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发展历程初探

摘 要：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较为繁荣，亦是探索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区域。本文主要基于近年发表的动植物考古及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成果，梳理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历程。综合分析表明，河济地区约在仰韶中期即已确定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以旱作农业和以猪为核心的家畜饲养为特点，其后稳定发展，在龙山晚期以农业结构的多样化为特点而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河济地区的自然条件整体适宜于农业发展，特别是对于旱作农业不存在明显限制。在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环境阶段性变化的背景下，随着人们对农业用地需求的增长及开发能力的提升，聚落日益向平原地区扩展，在与周边地区的互动交流中引入新的农业物种，农业发展与区域开发进程相辅相成。

关键词：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发展；环境变迁；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志码：A

河济地区因古黄河和古济水而得名，一般认为其以今濮阳地区为中心，主要包括豫北和豫鲁交界一带。至迟在汉晋之时，“河济”作为一个地域之名应已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河济交汇之处也曾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不过大抵在北宋末期，受到黄河徙决的影响，济水作为一个河道整体上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1]。

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河济地区在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2]。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基础，农业向来是史前社会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河济地区也不例外。近年来，相关遗址的动植物考古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等方面的成果不断增加，为我们探索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状况提供了更为直接而丰富的材料。对现有资料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不仅能够获得对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结构变化的整体性认识，同时能够加深对河济地区社会发展变革的理解。

一、自然环境与考古学文化背景

河济地区处于太行山脉与泰沂山脉之间，地形属两山相夹的宽谷，区域内部地势整体较为低平，山地、丘陵集中分布在太行山东麓。但现今河济地区一望无际的平原地貌，很可能是汉代以来黄河在河北平原的冲积泛滥所塑造的[3]。在先秦时期，河济一带大体呈现丘陵起伏、湖泊密布的景观，区域内除黄河与济水及其支流外，还有海河水系的卫河、淇河和洹河等在此流过。史载河济地区比较著名的湖泊有大野泽、孟渚泽、雷夏泽、菏泽和梦泽等，但最终也多被泛滥的黄河水淤浅而湮没[4]。

河济地区东西两侧的山脉及自西南向东北流淌的黄河形成天然缓冲带——西倚太行山脉而与晋南地区为邻，东面泰沂山脉而屏海岱核心区域，南与郑洛地区隔河相望。但黄河与济水等河流也同时沟通着河济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如沿黄河上溯可抵豫西关中一带，顺黄河而下可通冀南及海岱地区。河济地区北面由于没有大山大河的阻隔，又有诸多河流相连通，因而交通往来更为方便，经冀南、冀中及京津地区可直达燕山一带。

作为传统的“四渎”之一，学者们对济水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性一般没有疑议。但爬梳历史文献，有关古济水的流域及其与黄河的关系等方面的记述一直颇令人疑惑，近来学者们的研究也仍存歧见。以史念海先生的考证为代表[5]，认为济水为黄河南部的一条支津的看法较有影响。近年，基于GIS的水文分析，并结合史籍记载，有研究认为《水经注》中的“河南之济”为真正意义上的济水，行经今郑州以东、开封以北、菏泽、聊城南部、巨野县等地，但“河北之济”与“河南之济”的关联还不能完全排除[6]。

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也是认识河济地区地理环境的一个关键问题。前已提到，河济地区的平原地貌应是汉代以来的屡次徙决而不断冲积形成的，也即在此之前黄河下游河道较为稳定。袁广阔先生通过考辨历史文献及出土文献中有关古黄河的记述，分析黄河下游地区的地形地势及遗址的分布与地层剖面情况等，较为有力地说明了先秦时期黄河下游不存在大范围改道，始终走《汉志》河道，从黄骅一带入海[7]。但本文认为，黄河下游地区可能在距今4600—4000年改道走淮北平原入海的观点也仍值得重视[8]。因为从文献出发的考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献的限制，无论《禹贡》河还是《汉志》河都只是反映了人们在一段时间内的历史记忆，有些事件在有意或无意间未必能够在其中留下痕迹。同时，两种观点间似也不存在绝对的冲突，如黄河在距今4600—4000年间改道淮北，那么在河北平原汉代以前的文化层上大概也有可能不会看到明显的淤沙层。概言之，我们或可认为先秦时期黄河在河北平原内部不存在大范围改道，但可能曾冲决南岸而走淮北平原。

