因为他们认为汉密尔顿的政策本质上是在向农民和劳工剥削征税，用来养肥那些金融投机者和资本家。但是，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上台后就变了，他原本主张“小政府”、强烈反对建立国家银行、发行国债和征收保护性关税等偏袒商业资本的中央集权政策。上台执政后，他及其代表的党派却转而实施了他们曾经痛恨的政策，亲手建立了“第二国家银行”并推出了保护性关税法案。原因很简单，为了确保西部农民能通过密西西比河顺利出口农产品、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以及为了在战争造成的财政混乱中拯救国家信用并为农产品建立稳定的国内市场，他们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利用强大的中央集权和金融手段来维护与扩张农业阶级的实际利益。--------------------------------美国建国后，在社会文化领域从一个狭隘的神学殖民地向世俗化、平民化和民族化的现代文明发生的深刻转型。随着旧的英国官方统治阶级被驱逐，平民、商人、自耕农和劳工获得了巨大的向上流动空间，契约奴役制也逐渐走向消亡。在思想与宗教方面，受法国启蒙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强烈冲击，新建立的联邦政府确立了完全世俗化的基础；精英阶层开始抛弃传统的加尔文教条，转向推崇理性的自然神论和唯一神教，而底层大众则纷纷加入强调个人情感与平民精神的卫理公会等新教派。此外，教育开始打破神学和古典语言的垄断，呼吁建立由税收支持的公共教育体系，并引入自然科学、历史和现代语言等实用学科以培养共和国公民；同时，文学、艺术和大众新闻业也迎来了繁荣，创作者不再依赖贵族的赞助，而是直接面向平民市场，其作品深刻反映了新兴国家的民主思潮、社会改革与现实生活。随着各州普选权的普及以及“提名大会”取代少数政客垄断的闭门会议，平民选民掌握了更大的政治话语权，西部的穷苦农民和东部的底层工人终于联合起来，靠着人多票多，把属于平民的总统杰克逊送进了白宫。杰克逊上台后，代表穷人把长期趴在国家身上吸血的“东部金融资本家集团狠狠地揍了一顿，彻底砸烂了他们用来剥削老百姓的工具——国家银行。这就是一场底层平民在政治上的大凯旋。--------------------------------摩门教大约建立于1832年左右，传说源于纽约州的约瑟夫·斯密所接受的“神圣启示”，他也是《摩门经》的发现者和翻译者。在早期，这群信徒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四处流浪，饱受命运的打击。他们曾在俄亥俄州短暂停留，随后远赴密苏里州，但由于被指控试图建立教派“统治”，遭到了当地人的强烈敌视并被驱逐过河。随后他们逃往伊利诺伊州，但厄运依然如影随形，他们的领袖约瑟夫·斯密被暴徒开枪打死，而且由于被怀疑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们面临着被彻底消灭的威胁。
在与邻居无法达成和解的绝境下，第二任先知兼领袖杨百翰提议向远在文明世界之外的远西地区迁徙。1847年春天，杨百翰带领一支精锐队伍出发，于仲夏时节抵达盐湖城地区，搭起帐篷并迅速开始开垦坚硬的土地，随后又有1500名男女老少加入。为了壮大力量，教会长老们向美国东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派遣传教士，以经济上的安全、繁荣以及“妻子充裕”为条件，吸引了大量贫苦农民和工匠加入。短短三年内，该地区人口就达到了1.1万人，他们建立的社区被称为“德撒律”。
面对干旱贫瘠的土地，摩门教徒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们修建水坝和沟渠，成功克服了干旱，其灌溉工程成为了周围拓荒者的灵感来源。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杨百翰领导下的经济系统：
严厉限制投机商和商业暴利；土地不直接出售，而是根据家庭需要进行分配；灌溉工程、钢铁、毛纺、印刷和采矿等产业均按照合作原则进行管理。这个社会的核心理念是普遍的舒适，而不是个人的暴富；虽然教会实行神权统治，但社会中没有极其悲惨的流浪者。在道德上，他们推行类似清教徒般的严苛纪律，禁绝沙龙、赌场和妓院，社区生活以清醒、节俭和勤奋为标志，游手好闲者会被无情驱逐。
加州淘金热与内战带来的财富随着加州发现黄金以及向俄勒冈的移民潮兴起，盐湖城成为了成千上万冒险家和拓荒者的中转站和避难所。向这些过路人出售食品和制成品为摩门教徒带来了惊人的利润，极大地扩充了他们的资本。当部分年轻教徒被加州黄金所诱惑时，杨百翰劝阻他们留在犹他州发展多元化的农工业，并预言他们未来能“把去加州的人全买下来”。事实证明他的预言非常准确，犹他州随后发现了大量的煤炭、白银、铜、铅甚至黄金，使得摩门教徒在内战等动荡时期变得极其富有和强大。
