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翀等: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农业农村投融资“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市场机制虽能通过价格信号和竞争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但往往因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问题，无法有效提供公共品，也难以自发实现社会公平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此类问题在农业农村领域尤为突出，因此政府的制度供给非常必要，但过度干预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道德风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农业农村投融资制度的历史演变深刻反映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变迁。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十四五”时期，政府角色逐渐从直接控制资源转向制度引导和风险分担。 “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从基础现代化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经济增长模式从依赖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以技术、数据和知识积累为核心的创新驱动。 这一转型是经济发展从低级向高级迈进的关键标志（Romer，1990）。 “十五五”时期，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深化转型，需要增强市场主导的制度保障。 相应地，投融资制度也将进一步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新格局。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农业农村投融资制度演进的基本逻辑，以加深对投融资制度变迁的理解；第二，回顾“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投融资政策的重点内容与施策效果，并基于六大制度机制的协同互动关系，分析新阶段农业农村投融资面临的挑战，进而展望“十五五”时期的改革趋势，为中国农业农村投融资制度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一）中国农业农村投融资制度改革的基本脉络

中国农业农村投融资制度改革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个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递进的制度变迁框架。这一演进逻辑旨在平衡效率、公平与可持续，最终实现资本要素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赋能（胡雪萍，董红涛，2015；焦士平，2024；杜志雄等，2025）。

自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处于起步阶段，城乡要素流动存在较大障碍，资源配置失衡，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较高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传统金融市场难以在农业农村领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导致融资难和投资不足等问题。政府作为“矫正者”，积极利用财政金融工具，例如设立政策性金融，提供低息贷款、财政补贴和风险担保，填补了市场空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政府逐步放开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农村建设，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成为新引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农业产业化加速推进，农村电商和现代农业园区涌现，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城乡要素流动增强，市场活跃度提升。与此同时，各类风险持续叠加，监管需求加大。 在此阶段，农业农村投融资制度改革重点聚焦引入多元主体，通过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 一方面，通过鼓励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拓宽了市场主导投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进一步健全监管框架体系，借助技术创新优化风险约束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引导投融资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二）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基本逻辑

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应对新时代挑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选择。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这意味着农业农村发展要兼顾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生态环保与社会公平。 创新驱动强调以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以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以模式创新促进产业融合，更好地统筹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当前与长远，为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动力。

农业农村投融资制度作为支撑转型的关键，必须适应创新驱动的内在要求，通过多重机制的协同作用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质量，构建支撑创新驱动的制度基础。第一，通过激励相容机制激发创新主体的内生动力。第二，通过信息揭示机制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第三，通过资源优化机制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第四，通过风险分担机制降低创新的系统性障碍。第五，通过监管约束机制维护创新的良性竞争秩序。第六，通过社会公平机制确保创新成果普惠共享。

（三）投融资制度协同机制的动态演进与“十四五”时期的政策重点

投融资制度的各项协同机制在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并非静态不变，而是随着发展阶段演进呈现不同的作用重点和组合方式。这种动态演进反映了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调整。

在要素驱动的起步阶段，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不成熟、基础设施薄弱，风险分担机制和资源优化机制发挥主导作用。进入创新驱动的转型阶段，随着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创新需求日益迫切，激励相容机制和监管约束机制占据主导地位。在创新驱动的成熟阶段，创新成为常态，市场机制高度发达，社会公平机制和信息揭示机制成为核心关切。

“十四五”期间，中国农业农村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阶段。第一，中央一方面通过财政安排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激励农业经营主体采纳先进技术实施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对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增值税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并通过贴息贷款、担保费补贴，激励金融机构向农业农村倾斜，同时推动农业保险与融资联动，以政府补贴保费分担风险。此外，探索建立产业基金容错机制，对创新项目失败给予免责。

第二，中央持续施策强化信息披露，推动数据共享、溯源体系建设和监管透明化。一是强化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评估，要求公开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和效益数据，建立动态监测和报告制度，同时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公开绩效评价结果。二是要求金融机构公开涉农金融产品条款、风险评估和收益情况，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信息平台，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三农”相关的信用信息共享。三是推动建立农业保险数据共享平台，公开保险产品、赔付率和风险评估信息，并推动气象部门与农业保险行业合作，披露天气数据和风险预测用于降低农业风险。此外，为促进农业农村投融资创新，中央还推动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披露产权价值；等等。

