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Vol.29】《农业经济问题》王晓飞等|村企统合: 经营村庄的新模式———以浙江省湖州市L村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回答“村企统合的实践形态是什么”以及“该实践形态的机制”问题，属于回答“是什么”“怎么样”问题范畴，宜采用探索式的案例研究方法。遵循样本选取三原则，本文拟选择浙江省湖州市L村为例。具体来说，L村所在的浙江省是较早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地区，且其发展得到国家认可，符合重要性和代表性原则;2014年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L 村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产权执行主体，将集体资产作价入股成立乡土公司，经营乡村旅游产业，符合理论目标与案例一致性原则; L村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以企业为主导的“村企合一”模式，也有别于不设集体经济组织、以村干部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符合理论抽样性原则。

为获取丰富且准确的资料，课题组对L村进行多轮实地调研，并通过现场观察、二手资料等进行数据信息的交叉比对。首先，课题组分别于2019年7月和2021年5月对L村进行2次为期5天的实地调研，对包括村支书、村主任、村两委成员、村旅游公司经理及普通职员、家庭农场主、民宿经营者、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县政府工作人员等在内的19名参与者进行访谈，收集到近 20个小时的录音，并整理成11.5万字的访谈文本。其次，对L村两山学院、村展览馆、智慧旅游项目建设现场以及部分家庭农场进行实地考察，并获得关键访谈对象提供的大量二手资料。最后，在数据资料整理过程中，多次通过线上回访核实案例信息，并查找公开报道、媒体采访视频以及L村相关会议资料等进行数据的补充和验证。

L村位于安吉县城东北部，全村总面积为16.7平方公里，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全村现有人口2200人，分为16个村民小组，农户610户，党员86名。2011年前，L 村是安吉县出了名的贫困村，村集体资产不足3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仅1.8万元。经过近10年的经营，目前集体资产近2.9亿元，集体经济年收入提高到572万元。上述发展成就的实现，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见图1)，一是美丽乡村建设到股份合作制改革前(2011—2013年)，是村企统合经营的准备阶段;二是股份合作制改革开始(2014年)至今，是村企统合经营的实践阶段。

图1 L村的发展阶段

(一)村企统合的准备阶段( 2011—2013年)

村企统合的准备阶段表现为以新的村两委班子为核心，凝聚政府、乡贤、设计院等主体的力量，将政策支持转化为村庄发展的“硬件”，并对村庄发展进行统筹规划。

2011年，L村所在街道党委抓住村级组织换届的契机，动员一批年轻力强、经商有道、富有家乡情怀的党员参选村干部，新的村两委班子呈现出年轻化(平均年龄41.6岁)、文化程度高(大专以上占40%) 的特点，成为整合各类资源的重要主体。2011年，村两委班子抓住“在全县范围内打造美丽乡村精品村”这一契机，开启了大力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大胆实践“美丽乡村+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的发展之路。2012年，安吉县出台《安吉县乡村旅游示范村的管理办法》，引导乡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为未来乡村旅游发展打好基础。村两委班子再次抓住政策机遇，不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高标准实施“村庄美化、道路硬化、庭院绿化、村组亮化、水源净化”的“五化”工程与鲁家湖、游客集散中心、文化中心、体育中心“一湖三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改过去脏乱差的落后村貌，成为浙江省森林村庄、浙江省卫生村。通过整合政府的政策资源，L村的“硬件”基础得以夯实。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结合L村无文化资源、无产业支撑、无山水风光的实际，村两委班子决定把改变村容、创建美丽乡村、发展家庭农场定为发展路径，邀请上海、广州的两家知名设计单位同村两委成员共同规划L村成长蓝图，即计划以野山茶、蔬菜果园、绿化苗木、药材等为主题，筹建18个差异化、特色化的家庭农场，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培育全国首个家庭农场集聚区和示范区。除此之外，村两委还在组建村庄发展的人才团队上发力，这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持续流入村庄，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 村企统合的实践阶段(2014年—至今)

村企统合的实践阶段表现为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核心，凝聚村民、企业、政府、科研院所与高校、新型经营主体等的力量，将村庄发展规划落地。

2014年，L村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实现了“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股东”。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名称为安吉县递铺街道 L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代替原村经济合作社行使相关职能。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设立股东(代表) 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第一届股东代表由原村经济合作社社员代表( 村民代表) 直接过渡，首届董事会成员由原村经济合作社社管会成员直接过渡产生，首届监事会成员与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基本保持一致。改制后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业务上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量化到人的集体资产股权仅作为股东享受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依据，所有权仍属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这一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特别法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类似，可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与社会工商资本联合注册公司，实现了“资金变股金”。2015年，L村引进本地企业———安吉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以集体资产作价入股，共同投资成立安吉乡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吉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鲁家分公司，前者主要负责游客接待、18 个特色家庭农场等的运营等，后者主要利用自身丰富的旅游企业管理经验，招揽客源并做好营销宣传。2015 年底，L村家庭农场示范区基本建成，“村+公司+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基本搭建起来。2016年，L村又成立安吉乡土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为L村村民、村干部、创业者、就业者提供乡村旅游方面的培训。此时，L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三家公司中均占股49%，安吉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占股51%。