非摩门教徒的涌入破坏了社区的团结，并带来了不同的习俗和信仰。1850年，由于“德撒律”被组建为正规的犹他领地，联邦政府的监督随之而来，并在几个月内演变成武装冲突。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震惊了全国，被共和党人斥为与奴隶制并列的“两大野蛮遗迹”之一。
为了消灭一夫多妻制，国会先后在1862年、1882年和1887年通过法律，并以没收财产相威胁。在此期间，摩门教早期的公社经济已基本解体，教会和个人积累了大量财富，教徒们也变得像清教徒的后代一样世俗化。最终，摩门教徒向国家立法施加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低头，放弃了一夫多妻制。在做出这一妥协后，国会终于在1896年接纳犹他州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由此，摩门教完成了从一个受迫害的边缘宗教团体，到西部拓荒先锋，再到完全融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历史演变。
--------------------------------南北战争前夕美国在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上发生的颠覆性变化：在蒸汽机、新机器和全国性铁路网的推动下，美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阻挡地从南方的“棉花王国”转移到了北方的工业与金融中心；在阶级结构上，北方不仅崛起了一个在财富和政治敏锐度上足以彻底摧毁南方种植园主霸权的工业资本家阶级，还由于农村人口流失和庞大欧洲移民的涌入，催生了一个聚集在城市的庞大无产阶级。这种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狂飙突进，彻底打破了建国以来的南北利益平衡，让南北双方在关税、土地和劳动力制度上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最终使这场由经济剧变引发的政治革命走向了武装冲突。由于南北方在劳动力制度、气候及经济资源上的巨大差异，国内政治陷入了深度的阶级对立与撕裂，政治家们只能依靠“1850年妥协案”及严苛的《逃奴法案》来勉强维持岌岌可危的联邦平衡。与国内的剑拔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对财富和市场的共同渴望驱动下，南北方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商业扩张上却达成了高度一致。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积极开展对华和对日外交，先是派顾盛使团与中国签订条约以获取通商特权与治外法权，随后又由佩里准将率领舰队以武力威慑叩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特别具有戏剧性的是台湾（Formosa）案例，当时美国驻华专员彼得·帕克医生发现一家美国公司在台湾打狗（Takow）升起了美国国旗，便以“人类、文明和商业利益”的名义强烈建议美国政府吞并台湾，但当时的民主党政府对此反应冷淡，以动用武力须经国会授权为由予以拒绝，甚至没有将提案提交国会，最终美国国旗不得不从台湾降下。“打狗”就是今天台湾的南部第一大港口城市——高雄市的旧称。--------------------------------随着领土的不断西扩，北方工业资本主义和南方农业奴隶制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资本家需要高关税保护工业，南方奴隶主需要自由贸易卖棉花。最终，北方资本家通过《宅地法》拉拢了西部的自耕农，并在1860年把林肯推上了总统宝座。南北战争爆发。这场内战本质上是“第二次美国革命”。北方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南方农业贵族的统治，资本家阶级从此牢牢掌控了国家机器。资本家们拥有四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一，联邦政府出台了极高的保护性关税，把欧洲竞争对手挡在门外；第二，广袤的西部有无穷无尽的煤炭、铁矿和石油等廉价自然资源供他们开采；第三，政府甚至出台法律允许直接从欧洲引入廉价合同劳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第四，横跨大陆的铁路网把全国连成了一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在这四大红利的刺激下，美国在林肯去世后仅仅过了25年，约在1890年，就正式超越了老牌霸主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和制造国。