第三，农业农村领域多项投融资政策聚焦促进资源优化。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设立乡村振兴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流向农业农村；通过资产证券化盘活农业基础设施等存量资源；等等。

第四，在农业农村领域，中央通过完善财政补贴、金融服务体系和第三方配套服务，逐步建成多层分担、多维覆盖的风险分担体系。

第五，中央持续加强监管约束机制建设，明确“不能做什么”。建立负面清单约束违规操作，防止“非农化”；通过绩效评估、审计和公众监督确保投融资流程合规，实施违规监测，并通过采取罚款、取消资格或追究法律责任等手段，促使违规者承担责任。

此外，财政金融协同政策聚焦促进共同富裕。继续强化普惠金融供给力度；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常态化帮扶脱贫人口；探索引导产业基金等专项投入方式，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等等。

（一）“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投融资的规模、结构与趋势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仅以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为例，结合“十三五”时期的情况，分析“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投融资的规模、结构与变化趋势。该数据可用于衡量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是反映农业农村投融资状况的“硬指标”，能体现资本流入和产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与活跃度，直接反映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农业农村的资本投入力度。

1.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逐年上升，但增速明显下降

近年来，中国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规模逐年上升，但增速波动较大且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图1所示，“十三五”时期平均增速为11.96%，“十四五”时期已降至4.46%，除2024年略有回升外，其他年份均明显下降。其中，2023年增速低至1.2%，2025年1—10月的同比增速也仅为1.2%。特别是2022年和2023年，其增速甚至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表明资本流入农业农村的动力大幅减弱，不利于农业农村长期发展。

从政府主导角度看，投资中自筹资金占比下降，国家预算资金占比上升，反映了政府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引导作用的增强。但增速放缓表明市场主导机制尚未充分激活，需要进一步创新激励。

2.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仍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

如图2所示，“十三五”以来，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仍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十四五”时期，农业占比较“十三五”时期有所下降，但畜牧业占比明显上升，两个领域合计占比仍超过65%；2023年，农业和畜牧业占比分别达45.4%和23.2%。农林牧渔服务业占比在“十三五”时期有所下降，但在“十四五”时期快速上升，2023年升至19.6%。林业和渔业占比最小且基本保持稳定，其中林业占比在“十四五”时期略有下降。从市场主导角度看，服务业占比上升反映了创新驱动下的产业升级，但传统领域仍占主导地位，需通过机制创新推动技术要素投入。

3.国家预算资金投资规模和占比明显上升，其他资金投资规模和占比下降

由表1可知，“十三五”以来，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的绝对规模在多数年份保持增长。但2023年除国家预算资金外，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规模均明显下降，导致到位资金总规模较上年下降9.73%。

从占比看，自筹资金和国家预算资金合计占到位资金的90%左右。自筹资金占比始终最高，但持续下降，从“十三五”初期的82.8%降至2023年的68.3%。国家预算资金占比居第二位且持续上升，从“十三五”初期的8.0%升至2023年的19.4%。国内贷款和其他资金占比相对较低，合计基本保持在10%左右。近年来，国内贷款占比稳定在4%左右，其他资金占比较“十三五”初期有略微上升。

（二）财政支农绝对规模持续扩大，相对规模稳定

财政支农是政府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政府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激励，其核心在于通过资金分配引导农业农村资源优化配置。直接激励形式主要包括财政补贴和直接投资，具有无偿性和针对性，能够快速传递政策信号并刺激农业特定领域的投入。间接激励则通过政策性金融、税收减免和项目奖励等方式实现，侧重于营造有利环境，借助市场机制放大政策效果。财政支农规模直接反映政府支持力度及其杠杆效应。“十四五”时期，国家在强调“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支持中央预算内投资进一步向农业农村倾斜”“压实地方政府投入责任”的基础上，以创新财政工具为抓手，支持设立乡村振兴基金、发行乡村振兴专项债、健全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体系，来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发展。

（三）涉农信贷供给持续增加，增速呈放缓趋势

涉农信贷投放反映农业农村领域的市场化融资渠道与流动性资本状况。在延续“十三五”时期强调建设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上，“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功能，提出“运用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工具，实施最优惠的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对机构法人在县域、业务在县域的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支持各类金融机构探索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信贷模式”；同时，重点强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地位，提出加快发展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