现在河济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年均降水量在500～700mm左右，年均气温在14℃上下。处于河济地区核心位置的濮阳地区的无霜期一般为205天，年均日照时数约2454.5小时。依据多种气候代用指标，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全新世的气候变化在整体上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9]，河济地区的气候变迁应与宏观背景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新仙女木事件后全球气候开始回暖，在距今9000年左右我国气温已与现代大致相当。距今8500—3000年气候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称为全新世气候适宜期或大暖期，中国东部的平均气温约较现代高2.5℃，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降水量比现在多300～500mm。全新世大暖期中又以距今7200—6000年的气候最为稳定、最为温暖，而其他时间段的波动还是比较剧烈的，若干百年甚至千年尺度的干冷事件打断了总体暖湿的气候环境[10]。大致以距今5300年的气候突变事件为界，其后气候逐渐向干冷转变。尽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还出现了第二个暖期，但气温呈波动下降的趋势已不可扭转。距今4200年的全球性气候突变事件，则被视作新仙女木事件以来最为寒冷的一次降温过程。

作为一个文化区，河济地区内部有着较强的一致性。但由于地处中原与海岱两大活跃文化区之间，彼此间又无不可逾越的地理屏障，河济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较为频繁，因而文化面貌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现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已日渐清晰，初步建立起裴李岗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的发展谱系。在裴李岗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之间，可能还存在镇江营文化的发展阶段[11]。镇江营文化在北辛文化的促动下于燕山南麓发源，后不断南进，晚期进入豫北的安阳和濮阳地区，代表性遗址为濮阳西水坡。而后岗一期文化的主源，可能就是镇江营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遗址发现较为丰富、文化面貌较为清楚的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遗存，河济地区也基本与冀南地区连成一片[12]。

此外，河济地区东部的鲁西一带则主要发现的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存，可与前述文化序列进行相对年代的比较。而这种文化分布态势的形成，应与黄河在此的缓冲作用不属海岱文化系统。

二、动植物考古与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成果

截至目前，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动植物考古及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工作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及末期，下面分遗址介绍工作概况（图一）。

图一  本文主要涉及的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位置示意图

1. 何楼遗址 2.十里铺北遗址 3. 刘庄遗址 4. 鹿台遗址 5. 尚村遗址 6. 前高庄遗址7. 马庄遗址 8. 西金城遗址 9. 教场铺遗址 10. 大赉店遗址 11. 白营遗址

1.山东菏泽定陶何楼遗址[13]

在2018年的发掘中采集土壤样品31份，全部来自大汶口早期灰坑。共计浮选出1073粒炭化植物种子，可鉴别种属包括农作物粟、黍、大豆、小麦，野生植物狗尾草、稗子、胡枝子、草木樨和水棘针等，但小麦种子经测年属历史时期混入。农作物粟、黍、大豆的出土概率分别为74.20%、96.80%、9.70%，黍的绝对数量占到植物遗存总数的73.90%[14]。

发掘中采集的动物遗存也以大汶口早期为主，共计6513件，可鉴定种属标本1763件，包括猪、狗、水牛、梅花鹿、麋鹿、牙獐、猪獾等哺乳动物，以及鸟类、爬行类、硬骨鱼类和贝类。猪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最高，其中既有家猪也有野猪。此外狗为驯养，水牛的性质尚存较大疑问[15]。

2.山东菏泽十里铺北遗址[16]

发掘中采集来自314个单位的浮选土样，分属大汶口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大汶口晚期仅浮选出炭化植物遗存6粒，包含4粒粟和1粒黍。龙山时期共浮选出3857粒，包含农作物粟1566粒、黍327粒、稻米345粒、稻基盘78粒、小麦13粒、大豆197粒，野生植物共计1290粒，其中以狗尾草属和马唐属数量最为丰富，草木樨属和胡枝子属也较多[17]。

