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从农业补贴工业进入工业国的.

握有金钱的资产阶级也握有精神上的权力。出身于这一阶级的文人们逐渐摆脱贵族的牢笼。他们现在是为读他们的作品的大众而著作，他们要顾及大众的嗜好，要拥护大众的要求。他们的讽刺笔调不断地讥刺着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一切观念，尤其是宗教观念。神学争论既已动摇了人们对于传统人物的信仰，因而使他们的工作得到了特殊的方便。冉森派与教皇派之争[插图]，使“哲学”有隙可乘。1763年之禁止耶稣会，就是推倒了足以认真抵抗新思想的最后的壁垒。宗教生活再没有什么吸引力。修道院中的人数在逐渐减少，信士虔诚的捐款也为数甚微。改革派从此得到了胜利。高级僧侣也不大抗拒。宫廷中的司教倘有虔诚之名，反自以为玷辱。他们也要来传布新思想。他们在主教区里也想来过问行政。他们的热情再不是追求天国之福，却是尘世之福。从事宣讲及著述的人一致具有实利的理想。传统的信仰只是作为愚昧与出身卑贱的当然陪衬物而保存在普通人心中。就是牧师们也读《百科全书》，并深染有马布雷、雷那尔及卢梭的思想。
颂扬哲学家之胆大敢言的大贵族们，没有一人曾注意到宗教观念就是当日社会制度的关键。自由批评一旦发达，就会满足于嘲笑迷信而已吗？它攻击那些最受尊重的制度。它把怀疑与讽刺传布到各地。可是特权阶级似乎不了解这一点。波利涅克夫人的密友服德鲁伊伯爵曾使《斐加罗之婚姻》这出戏在他的冉内威伊埃堡中演出，虽然这是一出讽刺贵族最尖刻、最胆大的戏。马利·安朵瓦勒特硬使这出一直被禁的戏出演于法兰西剧院。革命在其见诸事实以前，早已深入人心；在造成革命的人物之中，无论如何该把这批最先为革命所牺牲的人也算在里面。
这次革命只能从上层发动。眼界不能超出自己行业范围的劳动人民还不能做革命的主动者，更不能领导革命。大工业刚开始。全国各地工人都不曾有严密的组织。见于行会名册而隶属于行会的工人又分为彼此对敌的同业工人组合，多注目于小事件的争吵，难得联合一致来对付雇主。况且，他们自己有变成雇主的希望与可能，因为小规模手艺仍是当时工业生产的正常形式。至于那些开始被雇用在“手工工场”中的人，很多是农民，他们认为他们所得的工资不过是补助他们在农业上的收入而已。大部分工人对于给他们工作的雇主是恭顺而尊敬的，以致在1789年时，他们把雇主当作他们当然的代表。工人们确曾埋怨他们的工钱太少，据工厂检查员罗兰说，当时工资的增涨实不如物价那么涨得快。有时候工人也有骚动，但他们始终没觉得他们在第三等级中还能自成一个明显的阶级。
农民是负荷这个社会重负的牲畜。什一税、现金及实物地租、力役、王家税、军役，所有这一切都落在他们身上。领主的鸽子及猎获物可以任意蹂躏他们的收成。他们住在盖着茅草的土屋子里，有时连烟囱也没有。唯有过节时才能吃到肉，生病时才可以尝点糖。较之今日的农民，他们是极端贫苦的，可是他们的境况比起他们的祖先，比起他们同时代的兄弟们，如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爱尔兰及波兰的农民，却要好些。由于力作与省俭，其中有些也能购置一点田地与牧场。农产品价格的高涨促成他们之开始解放。不曾获得丝毫土地的农民才是最可怜的。他们痛恨贵族之瓜分公地，痛恨公共牧场及拾遗穗权之废止，因为这就剥夺了他们根据原始共产制所能得着的一点收入。靠做短工过活的人也是很多的，他们时常失业，不得不到一个一个田庄去找工做。他们和游民乞丐几乎是难于区分的。从而产生一群不断和税吏对敌的偷运者及卖私盐的人。
工人和农人受压迫过甚的时候，也有时能爆发突然的起义，但他们找不到改造社会的途径。他们才开始识字。可是，有牧师及当地律师来启发他们，牧师倾听他们的苦恼，律师则依法保护他们的利益。牧师们读过当时的出版物，知道大僧侣们在华丽宫殿中过着无耻的生活，而他们自己却在穷苦中度日，在过去，他们会劝他们所牧的羊群忍受，但在现在，他们却把自己所充满的愤怒与辛酸灌输到农民的脑子里去。律师因职业关系，不得不去研究封建制的旧文件，因而对于那些财富与压迫所根据的陈旧契卷，自能予以估价。巴贝夫之所以轻视财产，即因其曾为执行封建制律师的职业。他怜惜农民，只因贪婪的领主曾雇用他来整理旧文件，要在农民身上榨取久已忘却的租税。


都是从农业补贴工业进入工业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