（四）农业保险持续扩面、提标

农业保险是重要的市场化风险管理工具，其发展状况能够反映农业投融资的风险分担和激励机制，从而体现农业农村投融资的韧性。“十四五”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政策层面不断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在“中央保大宗、地方保特色”的指导思想下，三大主粮农业保险的扩面提标成为“十四五”时期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发力方向。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农民需求多样化，农业保险产品不断创新。保险公司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农作物和养殖品种的特点，推出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保险产品，渔业保险、气象指数保险、水产品价格保险等新型险种不断涌现。农业保险服务也更加全面，现代科技应用日益广泛。通过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无人机等技术，保险公司聚集实现精准承保和高效理赔，逐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农业保险服务正从保成本向保产值、保价格、保收入全面升级。

“十四五”时期，中国农业农村投融资制度处于转型过渡期，兼具政府主导、规模扩张等传统特征，以及市场化改革、结构优化等创新探索特征。这决定了当前机制协同呈现“传统机制为主、创新机制为辅、协同效应初显”的格局。

（一）“十四五”时期投融资制度的阶段性定位与转型特征

第一，激励相容机制开始建立但系统性和精准性不足。“十四五”时期，财政与金融支农力度持续加大，投入重点从基础设施等“硬件”领域向科技、人才、制度等“软件”领域倾斜，体现了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

第二，信息化建设加速推进，但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突出。“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乡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逐步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加快完善，农村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启动。

第三，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主导地位依然突出，但市场作用明显增强。“十四五”时期，政府在农业农村投融资中仍居主导地位。财政直接投入占农业农村总投资的比重保持较高水平，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重大项目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农业保险仍主要依靠财政补贴支撑。

第四，风险防控体系不断完善，但市场化程度仍需提升。“十四五”时期，农业保险实现“扩面、增品、提标”，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基本建成。这些风险分担机制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的系统性风险，是要素驱动阶段政府发挥风险兜底作用的重要体现。

（二）面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投融资制度构建

“十四五”以来，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下降趋势。投资仍以自筹资金为主、国家预算资金为辅，但自筹资金比重下降，政府拉动趋势明显，市场化投资相对滞后。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从要素驱动阶段的“政府主导、风险兜底”转向创新驱动阶段的“市场主导、制度激励”，农业农村投融资制度需要形成新的作用层次和协同模式。

作为核心主导机制，激励相容机制应注重从资金补贴转向制度保障。政府不再主要通过直接补贴激励创新，而是通过建立健全产权制度、竞争制度、分配制度等基础性制度，形成持久的创新激励。这种制度性激励比政策性补贴更加稳定、可持续和有效，能够真正激发创新活力。

作为重要支撑机制，资源优化机制应注重完善要素市场体系，使资源能够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通过市场机制流向边际产出最高的用途，实现配置效率最大化。

作为基础保障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应以市场为风险管理的主渠道，政府则聚焦系统性风险和强外部性风险。发展市场化风险管理工具，使市场主体能够利用多样化工具管理各类风险，形成完整的风险分散链条。首先，通过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无差别的市场准入、包容性的金融服务等，保障各类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和创新活动的机会；通过帮助小农户和弱势群体提升能力、获得资源，使其能够把握发展机遇。其次，过程公平应通过制度保障，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利益调整等过程中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通过民主协商平衡各方利益，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实体正义。最后，结果公平应通过再分配实现，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运用转移支付、专项扶持等手段支持欠发达地区和脆弱群体，通过利益联结机制使小农户分享发展成果，推动共同富裕。

（一）财政支农体系的系统性与协同性仍待优化

首先，财政支持结构不合理，补贴政策选择性过强，绩效管理形式化。其次，财金协同投融资方式相对单一，政府产业基金、乡村振兴债券等中长期投融资方式探索刚起步。这些问题导致政府产业基金和乡村振兴债券难以支撑长期稳定的投融资体系形成，限制了农业农村的中长期资金供给。