3.河南鹤壁刘庄遗址[18]

在2005—2007年的四次发掘中，采集浮选土样286份，均属仰韶晚期单位。浮选鉴别出炭化植物遗存5897粒，农作物粟和黍合计占到53.1%。野生植物发现有马唐属、黍亚科、野大豆、豆科、藜科等[19]。

4.河南鹤壁鹿台遗址遗址

在发掘中共采集93份浮选土样，包括仰韶时期37份、龙山时期56份。仰韶时期发现炭化植物遗存260粒，包括农作物粟146粒、黍87粒、小麦1粒，但小麦是否为后期混入仍存疑问，非农作物数量不多，有禾本科、狗尾草、豆科、藜、莎草科等。龙山时期浮选出炭化植物遗存3590粒，农作物粟占到一半以上，有一定数量的黍和零星的大豆，野生植物有牛筋草、禾本科、狗尾草、马唐属、黍亚科、胡枝子、豆科和藜等[20]。

5.河南新乡尚村遗址[21]

在2018年度的勘探、发掘中采集4份浮选土样，鉴别出龙山时期农作物粟131粒、黍44粒、大豆2粒，出土概率分别为100%、75%和25%[22]。

在2018年度的勘探、发掘中，主要以手选方式收集动物遗存，龙山时期共计200余件，其中120件可鉴定种属，包括麋鹿、牙獐、猪、黄牛、狗、兔、鲤鱼、草鱼、丽蚌等至少22种，推测遗址存在家猪驯养，但黄牛驯养尚缺乏可靠证据。动物遗存数量以贝类和鱼类等水生动物占优，但估算肉食量以黄牛和猪等排在前列。黄牛的可鉴定标本数占哺乳动物总量的近60%，鹿科占近20%，猪占近10%[23]。

6.河南新乡前高庄遗址[24]

2019年5—8月的发掘中采集到较多的动物遗存，龙山时期共计4372件，可鉴定标本3339件，来自麋鹿、梅花鹿、牙獐、黄牛、水牛、猪、狗、貉、鲤鱼等约34种动物。猪、狗应主要为家养动物。猪的可鉴定标本数占哺乳动物总量的32.6%，最小个体数占45.45%，鹿科动物可鉴定标本数占比45%左右，最小个体数占比约20%，其他哺乳动物的占比均较小。通过肉量估算，水牛、猪和中型鹿科动物可能对人们的肉食贡献量最大[25]。

7.河南濮阳马庄遗址[26]

1983—1984年的发掘中曾手选收集动物骨骼。近年整理共发现龙山晚期可鉴定标本数183件，最小个体数49个，包括兔、狗、貉、猪、梅花鹿、牛和绵羊等，其中猪、狗和黄牛应主要为家养动物。以最小个体数计，家猪占比51.9%，牛39.2%，其他动物较少[27]。对黄牛骨骼的专门研究认为，其主要的利用方式是获取肉食[28]。

8.河南焦作博爱西金城遗址[29]

2006—2007年度发掘中采集龙山时期浮选样品37份，共发现炭化植物遗存2162粒。农作物包括粟740粒、黍5粒、小麦1粒、大豆8粒和水稻82粒，出土概率也以粟最高（93.30%）。非农作物遗存中，黍亚科相当丰富，达1168粒，此外有豆科、藜科、蓼属、菊科和唇形科等[30]。对遗址出土陶器、石器表面的淀粉粒分析发现，小麦族大麦属的残留约占淀粉粒总数的70%，次为粟、黍，同时有少量疑似高粱属、豆科及块根块茎植物淀粉粒[31]。

