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分享】农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区域公品牌发展

• 构建涵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生产、数字化销售、数字化流通和数字化金融五个维度的农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克服现有指标单一的局限。

• 基于农业产业集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以及产品质量提升三大路径,构建农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理论传导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政府财政支持在其中所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

• 从区域异质性与产业异质性两个层面出发,揭示农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地区与不同农产品类型中对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差异化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强调了乡村特色产业在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关键作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逐渐成为推动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在现实中,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往往被视作一块“公地”。在“重开发、轻保护”的管理思路下,品牌的滥用与泛用行为普遍,“搭便车”现象屡见不鲜,最终削弱了整体的品牌效应,导致其发展陷入“公地悲剧”的困境。面对上述挑战,农业数字化转型为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技术支撑。

H1:农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

H2:农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促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

H3:农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

H4:农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产品质量促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

H5:政府财政支持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一)模型设定

(二)变量选择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
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存量数据作为代理变量。2.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数字化转型

3.中介变量测度

农业产业集聚:采用区位熵的方法对各省的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进行测算,即用某地区农业产值与全国农业产值之比除以该省区生产总值与全国生产总值之比所得的商来表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采用每万人拥有的合作社数量来衡量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水平。

产品质量提升:采用各省绿色食品的认证数量衡量各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建设水平。

(一)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影响。表３呈现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表明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说1。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1)对样本数据进行1％水平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影响;(2)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农业数字化转型重新测度;(3)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以考虑滞后效应;(4)剔除直辖市样本,以排除行政层级差异可能导致的回归偏误;(5)鉴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的局限性,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DML)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再估计,以保证因果识别的有效性.具体而言,本文设定1∶4的样本分割比,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对主回归和辅助回归进行预测求解,并取均值作为估计结果。

此外,为控制其他相关政策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干扰,本文采取以下措施:(1)国家于2016年分两批在10个省份设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该政策可能对区域数字化进程产生影响,故在模型 中引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虚拟变量,以控制该政策的干扰。(2)农业农村部自2011年起实施“一村一品”认定政策.各地区“一村一品”认证数量可反映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水平,间接影响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为此,本文将各省“一村一品”的认证数量纳入控制变量,以排除该政策的影响。(3)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数字乡村建设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可能对农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制度性推动。为此,本文剔除2019年以后的样本进行回归。

在上述稳健性检验中,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仍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进一步表明本文实证结论的稳健性。

(三)内生性检验

为了避免回归模型中存在的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分别构造1984年邮电业务总量和1984年居民固定电话数量与样本前一年的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的交互项作为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IV1和IV2)。

回归结果见表4.从结果可知,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基准回归结果仍具有稳健性,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四)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对农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具体而言,根据前文的理论假说,对农业产业集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产品质量提升三个路径机制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5。

表5结果表明，农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和产品质量提升两条路径推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说3和假说4。而农业产业集聚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关系中并未发挥中介效应,而是起到了遮掩效应,与假说2的预期不符。出现这一结论可能的原因是: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据要素的流动突破了传统地理空间的束缚,产业链与供应链上下游的人才、资金、技术与管理等生产要素逐步由依赖地理空间集聚向虚拟空间集聚转变。品牌关联企业之间的协调合作不再局限于地理邻近性,导致物理空间上的产业集聚效应趋于弱化,而在网络信息空间中,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耦合度显著增强,虚拟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可见,农业数字化转型在降低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对传统产业集聚依赖的同时,也依托数字化的高效联通推动了跨产业的协同合作,从而有效促进了品牌的发展与壮大。

(五)调节效应检验

进一步地,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说5,引入农业数字化转型与财政支农的交互项,检验政府财政支持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和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从表6结果可知,政府财政支持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和区域公用品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验证了本文的假说5。

(六)异质性分析

1.区域异质性

不同地区在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能导致农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呈现区域性分化。如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可能更为突出。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基础设施较好、经营规模相对较大,农业数字化转型更能发挥其规模效应,助力品牌发展。基于此,根据地理区位和区位功能的不同,将样本分别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以及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

根据表７的结果可知,农业数字化转型对东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且相较于东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此外，不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非粮食主产区,农业数字化转型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粮食主产区表现出更强的促进作用。

2.产业类型异质性

当前我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覆盖了绝大部分的农产品种类,不同产品类型的品牌也可能导致农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为此,按照农业农村部的统计分类,将被解释变量按农业产业类别重新划分为种植业、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三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并进行分维度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8。

结果表明,农业数字化转型对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相较于水产养殖业,农业数字化转型对种植业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农业数字化转型对畜牧业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则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前的数字技术应用仍主要集中于种植业环节,畜牧业的数字化转型则相对滞后,应用范围也多局限于养殖环境监测、疫病防控和饲料管理等方面,整体的普及度和成熟度较低。同时,与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不同,畜牧业的产业链条较长,生产周期较慢,存在投入成本高、规模效益分化明显等特征,导致数字技术的应用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明显的经济效应。

• (1)农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并在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 (2)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和产业类型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农业数字化转型对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类型异质性方面,农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但对畜牧业品牌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 (3)农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和产品质量提升推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而农业产业集聚则体现为显著的遮掩效应.同时,政府财政支持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题目：农业数字化转型何以赋能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期刊：宏观质量研究作者：彭红军，尤好，冯鑫引文格式：彭红军，尤好，冯鑫．农业数字化转型何以赋能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OL]．宏观质量研究. https://link.cnki.net/urlid/42.1848.C.20260414.1113.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