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访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农村经济发展中心主任于爱芝

于爱芝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轴，是优质农产品的生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农业增效益（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近日，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农村经济发展中心主任于爱芝在接受《中国金融家》记者采访时进一步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农村金融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

于爱芝：这是一个理解一切“三农”政策的逻辑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

从历史维度看，农业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我国以占全球约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将近全球20%的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即便工业化、城镇化走到今天，“吃饭问题”依然是头等大事。从现实维度看，“三农”工作的战略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国近5亿农村人口，如果农业农村不能实现现代化，14多亿人口就不能共享现代化成果。第二，粮食安全是基础性战略保障。近年来国际粮食市场风云变幻，地缘政治冲突叠加极端天气，进一步凸显了自主粮食安全的战略价值。“十五五”期间要持续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将粮食产量目标稳定在1.4万亿斤左右。第三，农村是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所在。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强调扩大乡村消费，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色建材下乡，正是着眼于此。第四，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先行探索。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每一轮重大农村改革都为全国改革提供了先行经验。第五，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补上农业农村这块短板，是“十五五”时期夯实现代化基础的必然要求。

于爱芝：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全面”二字意味着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均不能缺席，最重要的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推动的重大决策，其精髓是一整套系统方法：坚持农民主体、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城乡融合、党建引领。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这是当前推进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方法论指引。

探索“新路子”有几个关键方向：一是做好“土特产”文章。每个地方都有不可复制的土壤气候、品种资源、人文历史，要深挖差异化优势，打造“一县一品”乃至“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体系。二是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的产业支撑不能只靠农业本身，要推动农业与加工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研学教育、电子商务这些“农业+”模式大有可为。三是强化数字赋能。从电商平台打通农产品进城渠道，到数字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再到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数字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四是夯实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基础。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改善人居环境，让农村真正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这是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必要条件。

于爱芝：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是一个新提法，标志着我国农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从主要解决“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转向解决“好不好”“强不强”的问题。

“现代化大产业”的内涵是全链条、多功能、高附加值：一是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不能只盯着耕地农业，要向森林要食物（木本粮油、林下经济）、向海洋要食物（深远海养殖）、向现代设施要食物（植物工厂、智能温室）。“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才是大农业的格局，也是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是推动农产品加工流通优化升级。农业要成为现代化的大产业，要做好“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的增值大文章。推动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协调发展，把加工产能向产地下沉，完善冷链物流，打造全国性流通网络，用“产加销贯通”把产业链延伸，把产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提升，把合理的利润和就业机会留在乡村。三是促进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就要充分释放农业生产、生活、生态的三重功能。因此，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农业与二、三产深度融合。要依靠政策创新和机制优化吸引资金、人才下乡，大力发展乡村的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因地制宜，探索各地乡村振兴的特色模式。四是强化科技赋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种业振兴、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农业、低空经济进农业等是重点发展的方向。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这“四个农业”正是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核心抓手和系统支撑。“四个农业”各有侧重、相辅相成：科技农业解决效率和动能问题，绿色农业解决可持续性问题，质量农业解决竞争力问题，品牌农业解决增值问题。在实践中，“四个农业”必须融合推进、不可割裂。没有科技支撑，就没有绿色生产的技术手段；没有绿色生产，就谈不上质量保障；没有质量保障，品牌就缺乏根基；反过来，品牌溢价带来的经济回报，又能激励经营主体加大科技投入、采用绿色生产、提升产品质量，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系统工程。

于爱芝：近年来，农村金融服务取得了显著进步，形成了一批有中国特色的实践亮点。

一是从总体成效看，服务覆盖实现历史性突破。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大幅提升，全国已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移动支付、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的普及，使农民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基本金融业务。

二是涉农贷款量增面扩，支农力度持续加强。同口径涉农贷款余额持续较快增长，信贷支农力度明显加强。

三是农业保险发展成就尤为亮眼。我作为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岗位科学家，一直在关注蛋鸡产业价格风险管理问题，而青岛探索的鸡蛋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就是值得推介的创新样本。2024年青岛市设定参照养殖成本的目标价格，当市场实际价格跌破目标价时即触发理赔，政府承担80%保费、养殖户仅需自缴20%。这一模式的意义在于将价格风险纳入保险保障体系，是从“灾害险”向“收入险”的重大跨越，是从“价格保护”向“收入保护”政策转型在实践层面的落地。