2006年度发掘中收集了一批动物遗存。龙山时期发现哺乳动物遗存289件，可鉴定标本134件，最小个体14个。种类包括大型鹿、斑鹿、猪、狗和黄牛等，大量淡水螺壳可能为春季集中采集而得。家养动物包括家猪和狗，黄牛的性质暂不确定。经统计，在哺乳动物中，猪、狗、牛、鹿的可鉴定标本数分别占比约22%、10%、11%、57%，最小个体数分别占比约44%、14%、14%、28%，肉量估算分别占比约61%、1%、25%、13%[32]。

有研究者曾选取西金城遗址龙山时期的5例人骨和22件动物骨骼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动物骨骼来自猪、狗、牛、羊亚科和鹿。经分析，西金城人群可能以粟和黍为主要食物来源，同时摄取一定量的动物蛋白，猪、狗和牛可能食用了大量粟黍秸秆、糠麸等副产品[33]。

9.山东聊城茌平教场铺遗址[34]

2002年度发掘中采集浮选龙山时期样品270余份，初步统计有近7万粒炭化植物遗存。农作物有粟、黍、稻、小麦，粟的数量占绝对优势，但粟和黍的出土概率相同，稻和小麦均较罕见。野生植物以豆科的数量最大、发现最普遍[35]。

10.河南鹤壁大赉店遗址[36]

2013和2014年度发掘中收集龙山时期浮选土样88份，共发现6734粒炭化植物遗存。农作物构成为粟、黍、大豆、小麦和水稻，其中粟占农作物总量高达92.7%。野生植物遗存中以藜和草木樨的数量最多，此外有一定数量的马唐、狗尾草和胡枝子，马㼎儿、铁苋菜、水棘针、鸡眼草、蓼属等的发现均较零星[37]。

11.河南安阳汤阴白营遗址[38]

发掘中采集到龙山时期动物遗存2472件，但破碎者居多，可鉴定标本数954件。鉴别出的家养动物包括猪、狗、猫、牛、山羊、马和鸡，其中猪骨的可鉴定标本数达650件以上。野生动物包括獐、马鹿、四不像鹿、虎、鳖、草鱼、厚壳蚌和田螺等[39]。

三、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发展历程

根据目前的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广义上的旱作农业起源地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万年左右应该是旱作农业起源的一个关键阶段[40]，但粟和黍的驯化过程还不是很清楚[41]，已知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驯化粟黍已较为常见。新石器时代中国本土驯化的家养动物主要为猪和狗，它们在南北方的遗址中均较普遍地出现。以这样的农业传统大背景为起点，下面将综合分析上述较系统的动植物考古及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材料，重点聚焦于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结构的变迁以及农业经济的确立过程（图二～图五）。

（一）裴李岗时期至仰韶早期

河济地区裴李岗时期至仰韶早期尚缺乏相关科技考古分析材料。检视已发表的考古报告，鹤壁淇县花窝遗址的文化层中发现有大片鱼骨，灰坑中有猪、羊、鱼等的遗骨[42]，孟庄遗址仅报道有动物骨骼[43]。一般认为绵羊和山羊均最早在新月地带被驯化，约5600年前传播至中国境内，较早在甘青地区发现[44]。因此花窝遗址出土的羊骨大概率应来自野生种属，而猪则可能为家养动物，但也不排除有野猪的存在。从细石器、骨镞和磨棒等生产工具的发现看，当地居民应从事一定规模的狩猎和采集活动。再参考同时期周边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推测河济地区也仍处于“似农非农”的阶段，可能经营有旱作农业[45]。

总之，基于零散的材料分析，河济地区裴李岗时期至仰韶早期的农业尚不发达，狩猎采集活动应仍占有较重要地位。就农业结构而言，当地可能存在家猪的驯养；农作物种植可能包括粟和黍，但还缺少直接的证据。

