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粮食委员会，呼志录任粮食委员长，负责修建流动仓库、做好粮食购买储备工作，还负责统计根据地的粮食出产情况和群众的吃粮储存情况，按时做好各种粮食种子储备，保证粮食生产，支援革命战争。边区政府为了促进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休养生息的安民政策，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无任何税赋。边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经费开支，主要向豪绅地主索取，把打土豪作为主要财政来源。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牛羊和财产，除分配给贫苦农民外，还留一些作为党政机关、红军和游击队的公粮、公畜，分散保存在农村，随时供应部队。政府办了一些小牧场，把留下来的牛羊集中牧养，以备军需。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粮食收购站，按市价收购上市出售的粮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备。因此，红军行军打仗，走到哪里都保证了给养，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土地改革后，政府领导群众主要抓粮食生产和牲畜牧养。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前，由于土匪抢、军阀掳，南梁的牲畜很少，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土改后，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牛羊，畜牧业发展了，每村都有了马，有了羊群。当时每套牛一年可耕种川山地100亩左右，产粮二三十石。
在刘志丹、习仲勋的主持下，号召部队、机关筹集资金，创办合作社，解决农民发展养猪、养蜂经费不足及生活日用品购买困难等问题。当时，华池县各区试办了合作社，部队和机关中还发起了支持创办合作社的募捐活动。红三团募捐了50块现洋及一批边区政府发行的“油布票”（苏币），支持各合作社群众养蜂、养鸡、养猪，使参加合作社生产的户数由最初的5户逐渐增加到20余户。范长江在评价南梁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在民众中的影响时说：“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羊只给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极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再加以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24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
南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反映了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党和政府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立足陕甘边根据地的实际，努力建设一个理想中的让人民幸福满意、有获得感的“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而进行的积极探索和目标追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及其措施，都明确指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把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提高人民经济地位，创造人民满意美好的新生活，作为边区政府工作的全部目标和努力方向。把开放搞活、促进贸易流通作为发展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措施。在照金的绣房沟、南梁的荔园堡和洛河川的胡皮头，习仲勋都亲自抓兴办集市，搞活经济，极大地丰富了物产供应，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受到了根据地人民热烈拥护和称赞，使南梁成了贫苦百姓向往的好地方。许多不堪忍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穷苦农民，从四面八方纷纷投奔南梁；一些追求真理的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千里迢迢地来到南梁参加革命，甚至还出现了携儿带女、全家投奔南梁的动人情景。在南梁根据地中心山区定居的人口，由根据地创建之前的295户1000余人，很快就增加到1000多户6000余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习仲勋主政广东，坚定地冲破“左”倾思想羁绊和僵化藩篱，力推改革开放和对外搞活，创造了国家经济特区的发展奇迹。这种坚定信念和大无畏勇气，正是来自南梁革命根据地时期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对外开放搞活的独特模式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赞的认知。南梁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的成功实践，其影响是深远的。中国沿海地区的开放搞活思路可以追溯到深处内陆、穿越历史的陕甘边苏区，从南梁革命根据地粗糙的布币，可以看出广东地区改革开放实践一以贯之的方法思路和必然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