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集：改革春潮
【事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小岗村“大包干”的破冰之举，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废除。
【时间】：公元1978年—1990年。
当杂交水稻的稻浪在洞庭湖畔翻滚，当人民公社的红旗在田野上飘扬，中国农业却陷入了一个怪圈：集体劳动的“大锅饭”，让农民“出工不出力”，土地的生产潜力被严重束缚。1978年，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村，正经历着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饥饿，这个久违的幽灵，再次徘徊在华夏大地上。就在此时，一场由农民自发掀起的制度革命，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改革开放的春潮。
这是一次关于“死”与“生”的绝地突围。
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这个只有20户人家的贫困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已经连续多年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被称为“三靠村”。这年秋天，大旱之后，饥饿再次威胁着村民的生命。
11月的一个夜晚，寒风刺骨。在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的茅草屋里，18位农民围坐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绝望与决绝。队长严俊昌猛吸一口旱烟，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我想好了，咱们把地分到户，自己种自己收。皇天在上，要是出了事，我一个人扛着，坐牢杀头我去！”
“我同意！与其饿死，不如闯一闯。”严金昌第一个响应。
随后，18位农民在一张皱巴巴的草纸上，按下了鲜红的指印。这张后来被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生死契约”上写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这是一场以全家性命为赌注的“生死赌局”。签完字，他们默默喝了一碗地瓜酒，严立华的妻子在灶房偷听到这一切，捂着嘴小声哭了——她知道，这是把全家性命都押了上去。
1979年春天，小岗村的土地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景象：往日“出工不出力”的社员天不亮就下地，严金昌把分到的6亩地耙了三遍，连石头缝里的杂草都拔得干干净净。“以前是给队里干，现在是给自己干，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在地里种上杂交稻，每天要去看三遍，像照顾孩子般上心。
这年秋天，奇迹发生了：小岗村粮食总产量达6.6万公斤，是上年的3.7倍；油料产量超以往20年总和；还向国家交了1.24万公斤公粮——这是小岗村历史上第一次向国家“交公粮”。打谷场上，金灿灿的稻子堆成小山，严俊昌家分到3500公斤粮食，堆满堂屋和厢房，“睡觉都能闻到稻子的香味”。严金昌的妻子抱着麻袋里的稻子整夜没合眼，孩子们在粮堆上打滚：“以后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小岗村的变化，如同一声惊雷，惊醒了沉睡的中国农村。1978年11月，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凤阳调研时，看到农民“饿得躺在炕上起不来”，听闻包产到户的实效后拍着桌子说：“别管什么主义，能让农民吃饱饭就是好主义！出了问题我负责，砍头先砍我的！”
在中央的支持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党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7年，全国98%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摆脱了停滞的困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简单的分配原则，彻底打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也逐渐被废除。1985年起，国家对粮食、生猪、水产品等取消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农村商品经济开始活跃，农民逐渐由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向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转化。
在江苏、浙江等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利用剩余劳动力和资金，创办工厂，发展多种经营。1987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4500亿元，占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一半，占全国社会总产值20%还多。
当小岗村的18个红手印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遍华夏田野，当乡镇企业的机器在乡村轰鸣，一首改革的春潮之歌，正在华夏大地上唱响。这首歌，既有农民的欢歌，也有制度的创新；既有田野的复苏，也有一个民族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