在这个“镀金时代”，钢铁、煤炭、石油和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开始了野蛮生长。从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最后合并成了庞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这些垄断组织在积累财富时是极其残酷和腐败的。 以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为例，他们打压对手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仅组建私人武装为了争夺管道大打出手，还在夜里偷偷破坏竞争对手的设备；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勾结铁路公司获取“秘密回扣”，不仅自己运油能拿回扣，甚至连竞争对手交的运费，铁路公司都要抽成进贡给标准石油。此外，他们还大量收买报纸抹黑独立商人，高薪聘请政客作为辩护律师，甚至大量出资赞助政党的竞选资金来干预立法。所谓的自由竞争，变成了赤裸裸的大鱼吃小鱼的丛林法则。随着巨头们越赚越多，西部的农民和城市劳工却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而农民向东部银行借的房贷以及支付给铁路公司的运费却高得吓人。在被逼无奈之下，农民们在19世纪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粹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要政府干预铁路垄断，并且“制造通货膨胀，稀释债务”。当时美国实行金本位，货币紧缩，钱很“值钱”。农民们要求政府“无限量铸造银币”。道理很简单：如果国家大量铸造银币，市场上的钱变多了，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小麦玉米的价格就会随之上涨；但是，农民当初欠银行的抵押贷款数额是固定不变的。靠着涨价卖粮，农民就能用贬值的钱更轻松地还清原本沉重的债务。这场运动，实际上就是底层农民试图用金融手段，从华尔街资本家手里夺回财富的绝地反击。同时，城市里的工人们也开始组建全国性的工会，用大罢工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更高的工资，劳资冲突甚至演变成流血事件。为了化解国内的产能过剩和阶级矛盾，美国的眼光看向了海外。资本家们需要新的市场来倾销堆积如山的商品。于是，美国吞并了夏威夷，通过美西战争拿下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并用坚船利炮参与到瓜分中国市场的“门户开放”利益角逐中。美国从一个大陆农业国家，正式蜕变为一个全球性的商业帝国。进入20世纪后，美国正式迈入机器时代。经历了一战的刺激，美国从债务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在20年代的哈定和柯立芝总统时期，政府推行“回归常态”，疯狂给富人减税，奉行“政府不干预商业”的政策。这造就了表面上无比辉煌的“柯立芝繁荣”，股票市场陷入了全民疯狂的投机之中。极度的矛盾和财富分配不均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工业巨头和金融家把太多的利润投入到了资本积累和盲目扩建新工厂上，而分给普通消费群体的财富太少。老百姓手里没钱，购买力严重不足，根本消化不了流水线疯狂吐出的海量商品。一边是生产严重过剩，一边是大众消费不起，最终导致经济链条断裂，股市轰然崩盘。面对大萧条，胡佛总统试图采取一些救市措施，例如推出了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并成立了“重建金融公司”，试图动用国家力量来为铁路和银行提供信贷，挽救摇摇欲坠的私人资本和金融结构。但这些从上至下的滴漏式救援，终究无法填补底层购买力缺失的无底洞。--------------------------------从拿着猎枪开荒的世俗化清教徒，到掌控全球金融命脉的华尔街大亨；从杰斐逊梦想的“自耕农共和国”，到托拉斯巨头统治的“机器帝国”。美国的历史是一部资本、土地、机器与人力相互碰撞、无情向前的经济演化史。大萧条戳破了繁荣的幻梦，而美国究竟该如何解决财富分配的终极矛盾？这是作者当时留给后人去解答的世纪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