（二）仰韶中期

河济地区仰韶中期植物考古材料显示出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特征，并且农作物的数量比例很高。何楼遗址黍谷的数量约是粟谷的6倍左右，二者出土概率的差距则没有那么悬殊；鹿台遗址炭化粟的数量约是黍的两倍，但出土概率却不及黍。因而在旱作农业作物结构中，目前看到不同遗址具有不同的特点，有的以粟为主，有的粟黍较为均衡，何楼遗址可能还种植大豆。两遗址出土的野生植物遗存基本都来自黍亚科、豆科、藜科和莎草科植物，它们多属道旁和田间的常见杂草，适应性强。其中部分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如胡枝子、草木樨和猪毛菜等。在何楼遗址还发现了66粒芡实种子，出土概率达到45.2%，可能是在周边水域中采集以供食用的。

本阶段的家养动物发现有猪和狗。依据何楼遗址的统计结果，猪是人们最为主要的肉食来源，并且远远超过其他动物种类。综合多种鉴别方法，研究者发现何楼遗址的部分猪骨特征与野猪更为相近，推测人们在饲养家猪的同时也捕猎一定数量的野猪，家猪的驯化程度可能也并不一致。考虑到野猪生性凶猛，本文认为捕获以供肉食的大概只占少数。

综上，河济地区仰韶中期的农业可能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无论是农业种植业还是家畜饲养业，似乎均已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采集和狩猎活动所得作为补充。人们普遍种植农作物粟和黍，一些地方可能小规模种植大豆；饲养的家畜包括猪和狗，其中猪的驯化可能还不稳定。

（三）仰韶晚期

从刘庄遗址的发现看，河济地区在仰韶晚期仍主要经营以粟黍为中心的旱作农业，并且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要远高于黍。非农作物遗存的构成以黍亚科植物为主（78.4%），这与农作物组合反映出的农业环境是一致的，部分可能为随粟黍一起被带到聚落居住区的田间杂草。豆科、藜科、唇形科、苋科等植物的发现都比较零星，其中部分种属可以食用。

综合看来，尽管仰韶晚期农作物遗存的数量比例较前一阶段下降，但野生植物遗存多为田间杂草类植物，而非主要供食用的野生植食资源。因此就植食来源而言，当时应主要靠农业生产来供给，经营的是旱作农业。家畜饲养业的情况目前缺少相关分析材料，推测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四）龙山早期

主要参考尚村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发现，龙山早期的农业种植结构基本延续了上一阶段的特点，是典型的旱作农业体系。农作物种类包括粟、黍和大豆，其中粟的数量比例和出土概率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大豆仅有零星发现，非农作物遗存的数量比较少。十里铺北遗址的采样量小，发现也不丰富，因而统计学意义大打折扣，不过可知该遗址也有粟和黍的种植。

家畜饲养业可能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家畜种类除了猪和狗，可能还有黄牛或水牛。在尚村遗址发现的哺乳动物中，黄牛的可鉴定标本数最多，约占总量的60%；但由于可鉴定哺乳动物的最小个体数均不高，因而难以据此比较不同种类的丰富程度，换算为肉量后可能也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从发现更为丰富的前高庄遗址看，依据肉量统计，猪和水牛是人们最为重要的肉食来源，鹿科动物次之。但本文认为运用肉量估算的方法有可能使牛科动物的地位被高估，因为其单只的肉量远远高于其他动物种类，但其被食用的频率有可能并不及猪及鹿科动物。

图四  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主要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统计图

（不同种类哺乳动物占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总量的比例）

图五  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主要哺乳动物最小个体数统计图

（不同种类哺乳动物占哺乳动物最小个体数总量的比例）

综上，进入龙山早期阶段，河济地区的农业结构似有多样化的迹象，可能开始引入并利用黄牛或水牛，其他方面则基本延续了上一阶段的态势，农业稳步发展。

（五）龙山晚期

龙山晚期的材料相较于前几个阶段都要更为丰富，也更为明显地展现出了新的气象。

在本阶段，河济地区的农业种植业已不再是旱作农业的一枝独秀。在开展过浮选工作的遗址中，大部分均发现了水稻遗存，开始了旱稻混作农业的经营。原有的旱作农业结构也有新变化，在多个遗址都发现了小麦遗存。总体上看，在多种农作物中，粟的地位仍最突出，黍次之，大豆种植可能较之前更加普遍，并具有一定规模，水稻在部分遗址可能较重要，小麦还很零星，这些也得到了食性分析结果的支持。在发现的非农作物遗存中，以黍亚科、藜科和豆科最为常见，部分可能为专门采集来的野生植物资源，如在十里铺北遗址发现有狗尾草、草木樨等在灰坑中集中出土的现象[46]，可能有专门的用途。此外，微体植物遗存分析还为我们揭示了当地人群对块根块茎植物的利用。

