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精读 | 对《中央北冰洋渔业协议》的海洋中心主义解读

陆地中心主义的先验预设深嵌于当代海洋治理当中——其往往以主权国家为治理主体，以人类利益为治理目标，将海洋塑造为“可管理资源空间”。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加速、海洋生态危机深化，学者开始追问：当我们谈论“保护海洋”，我们究竟在保护什么？保护的目是服务于谁？

本期推荐文献是2026年5月发表在《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上的文章：《What about the fish? An ocean-centric reading of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 Fisheries Agreement》。本文以“《Agreement to Prevent Unregulated High Seas Fisheries in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CAOFA，后文称中央北冰洋渔业协议）”为中“鱼”的概念为分析对象，从“海洋中心主义（ocean-centric）”视角出发，审视当代国际海洋治理框架中根深蒂固的陆地中心主义（terrestrocentrism）。

作者介绍：

第一作者 和通讯作者Sohvi Kangasluoma是芬兰拉普兰大学北极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北极治理、批判地缘政治与后人类中心主义政治理论；

北冰洋正在快速改变。北极海冰每十年缩减约12.2%，冰层退却使原本封闭的公海区域逐渐向商业航运、资源开采与捕捞渔业开放；与此同时，鱼类种群也因水温变化而向极地迁移，北冰洋中央公海的生态格局正在重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北冰洋渔业协议》（CAOFA）应运而生。协议于2018年签订、2021年生效，适用范围为约280万平方公里的北冰洋中央公海区域，将持续有效至2037年。

在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与地理学等主流学科中，世界被默认为一个由主权国家划分的陆地空间体系。海洋在这套话语中，不过是“社会之外的空间”或“国家控制之外的无政府地带”，是陆地逻辑向水域的延伸投射。学者们将这种知识论倾向称为“陆地中心主义（terrestrocentrism）”——一种源于土地、立于土地、服务于陆地秩序的认知框架。在这套框架下，海洋的流动性、立体性与相互连通性被系统性地忽视；海洋中的生命，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陆地政治经济的利用逻辑之中。

Steinberg与Petersen（2015）提出的“湿本体论（wet ontology）”试图突破这一局限，主张以海洋自身的流动性、三维物质性与持续运动性为出发点重新思考空间。Doel（2000）则建议将空间理解为“动词而非名词”——即海洋不是一个容器，而是一个持续生成的过程。

作者们对协议文本进行批判性内容分析，归纳出两个核心主题——“整体性的缺失”与“鱼作为资源”

（一）鱼作为资源：生物法律语言的规训

协议第一条对“鱼”的定义，直接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生物法律框架，将其界定为“鱼类、软体动物与甲壳类动物”。这一定义仅保留鱼的生物属性。协议中出现频率更高的，并非“fish（鱼）”，而是“fish stocks（鱼类资源）”。粮农组织（FAO）将“鱼类资源”定义为“渔业活动从中获取产量的种群”——在这个定义里，鱼的存在意义，就是等待被捕捞。协议第二条宣称的目标是“鱼类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但“可持续利用”的潜台词是：保护是手段，利用才是目的；鱼被保护，是为了确保人类在未来仍能持续获取资源。

（二）整体性的缺失（Lack of holism）：流动的海洋与静止的边界

协议的适用范围被定义为“被五国专属经济区所环绕的公海部分”。这是一条政治边界，而非生态边界。鱼不认识国界线。它们随洋流、水温与食物链迁徙，可能今天在挪威专属经济区，明天游入公海，后天抵达俄罗斯水域。整个北极海洋生态系统是一个互相连通、动态变化的整体——洋流跨越任何人类划定的界线流动，营养物质循环不遵守任何法律条文，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协议的管辖范围仅限于这一特定公海区域的水柱（water column，即从海面到海底之间的水体），海床由另一套国际法律制度管辖，周边专属经济区又各自归属沿岸国管理。“一个流动、立体、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被切割成互不统属的法律碎片。

分析揭示出，即便是号称采“生态系统方法”的CAOFA，也未能真正逃脱陆地中心主义：“协议的目标由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来锚定，而非由海洋生命本身的福祉来驱动；协议的边界由国家的渔业管辖权来定义，而非由生态系统的实际范围来划定。”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们大胆设问：如果以后人类中心主义、多物种正义（multispecies justice）为原则重写CAOFA，协议会是什么样子？ 作者们以两个替代性案例拓展想象空间。

皮基亚拉索苏亚克合作意向书（LOI on Pikialasorsuaq）——一份由因纽特人主导、加拿大与格陵兰之间关于北冰洋多拿亚区域合作的文件——将该区域描述为动态区域，承认因纽特人数千年来与这片水域的文化与精神联结，将未来世代的利益纳入考量，呈现出整体性的、关系性的，而非单纯功利性的治理视角。新西兰旺格努伊河权利法案（Te Awa Tupua, 2017）更进一步，直接赋予旺格努伊河“法人资格”，将其定义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生命的整体，涵盖从山至海的全部物质与形而上学元素”。

延伸思考及阅读

延伸思考一：“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的海洋治理观

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若借助本文的“海洋中心主义”框架，我们能否追问：“共同体”的边界是否延伸至非人类的海洋生命本身？

延伸思考二：原住民知识——被纳入还是被转化？

CAOFA承认原住民知识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联合科学研究与监测项目（JPSRM）的知识框架。然而，这种“纳入”本身是否构成另一种形式的知识殖民？类似地，南海渔民地名文化的再挖掘本身应如何在具体治理实践中处理好“知识整合”与“知识尊重”之间的平衡？

延伸思考三：后人类中心主义——理论边界与实践困境

作者们所倡导的后人类中心主义海洋治理，在理论层面颇具吸引力，但在实践层面面临深刻困境：谁来代表鱼的利益？禁止商业捕捞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这些问题提示我们：理论框架的激进性与政策实践的可行性之间，始终存在需要审慎处理的距离。

- Steinberg, P., & Petersen, K. (2015). Wet ontologies, fluid spac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 Alaimo, S. (2019). Introduction: Science studies and the blue humanities. Configurations.

- Bueger, C., & Mallin, F. (2023). Blue paradigms: Understanding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global ocea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