2017年，L村将3亿元的田园综合体项目资金注入到公司中，由于安吉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无法按照股份比例继续追加投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购回51%的股份，实现对三家公司100%控股，并将安吉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鲁家分公司更名为安吉乡土旅游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外部工商资本撤出后，原有组织架构、工作人员、经营经验、投资项目等都被保留下来，安吉乡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吉乡土旅游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安吉乡土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分别侧重于运营、投资、研学，共同实现增加收入、积累资产、输出理念的目标，形成了“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合理分工，并保障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村庄经营的话语权。2019年，L村成立安吉鲁家两山理论培训有限公司，与省委党校、市委党校以及省内外高校开展深入合作，培训内容包括两山理论的专业知识，也讲授乡村旅游发展、村级项目申报、台账管理等内容。L村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及其下属的专业化公司的运营下不断发展。

返乡创业的乡贤也是参与村庄经营不可或缺的主体。“田园鲁家”的首批9名农场主是9名乡贤，累计投资近1亿元，助力村庄经营。同时，村集体成立杭州、上海、江苏以及安吉4个招商组，组织12名乡贤能人，通过上门走访投资人、举办招商主题活动、委托第三方中介公司等办法，集中性、针对性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L村在3年内共引进特色农场等项目18个。在此期间，村集体建设30公里绿道和4.5公里绕村观光小火车，将分散的家庭农场串联起来，并连接“两山”学院，形成L村独特的风景线。

2014年至今，L村借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东风，以股份经济合作社为核心，与多个外部主体联动，实现了“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资金变股金”(见图2)，并发展出村企统合这一经营村庄的新模式(见图3)。

图2 L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后的发展

图3 L村村企统合

(一)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村企统合产生的前提

2014年，中央审议通过了有关农民股份合作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L村积极响应，建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制后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具有产权结构稳定，产权份额平等，财产责任强化与财产责任同经营责任相关联，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在权力与利益上的关联与一致，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特点，这是村企统合得以产生的前提。

1.产权结构稳定。从成员来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由本集体成员组成，成员流动性受限。从产权整体性来看，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到人，但所有权仍属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每一个成员对集体资产产权享有一份自己的独立权利，但是不能要求将自己应有的份额从整体中分割出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折股量化绝不是分割集体资产而是通过股份和分红的形式使村民的财产性收益可视化。从产权管理来看，《继承法》等法律不适用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集体资产股份的继承和有偿退出权有其自身特色(夏英等，2020)。现阶段集体资产股份转让范围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股权管理多采取“生不增、死不减”的静态管理模式(宋天骐，2020)。

2.产权份额具有平等性。在股份合作制实践中，股权分配的设置通常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人一股”，按股份享受分红，由于当前村庄中各户成员数量基本相当，总体而言各户享受的收益额度也基本相当。这不同于股份公司中以出资额大小来设置股份数量并进行利润分配的方式，体现出股权配置和收益分配的均等性。

3.财产责任的强化以及财产责任同经营责任相关联。村集体成员是财产责任的承担者，由于股份的退出转让受到限制，其财产责任具有固定性，股东享有长久的、稳定的财产责任，因此对集体资产的维护发展具有责任感。并且，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不存在破产问题，虽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与一般的市场主体不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开展高风险营利活动，设定其经济职能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宋天骐，2020)，股东的财产责任与利益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此外，由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董事等由本集体成员担任，集体资产的盈亏也影响到其自身收益，财产责任和经营责任相关联，对经营者起着激励和约束作用。

4.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在权力与利益上的关联与一致。集体资产为集体成员所有，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者属于集体成员的一员，按份额享有股份，同时其他集体成员可以以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到经营活动中，集体成员可以说是集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角色中的至少两项于一身，享有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并获得收益的权利，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在权力与利益上具有关联性和一致性。

5.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村集体成员享有集体资产的所有权，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集体资产作价入股与社会资本共同成立公司，在经营村庄过程中，各主体逐渐明确行为边界，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村集体资产的管理，其下属公司负责实际的运营工作，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且在管理与运营中体现出“一人一票”与“一股一票”相结合。虽然，村两委干部中的部分成员既是集体资产的所有权人，又以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身份参与经营管理，大部分集体成员只拥有所有权，不直接参与到村庄经营的决策之中。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有利于建立起稳定的、专业化的领导核心，同时强化“专业人才干专业事情”，有利于村庄的可持续稳定运转。