综合白营、西金城和马庄遗址的动物考古分析报告，河济地区龙山晚期饲养的家畜种类有猪、狗、黄牛、绵羊、山羊、马、猫和鸡，但有些鉴别标准并不十分清晰，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根据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认识，龙山晚期尚没有驯化山羊、马和鸡出现的确切证据[47]，有关猫的材料则更少。因此，较为确定的家养动物应包括猪、狗、黄牛和绵羊，比龙山早期更为多样化，不过绵羊的发现还不普遍。其中，猪、狗和牛可能都已用粟黍种植的副产品作为饲料，可见家畜饲养与农业种植联系紧密。据统计，在人们的肉食结构中，家养动物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家猪是最为主要的肉食来源，牛科动物次之，野生动物以鹿科为主，狩猎经济仍占有一定地位。

可以看出，龙山晚期的农业结构更趋多样化，作物品种和家畜种类都较之前丰富，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

综观河济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历程，农业的主体地位可能在仰韶中期即已确立。河济地区始终以旱作农业和家猪饲养为核心，龙山早期的农业结构已有多样化的趋向，但证据尚不充分，大概到了龙山晚期，黄牛和水稻等引进的农业物种在河济地区农业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

四、农业、自然环境与文化的综合讨论

大概在新旧石器时代之交，农业起源的过程就已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开启。以驯化动植物的发现为标志，农业因素已在新石器时代清晰可见。而无论是农业的起源还是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条件。有些环境条件是人们无法改变的，有些环境条件却是可以选择的。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农业也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联结。

在裴李岗时期，与嵩山南部的裴李岗文化核心区域相比，河济地区的文化发展稍显沉寂。在文化面貌上，本地区的花窝类型带有较多磁山文化因素，班村类型则与豫西地区接近[48]，均显示出“文化过渡带”的特点。此一阶段，河济地区的气候环境已与现在接近甚至更为暖湿。距今8000年，辉县及其附近地区的栎属植物在森林中比例大增，同时出现一些常绿乔木以及多种热带、亚热带蕨类[49]。因而从水热条件来说，进行农业生产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河济地区人口尚少，相较于嵩山南部地区，人群的资源竞争压力应更小。且多样的地貌环境可为多种动植物的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人们可获取的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从实际的考古发现看，如花窝遗址人群可能对鱼类资源有较强的依赖，同时也进行植食的采集加工，而为了应对食物的季节性短缺及气候年际变化带来的不稳定，人们大概也维持着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

后岗一期文化可能是在多种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形成的，这往往也意味着人口的增长与流动。前已提到，镇江营文化可能是后岗一期文化的主源。处在河北平原南北贯通通道的南端，河济地区与燕山南麓地区的交通较为通畅，这也构成了镇江营文化南下的地理背景。经过裴李岗至仰韶文化间的气候不稳定期，人们可能更需强化农业生产以保证食物来源，并不断寻求更加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这可看作镇江营文化南下的环境与文化背景。

从目前的材料看，到了仰韶中期阶段，河济地区的农业可能已经确立了在生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这种明显质变的发展趋势应部分是由考古材料的“不连续性”所造成的，但确实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仰韶早中期是气候稳定的暖湿期，整体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根据孢粉分析，其时临近的郑洛地区为亚热带疏林草原环境，还出现了喜暖的落叶阔叶树种以及现今生长在长江流域的水生动植物[50]。白洋淀地区的年降水量比现在高450mm左右，华北平原的湖沼迅速发展[51]。河济地区的气候环境可以周边地区为参照。而河济地区的文化也在此一阶段达到了新高度，遗址分布向东部平原地区扩展。西水坡遗址45号墓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52]，其以龙虎蚌塑图为代表的遗迹意义深刻。古人的精巧构思不仅反映了其时巫觋阶层的崛起，也反映了天文知识的进步，图案布置以二象北斗为核心，初具二十八宿雏形[53]。这些社会关系和知识体系的变化很可能就是应农业生产需要而产生的，并反过来又推动了农业实践的发展，这与我们从动植物考古材料中看到的农业发展水平也是相称的。

