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国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一、深刻认识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围绕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覆盖面越来越广，制度体系越来越成熟，有力推动“三农”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持续完善的成效明显：粮食安全根基更加牢固，2024年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农民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持续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县域富民产业带动作用明显；农业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持续增长，高标准农田建设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成效显现，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农民获得感持续增强。

但是，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在实施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政策协同性有待增强，部分支持政策在目标设定、对象识别、执行节奏上统筹不够，协同发力机制不健全；政策精准性仍需提升，部分补贴政策与实际生产绩效挂钩不紧密；政策绩效评估机制不健全，动态调整优化不及时。立足新时代“三农”工作战略全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力度，更加注重提高政策效能、更高水平激发政策红利。当前，亟须增强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协同性，确保政策供给与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各项举措协同发力、互补高效，全面提升政策资源配置效率和实施效能。

首先，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是提高种粮积极性、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战略需求。在国内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形势下，中国粮食产量在历史性突破1.4万亿斤后，面临持续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巩固稳产保供能力的重大挑战。提高政策效能，是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提高种粮积极性的根本途径。通过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进一步增强种粮保本兜底功能，能够切实稳定农民生产预期；通过优化补贴政策设计，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实际种粮主体，将进一步激发粮食生产积极性；通过健全农业保险体系，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覆盖面，将有效降低生产风险。这些政策工具的系统集成和协同发力，将形成保障种粮收益、提升生产效能的政策合力，为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提供坚实保障。

其次，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是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面临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的历史性转变。这就要求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提高政策效能，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的核心举措。通过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向绿色农业、智慧农业等新兴领域集聚，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型；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机制，破解新型经营主体融资瓶颈，为农业科技创新注入强劲动力；通过健全产业扶持政策，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拓展农业多元价值功能。这些政策的精准发力和系统集成，将形成推动农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政策合力，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提供持续动力。

最后，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政策效能是衡量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当前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在精准性、指向性和实效性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部分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且在实施中存在协同配套不足、评估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提高政策效能，是提升治理水平的核心路径。完善政策决策机制，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增强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构建从政策设计、实施到评估、优化的全流程管理体系，推动政策设计更加科学合理、实施机制更加高效顺畅，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成熟定型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为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政策保障。

二、准确把握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的基本路径

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在完善政策框架、优化实施机制、创新管理方式等方面协同发力。要着力破解政策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政策措施协同不足、政策落地见效不畅等紧迫问题，特别要注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同向发力。要建立健全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政策管理体系，全面提升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一，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优化政策资源配置。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构建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是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的基础支撑。要坚持将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着力优化支出结构，将资金精准投向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乡村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要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积极推行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激励机制。借鉴地方实践经验，探索建立“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资金整合机制，有效提升财政资金的规模效应和使用效益。要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健全社会资本投资引导机制，通过财政引导和政策激励，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破解乡村振兴资金瓶颈。要完善农村信用体系，优化农业信贷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健全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机制，激活农村“沉睡资产”。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扩大政策性担保覆盖面，切实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既要“增量扩面”，又要“提质降本”，真正让农民贷得到、贷得起、用得好。要有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产业发展，建立健全紧密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农民能够合理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第二，加强政策协同集成，提升政策体系整体效能。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既要强化各项政策的目标、工具、力度、时机的适配性与契合度，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形成协同合力、提升整体效能。要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工具的功能互补、协同配合。稳定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持政策弹性空间，既稳定农民收益预期，又有效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优化农业补贴政策，推动补贴从普惠性向功能性转变，确保补贴资金精准直达实际种粮主体，真正用于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降低农业生产风险。要实现农产品贸易与生产相协调，健全保供稳价调控机制，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维护好农民利益。完善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政策，加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有效衔接。健全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及时掌握供需变化，为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实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降低主产区财政负担，让主产区抓粮不吃亏、有积极性。建立粮食产销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粮食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产销区利益平衡、协同发展。

第三，创新政策管理方式，提高政策实施精准性和有效性。提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必须建立健全覆盖政策全过程的现代管理体系，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政策管理能力。要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实地调研、专家论证等方式，精准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和突出问题。建立政策制定的多部门会商机制，确保各项政策在出台前经过充分协调，避免政策冲突或重复。完善政策试点示范机制，通过小范围试验、阶段性评估、经验总结推广等步骤，确保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要大力推进数字化赋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农业农村基础信息平台，整合农户基本信息、土地确权数据、生产经营记录等核心要素，为精准识别政策对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推广卫星遥感、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技术在粮食收储、补贴发放、农业保险理赔等实践中的应用，实现政策执行的精准投放和全程可追溯。简化政策落实流程，推行“一窗受理、一站服务”模式，切实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和农民办事成本。要建立健全政策实施绩效监测评估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客观评估，重点关注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农民群众的实际获得感。建立以农民满意度为核心的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将评估结果作为政策调整优化的重要依据。完善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对实施效果不佳的政策及时进行修订或终止，确保政策始终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求相匹配、同步。

第四，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构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体系，是提升政策效能的根本之策。当前，要素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亟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在城乡间优化配置，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要坚持引育并重、双向流动。健全人才入乡激励机制，完善科研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返乡入乡创业支持政策，在创业补贴、融资服务、项目申报等方面提供精准扶持。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加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建立城乡人才交流合作机制，推动城市专业技术人才向农村流动，形成人才双向流动的良性循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以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建立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推广“小田并大田”等实践创新方式，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健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配置机制，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来源 |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