（二）农业农村投融资基础性制度仍不完善

高效投融资体系需要一系列基础制度支撑。例如，完善的产权制度有助于投融资风险分担机制发挥作用，从而增强经营主体的韧性；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治理机制能稳定预期，提振投融资意愿。然而，当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进缓慢，各地确权颁证进度不均，农田基础设施产权归属不清，而农村产权价值评估等基础体系缺失，更直接导致农村产权的价值实现面临障碍。同时，由于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发育相对滞后，抵押担保机制不健全，导致金融机构发放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缺少有效的风险补偿，面临较高业务风险和追偿成本，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激励不足。此外，农产品价格治理机制不完善。

（三）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质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首先，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失衡。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农村金融产品市场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其次，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再次，农村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有待提升。最后，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刚性较强，差异化监管改革探索处于起步阶段。

（四）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尚不能有效支撑农业韧性提升

首先，农业保险市场机制仍不健全。其次，农业巨灾风险管理体系仍待健全。最后，农业风险减量的相关基础设施有待完善。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迅速扩大，但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护”问题，应灾能力不稳定。农产品仓储、烘干、加工等设施标准化、智能化不足，分布不平衡，“平急两用”机制仍不完善。部分地区虽有相关预警系统，但预警指标设置与农业风险管理结合不紧密，信息传递滞后且笼统，难以帮助经营主体及时采取有效的风险减量措施，预警的有效性不足。风险区划仅停留在理论和制度层面，大部分地区未能按风险等级实现保险费率差异化定价，因而难以发挥作用。尽管数智科技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但在与农业保险结合时，由于农业领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难以直接套用现有技术模式。加上农业气象和防灾减灾数据信息平台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部门、参保农户、农险机构、科技公司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数据交换与共享机制，难以为科学的风险减量模型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撑。

（五）具有优质投融资资质的经营主体群体数量不足

首先，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规模、资金、技术等方面处于弱势，难以作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承接主体；而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多资本积累不足，缺乏人才、产业和资源集聚能力，内生“造血”能力差，基本不具备参与农业农村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的能力。

其次，社会资本参与农业投资的收益分配与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同时，政府对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领域经营缺乏合理规划和有效约束。一方面，农业农村领域社会资本投融资管理实施细则尚未出台，社会资本投融资缺少合理指引。另一方面，对投资利用基本农田或高标准农田从事经营的社会资本，缺乏准入门槛约束和有效资质审查，尚未建立明确的负面清单制度。

（一）优化农业农村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体系

一是在财政紧平衡背景下，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质效。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基准，系统梳理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将支农政策更多向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倾斜。同时，以资金整合和预算绩效管理为核心，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则推进财政支农管理体系创新。

二是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领域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协同性。继续推动农业农村部门与银行、保险、担保、期货等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完善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贴息等优惠信贷政策，鼓励开展各类金融支持工具组合运用的模式创新。制定针对特色或主导产业的综合性财金协同支持政策及配套方案，集中相关资金解决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建立相对稳定、动态调整的投融资政策管理体系，稳定主体预期。

三是探索完善政府农村产业基金、乡村振兴债券等投融资方式。探索出台乡村振兴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基金容错容亏机制和奖补制度。同时，加快创新乡村振兴债券品种，发行针对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专项债。

（二）继续完善农业农村投融资的基础性制度

一是以扩大农村产权交易范围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为核心，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改革，打破产权交易的物理界限，逐步推动农村产权交易范围由本村向本县、本省乃至全国拓展，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活跃市场，促进流转。充分发挥产权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提升农村产权的可流通性和可处置性。进一步完善确权登记颁证等权利归属认证，推行各类农村产权权证化和资产化，提高权证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

二是完善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降低人为因素导致的市场价格波动。完善农产品收储制度，有效应对短期价格波动。逐步取消最低收购价等直接干预政策，坚持“量能分治”原则，通过收储政策、产能管理、进口调控和预期管理的协同，缩小价格波动幅度。建立完善全国农产品规模经营主体监测系统，强化价格预期管理。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滚动编制年度和季度大宗农产品供需平衡表，及时公布国内农产品生产、进出口、需求等数据，稳定市场预期。