进入仰韶晚期，气候的不稳定性开始增强，温湿条件在波动中向干冷化发展，不过仍整体较现在暖湿。就农业生产而言，人们遇到旱灾或涝灾的几率可能会变大。

河济地区属黄土地带，黄土土质肥沃，但保水能力欠佳。因而同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一样，水源条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人群的生存及农业发展。有学者依据文献记述、气候变化、相似地区比较及考古发现，推测河济地区的文化繁荣期应在仰韶文化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54]，也即本文所说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认为干凉气候下黄河相对稳定、湖泊沼泽减退，便于人们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发展。据统计，在仰韶晚期和龙山早期（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河济地区已经发现了一些堌堆遗址[55]。所谓堌堆遗址是因其在平原上呈圆形鼓包状而名，是豫东北鲁西地区及其周边十分具有特色的一种古遗址形式，现当地人也多称为“丘”“陵”“台”“岗子”等，较早时候即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56]。堌堆之上较周围地势高，因而可以说是在近水与避水之间的一种权衡。不过目前河济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考古材料的确尚不丰富，以上有关文化繁荣期的推测可暂备一说。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至迟在仰韶晚期，河济地区居民已经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居住形式，以期更为充分地利用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而关于自然条件的最先考量，恐怕就是便于农业生产。

目前看来，河济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农业都呈现出比较稳定的发展，同时可能还引进了黄牛或水牛。黄牛和水牛的引进首先是在区域交流增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再者，据研究者分析，尚村遗址发现的黄牛可能是在主要用作力役的同时，少量供应食用的，不过是否为家养还缺乏可靠的证据[57]。但从数量统计看，黄牛的可鉴定标本数在哺乳动物中最高，我们在不高估其家养属性和实际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这至少显示了一种生产力新因素的融入。因而总结起来，在旱作农业和以家猪饲养为核心的农业的稳步发展下，在仰韶晚期和龙山早期阶段，河济地区的农业生产环境和农业结构都孕育着一些新变化。

龙山晚期阶段，河济地区的文化面貌更为清晰，豫北一带主要属后岗二期文化分布范围，鲁西一带主要属山东龙山文化分布范围。而无论文化属性为何，以豫鲁交接地带为代表，河济地区的堌堆遗址已发展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受黄河泛滥及地势的影响，古黄河西南部的堌堆遗址保存较好，一般在今地表以上，山东聊城、菏泽等地东部地势较高处亦是如此，而黄河河道经过地区的堌堆遗址则多被掩埋于地表之下[58]。

前已提到，汉代以前黄河在河北平原内应不存在大范围的改道，但从辉县孟庄等遗址的遗迹现象看，河济地区龙山晚期确实发生过比较大的洪水，甚至可能成为部分遗址废弃的重要原因[59]。根据中国境内多地的环境研究，龙山晚期是一个洪水频发的时期，而洪水的频发又往往与大气环流异常密切相关[60]。特别是在距今约4200—4000年间，包括河济地区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变化极不稳定，季风降雨活动增强，集中的降水极易引发洪灾，更高强度的人类活动也可能加剧水土流失。不得不说，特别是在生产力尚不够发达的史前时期，洪水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威胁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洪水的直接影响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在洪水退去后，留下的富含腐殖质的土地又可开辟为良好的耕地，河流冲积平原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以濮阳地区为中心的河济地区，我们看到的是龙山晚期的一片繁荣景象。人们在平原地带多择高而居，并在居住过程中通过垫高地基、修筑活动区域及倾倒垃圾等方式使遗址不断增高。这一时期河济地区还出现了一批城址，包括博爱西金城、文温县徐堡、辉县孟庄和濮阳戚城等[61]。据分析无论是堌堆遗址还是城址，均与防范水患密切相关[62]。对居址的反复维修，一方面反映了可能因雨水集中时房屋被冲损的情况，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地居民对坚守故土的执着，而这份执着可能就来自河济地区整体适宜的农业环境[63]。此时，人们开辟平原耕地的需求和治水能力的提高大概超越了对不稳定的气候环境的畏惧，因而看似矛盾的发展也正彰显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在龙山晚期，水稻种植开始较普遍地在河济地区出现，这是稻作农业北传的结果，但更与河济地区人群对水资源管理能力的提升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最终是河济地区的人群选择了水稻，而不是反之。

