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系统:江南稻作农业

      长江流域的稻作是有别于黄河流域旱作的另一农业类型，它是远古先民在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下选择喜湿热性植物并定向选育的结果。多水环境是稻作农业系统的显著特色，与北方旱作农业一望无际的大田经营不同，稻作系统讲究的是小田块的平整与精细管理，由渠系、田埂与水生动植物配套形成的农作体系。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在湿热的条件下具有去湿、降温、通风、避虫兽之用。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濠遗址，也是因地制宜聚水以为城防之用也。在万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先民把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稻作农业生产工具不断改良、生产方式不断改进，从最早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耜耕农业再发展到犁耕农业。培育成功籼、粳、糯等不同稻作品种，粮食产量大为增加，满足了不同的生活需求。由于稻作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形成了有别于旱作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文化技术体系。

      在农牧业起源的初始阶段，不同农业文化类型水平相若，伯仲难论，不易由此排比高下。不妨说北方草原、黄河与长江流域在农业起源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南方由于植被比较茂密，在初步掌握培育栽培稻的技术以后，采集渔猎资源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不同程度地得以继续利用。稻作农业在较长时间仍处于刀耕火种阶段，农业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逐渐得以显示。司马迁在描述战国秦汉江淮以南情形时仍谓，“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南亚(以印度为中心)，中国栽培稻或是由此传入的。二十世纪中国考古界与农史界专家联手，证实中国栽培稻的本土起源或是与南亚(以印度为中心)相别的独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统。中国在玉蟾岩发现的栽培稻谷壳实物和吊桶环发现的栽培稻植硅石，都是世界上目前已知同类最早的实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条件相似、文化底蕴接近的平原、湖滨、丘陵地区若干环境类型各异的区块中，形成多元发展交互作用的几个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中心。

      稻作农业起源以后逐渐成为覆盖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并向域外不断传播。中国稻向外传播的途径有二：一条是由河姆渡向东传到朝鲜、日本；另一条是由云南沿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以及湄南河、红河向南传到东南亚诸国。中华民族将水稻这样一个重要的高产作物奉献给了全人类，日本学者把水稻向域外的传播称之为“稻米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人口南徙促进了江南开发。在北方传统农业科技的影响、带动下，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糸不断发展完善。而南方较少遭受战乱，政局相对稳定；水热资源充足，农业生产环境优越。经过几百年开发，广大江南地区达到了远比秦汉时代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些地区己接近甚至逐渐超过北方发达农区。“江淮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或可见稻作农业在隋唐时代的地位与作用。隋唐时代南（稻作）、北（旱作）农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使中华文明第一次真正奠基于统一的、发展水平相若的两大农业类型之上。

      自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与南迁，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向发展成为基本态势，关中地位由“长安”天下的畿辅重地一变而为“西安”边陲的疆防要塞。东向发展，开启了中国的近古化进程。东南土地平沃、气候温润、历史文化悠久、海陆交通便捷，占尽传统农业发展的生态与地理优势，中国传统农业以此为标志而进入了她的精熟时代。以东南农渔文化为基础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把中华文明推进到几乎可以和近代接轨的历史时代。农渔文化是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南移的产物，渔米之乡标志着农渔文化的殷实富足；江青山秀水意味着农渔文化的高雅超凡；丝竹软语表现的是农渔文化的细腻聪慧。宋明以来农业的发展与进步，缓解了近古以来人口激增的粮食需求，催生了最初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孕育出近古的经济与商业城市；宋明理学以儒为主兼采释、道，成为中华民族三足鼎立的文化坐标。农渔文化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把中华文明推进到几乎可以和近代接轨的历史时代。

       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最先占有和瓜分东部地区沿海地区，清末洋务运动所兴办的近现代工业也主要集中于此。既有格局奠定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基础，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执行以效益增长为主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