（三）健全有效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一是进一步建立完善多元参与、有效竞合的农村金融市场格局。在准公共领域，完善政策激励机制，通过政府采购、推行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等方式，加大力度引入银行、保险、担保、期货等多元金融主体参与农业农村投融资，撬动各类金融机构发挥技术优势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平台、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在非公共领域，鼓励建立农村金融合作联盟，鼓励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共享资源实现业务联动，拓展非信贷产品创新，设立专项激励基金支持创新试点，推动产品多样化。加大对重点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动建立农村金融服务综合体，改善金融基础设施的“硬件”和“软件”支撑。对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给予特别税收优惠和资本补贴等，激励其提升服务质效。

二是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差异化定位，提升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倡导建立差异化服务机制，鼓励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与中小农村金融机构合作分层展业。加大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服务理念，结合自身优势实现精准市场定位。鼓励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开展突破性产品技术创新，开发中长期投资贷款产品，例如针对设施农业的长期信用贷款，降低抵押担保要求，提高金融产品的灵活性和适配性。鼓励中小金融机构进一步精准授信，拓展纯信用贷款的覆盖广度和深度。设立金融服务普惠奖补机制，缓解惜贷、断贷现象，提升贷款产品额度期限与农户实际需求的匹配度。

三是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为统筹兼顾防范金融风险与服务地方经济，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差异化监管。在有效防控风险和确保合规经营的同时，对不同类型的涉农商业银行设置差异化监管考核标准，要求不同档银行适用与之相匹配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信息披露规则等，避免“一刀切”，激发金融机构创新展业活力。着力提升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使其因地制宜构建差异化的监管指标体系，健全多维度、前瞻性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提升监管的有效性。

（四）以提升韧性为目标完善农业农村风险治理体系

一是继续拓展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覆盖广度和深度，切实提升风险保障水平。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保费补贴比例，特别是中央应对粮食作物保费补贴进行兜底，降低县级财政及农户自缴保费比例。鼓励优化推广“政策险+商业附加险”的组合模式，满足不同类型经营主体的差异化风险保障需求。加快推动利用新技术实现承保理赔精准化，切实提升粮食作物保险的真实保障水平。

二是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农业保险创新激励机制。优化奖补政策和创新保护扶持政策，鼓励保险公司围绕提升农业韧性探索开发覆盖全产业链及生产经营全过程的保险产品。继续鼓励开展农田水利设施险、高标准农田管护险等新险种创新试点。推进农业保险与信贷、担保、期货等金融工具的联动，鼓励相关机构探索“保险+期货”、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农产品仓储质押财产保险等多元化、可组合的保险产品，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综合风险处置水平。继续鼓励各地开展农业巨灾保险探索，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制度和再保险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多方参与、风险共担、多层分散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体系，切实提升农业巨灾风险应对和保障能力。

三是进一步完善农业风险减量体系。改变“重建设、轻管护”“重数量、轻质量”的风险减量基础设施建设观念，合理统筹规划农产品仓储、烘干、加工等设施分布，加强风险预警、风险区划等方面的“软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政府部门、保险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根据农业风险特点和农户防灾减损需求，分阶段、有重点地向农户提供综合减灾服务，将农业防灾减损服务嵌入农业生产流程，形成防灾减损共同体。加强数智技术在风险减量领域的适应性应用。鼓励保险公司与科技公司、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等开展合作，深度参与风险减量。同时，避免数智项目实施追求“大而全”，防止出现创新“噱头”和同质化问题。

（五）加快培育农业农村投融资主体并为其赋能

一是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培育力度，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业农村投融资中提供居间服务。提高村集体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话语权，引导建立农业行业协会，以组织化方式建立农户需求表达机制，加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与政府、市场、同行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同，提升其在政策获取、技术采纳等方面的可得性。在小型水利设施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业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中，积极引入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承建参与主体，探索“建设、维护、管理”一体化模式，推动项目落地和提高效益，促使农户的需求和利益得到更多考虑和保障。

二是完善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农村投融资的激励约束机制。依据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的战略要求，加强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农村投融资的短期与中长期规划，将其投资纳入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的总体设计框架。完善对社会资本投资农业新业态新模式和乡村建设行动的支持政策体系。综合运用贴息、奖补、信贷、保险、期货等工具，加大对社会资本利用遥感、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发展智慧农业、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财政和金融协同支持。引导不同类型社会资本根据各自比较优势和不足开展差异化的投资模式创新。根据区域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重点领域，探索差异化的社会资本投融资模式和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提高社会资本投资效率和预期收益，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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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编辑：田小玉

审读：陈世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