除了水稻，至迟在龙山晚期，区域间的频繁交流还为河济地区带来了其他农业物种。而包括旱作与稻作，以及猪、狗、黄牛、绵羊饲养在内的多样化的农业结构，也说明了其时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不失为一种增强应对风险能力的策略选择。张弛先生曾撰文讨论旧大陆西部农业物种传入初期（即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北方生业结构的区域特征，并认为这些外来作物和家畜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作用不大[64]。从最新发表的河济地区的材料看，黄牛在当地龙山晚期的生业经济中的地位也不突出，不过与瓦店、王城岗和陶寺等黄河中下的其他遗址相比，似处在平均偏高的水平。黄牛的适应性强，既可役用又可食用，其在河济地区的引进与推广过程值得进一步探究。目前有关小麦及绵羊的发现，在河济地区还很零星。但与粟黍相比，小麦更具喜水性，生长期的需水量比粟多出近一倍。因此可以说，龙山晚期河济人群对水资源相对充沛的平原地区的开发，也为小麦的种植开辟了道路。不过小麦之于生计的重要性的确不宜高估，恐怕还处在“实验”的阶段。

五、结语

河济地区处于我国第二、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属太行山地，东部属华北平原。山地地带地貌多样，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平原地表稍有倾斜，密布的河网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水源，并冲积形成适于农业耕作的肥沃土壤。

河济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较为繁荣，史载为多位先公先王的活动地域。大体以古黄河为界，河济地区西部属中原区系，东部属海岱区系，它们都具有比较连续而清晰的发展脉络。但汉代以来黄河在河北平原的屡次徙决，不仅为我们认识古济水的真实面目带来了较大困难，也不免将河济地区的古文化淹没于漫漫河沙之下。以裴李岗时期至仰韶早期、仰韶中期、仰韶晚期、龙山早期和龙山晚期的年代框架进行梳理，我们发现河济地区在仰韶中期可能即已确立了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以旱作农业和以猪为核心的家畜饲养为特点，其后稳定发展，在龙山晚期以农业结构的多样化为特点而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河济地区的气候环境变化与宏观背景相一致，但在响应程度及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上又具有自己的特点。河济地区西部为山地、丘陵，东部为平原，平原内部又主要由河网及丘陵构成。史前时期，人们对居地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对食物资源的获取需求和获取能力所驱动的。从大的趋势说，河济地区人群从近山地到平原地区的扩展过程应是其农业资源需求和开发能力提升的写照。河济地区的气候环境在整体上也是比较适宜农业发展的，特别是对于旱作农业不存在明显限制。在新石器时代，黄河在河北平原的大规模泛滥改道应不存在，而龙山晚期因降水集中及人类开发等多重因素带来的一定范围的洪涝灾害却是可能存在的。目前已知河济地区人群通过择高、加高、筑围而居等方式来防御水患，因而得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平原区的农业水土资源，支撑了社会的发展。在与周边地区的互动交流中也不断引入新的农业物种，丰富了本地区的农业结构，而这也与区域开发进程是相辅相成的。

目前，河济地区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我们期待新的发现不断丰富和充实我们的认识，也使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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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5年第3期

赵雅楠（中国农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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