(二) 村企统合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创新

共建共治共享是执政党治理理念不断提升和治理实践不断拓展的结果( 马庆钰，2018) 。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均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如同陕西袁家村一样，L村的村企统合是对“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村庄实践创新，生动展示了如何以共建做大“蛋糕”，并在建设过程中保证农民主体性，以及以共治作为共建共享的保障，并以共享来实现共建共治的目的。共建，即共同参与建设，强调多元主体参与。L村经营过程中形成了一核多元的共建体系，村企统合的准备阶段，以新的村两委为核心，整合政府、乡贤、设计院等主体，带来了村庄“硬件”的大幅改善与村庄发展蓝图的形成; 村企统合的实践阶段，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核心，整合村民、企业、政府、科研院所与高校、新型经营主体等，形成了村庄的制度化经营。一核多元的共建体系，能够借助外部主体的力量来经营村庄，但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保障农民主体性。L村村民由乡村建设的旁观者向乡村的建设者、经营者、管理者转变，真正体现出“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的农民主体性( 周立等，2021)。截至目前，L村村民返乡创业人员约110人，其中开办家庭农场14人，开办民宿、农家乐、食杂店、餐饮约35人，企业主约20人，电商经营者约20人，在公司和村委工作的大学生10人; 在公司工作的村民有60多人，参与到绿化维护、保洁等工作的中老年人有20～30人; 此外，18个家庭农场也为本村以及周边村庄的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共治，即共同参与治理。各主体通过沟通、协商、调和、合作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硬碰硬”的办法共同参与治理，妥善解决矛盾纠纷，进而表达一致性意见、采取一致性行动( 夏锦文，2018)。L村经营过程中，共治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18家农场在产业确定上充分沟通与协商，不进行同质化竞争; 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情况下，村集体、公司以及农场主之间多方调和，尽可能照顾到每个农场的需求和利益; 村庄发展中需要迁坟，村集体以补贴、以穴换穴等方式说服村民，尽可能满足村民对于风水、经济补偿等方面的要求; 村集体与农场主协商，农场发展中优先雇佣本村村民。多元主体协商共治，使得村集体、企业、新型经营主体、村民个人等都可以在一定规则约束下，以柔性的方式化解矛盾，降低村庄经营的成本。共享，即共同享有治理成果。共享也不是简单地搞治理成果的平均分配，而是要通过合作、互动、共建、共治，让所有参与者都能有更多的获得感，从而真正增进社会福利，不仅包括物质成果的共享，还包含公共利益、公共精神的共享(夏锦文，2018)。物质成果方面，L村自主创新出“三统三共”(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品牌，共建共营、共赢共享、共享共营) 的“二次经济分配”体系，实现村集体与农场之间收益的公平公正分配。对村民而言，集体成员身份使其成为了一个有保障的“编制内成员”，入股分红相当于企业工人的“五险一金”，集体股由2014 年375元/股增长到2020年32000元/股，还能获得可观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土地流转租金、房屋租金等，2020 年村民人均收入达47100元。精神成果方面，村庄为年轻人提供了大展拳脚、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 村书记也获得《榜样3》活动学习人物、全国最美基层干部、浙江省“千名好书记”、湖州市“美丽乡村建设优秀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乡贤、农场主也从家乡发展、村庄发展中获得自豪感和荣誉感。

村庄作为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发展与振兴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对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关于经营村庄，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经营村庄的实践变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村企合一，第二阶段是有为集体，第三阶段是村企统合。村企统合在村企统筹规划基础上，进行统一经营与合作，促成了劳动与资本的联合，其本质是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体现出农民主体性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表现出弱依附性、弱行政性与强经济性、强社会性。与前两个阶相比，村企统合更加体现了村庄主体性，不仅能牢牢把握对村庄集体资产的所有权，而且能引导政府和外部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并以乡村未来发展需要由村庄主导各项规划的方式进行资金的整合利用，在多方共赢中实现乡村振兴; 同时，村庄发展能够实现从强调村庄精英带动的“个人主义”式发展逐步转变为“制度化”的发展方式，对外依附性、行政性降低，经济性、社会性增强。

2.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村企统合得以产生的前提。村集体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有利于建立起稳定化、专业化的领导核心，实现集体资产稳步增值，而产权结构稳定、产权份额平等、财产责任的强化以及财产责任同经营责任相关联，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在权力与利益上的关联与一致，有利于集体成员利益的保障。

3.村企统合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实践创新。首先，一核多元的共建体系( 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核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设) 在借助外部力量发展村庄的同时，更能够保障农民的主体性，让农民享受到乡村发展的红利。其次，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成为共建共享的重要保障。最后，“三统三共”的利益分配体系使得多元主体都能共享村庄发展的物质成果，同时村庄发展也让各主体获得宝贵的精神财富，共建共治的目标得以实现。

但是，本文所关注的L村“村+公司+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只是村企统合中的一种模式，中国乡村振兴实践中可能存在其他村企统合经营模式，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挖掘和关注新的村庄发展模式，不断为中国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寻找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