四是生物资产可抵押，破解农业融资担保难的重大突破。202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广农业设施和畜禽活体抵押融资的通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制度突破。目前，蛋鸡、生猪、肉牛、奶牛等畜禽活体均已纳入抵押范围。银行通过物联网耳标、区块链溯源、AI视频监控等技术实时掌握抵押物的存栏数量、健康状态和价值动态，从而将活体风险转化为可管控的信用风险。期待随着制度完善和技术成熟，这一模式能在更多省份广泛推广，缓解养殖主体的资金压力。

于爱芝：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强调“创新金融支农方式”，政策信号非常明确—金融支农需要在“量”和“质”两个维度同步提升。

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化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方向，但财政金融手段相互补充、共同支撑农业，是任何一个现代农业国家都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金融支农要在以下几个关键方向发力：一是保障粮食安全是首要任务。金融首先要扛起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加大对粮食主产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种子研发、粮食储备物流的信贷投入。完善“补贴+信贷+保险”组合支持机制，切实提高种粮农民的收益保障。二是精准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是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针对各自不同需求精准施策，对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重点提供中额信贷，创新大棚、养殖圈舍、生物资产等抵质押方式；对农民合作社，重点支持其发展加工、仓储、冷链等配套设施；对农业龙头企业，重点通过供应链金融、债券融资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同时强化其联农带农功能。三是创新破解“融资难”的体制机制。持续健全农村产权登记、评估、流转体系，让宅基地、农房等“沉睡的资产”成为可流转、可抵押的活资产。充分发挥政策性担保体系作用，推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精准发力，降低农业融资成本。推广“银政企”风险分担机制，对农业科技创新等轻资产领域，探索财政风险补偿基金与银行信贷协同的联合支持模式。四是大力发展农业保险，筑牢风险防护网。继续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覆盖范围，逐步实现主要粮食作物大县全覆盖；加快创新特色农产品保险，满足各地差异化保险需求；进一步推广“保险+期货”模式，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市场价格风险对冲工具；以科技赋能保险，利用遥感卫星、物联网、人工智能提升承保理赔精准性。五是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这是金融支农的深层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业具有典型的“准公共品”属性—承载着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乡村就业等多重社会功能，这些功能的社会效益远大于市场回报，这是财政介入的基本依据；而金融手段则以资金增值为导向，具有杠杆放大、市场化配置、激励相容等优势。金融和财政工具要互为补充，协同共进：财政做好“安全垫”和“引路人”，金融做好“放大器”和“传导器”。具体可在以下五个层面深度展开：

第一，财政贴息撬动银行信贷杠杆。财政通过对涉农贷款给予利率补贴，降低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同时激励商业银行加大涉农信贷投放。

第二，政府性担保为金融机构分担风险。财政通过出资设立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为农业经营主体增信，使银行信贷的风险底线得到财政兜底。

第三，财政补贴与农业保险深度联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行“中央+省+地方”三级财政补贴，政府财政最高可承担80%的保费。青岛鸡蛋目标价格保险就是典型案例：政府承担80%保费，2024年覆盖保障金额高达4亿元。

第四，政府投资基金引领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对于农业基础设施、重大科技攻关、重要战略产业（如种业）等领域，财政可通过设立专项产业基金，以股权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投入。

第五，财政风险补偿基金与银行信贷协同创新。在农业科技创新、绿色农业等轻资产、长周期领域，探索设立专项财政风险补偿基金，以“银行投放信贷资金、财政兜底部分损失”的方式，推动金融活水流入农业创新最需要的地方。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历史节点，农村金融服务改革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政策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创新挑战，建议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与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研院所合作，探索“科技型农业企业专属授信方案”，支持优质农产品“走出去”，打通农产品出口全链条的资金血脉等。期待金融机构、政策制定者与学术界共同发力，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更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文章｜《中国金融家》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