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区域
内蒙古是中国第二大牧区，是国家动物产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省的地貌主要由草原组成，约占总面积的63%。内蒙古的多样草原类型包括典型的草原、沙漠草原和草甸草原，每种草原都孕育着多种动植物。这些广阔的草原不仅支撑着当地的畜牧业，还在维持生态平衡和支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自21世纪以来，内蒙古90%的天然草原因自然和人为因素退化，导致植物种类组成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加速水土流失。为此，中国政府于2011年推出了GECP。该政策通过提供放牧禁令补贴和草畜平衡奖励，将草地保护与增加牧民收入相结合。它确保牧民能够减少牲畜数量而不损失收入，从而激励他们保护草原。内蒙古牧区在GECP前两阶段已获得超过400亿元人民币，该计划覆盖整个内蒙古地区。因此，关于该地区激励政策有效性的研究不仅具有代表性，也为中国及其他地区的政策优化提供了宝贵见解。
本研究选定了6个实施GECP的县，代表3种草地类型，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策略进行问卷调查（见图1）。表1总结了6个县的位置、年平均气温（T）和年降水量（P）。
表1 样本分布
2.数据与方法
2.1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两种主要分析方法：共性分析（CA）和偏最小二乘路径建模（PLSPM）。这些方法的结合使我们能够全面理解草原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之间复杂的互动。
共性分析（CA）是一种基于回归结果的方差分解方法，用于揭示每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方差的贡献。与传统回归分析不同，CA分解模型的R。2（解释方差）被划分为独特且共享的效应，以评估每个解释变量的独立影响以及多个变量的综合效应。该方法对于理解不同变量如何相互作用以贡献因变量方差尤其有用。本研究利用CA评估多因素（政策实施、降雨量、温度和草地面积）对关键因变量（总畜牧数量、综合牲畜价格、运营和饲养成本、净收入及GPP）的影响。因此，CA提供了对这些因素影响的更深入理解，有助于后续路径分析。
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PLSPM）用于路径分析，使我们能够探索草原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揭示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首先，我们基于文献综述和先前的共性分析结果，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整合现场调查数据（见图2）。该模型未实施GECP的年份（2010年）被编码为0,2011年至2015年第一轮为1,2016年至2020年第二轮为2，与CA相同。这里的畜牧市场价格和养殖生产成本指的是前一年的交易价格和成本（即2010年、2014年和2017年），而其他指标，如畜牧规模和草地质量，则指当年数据（即2011年、2015年和2018年）。
该概念模型假设GECP通过多条路径影响草原状况和牧民净收入（见图2）。主要，GECP直接限制放牧和放牧率，促使牧民家庭调整生产策略：增加对饲料购买的依赖或租赁额外草地。此外，政策导致的牲畜数量减少也减少了可供市场销售的牲畜供应。市场供应的减少与需求相互作用，导致畜牧市场价格上涨。这些因素，包括直接的行为适应（如购买饲料和扩大牧场面积）以及市场价格信号（牲畜市场价格），共同影响牧民在后续时期决定维持或减少牲畜规模。畜牧规模反过来又是草原生产力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影响牧民家庭净收入的主要因素（见图2）。对应于图2的方程如下：
在这些方程中，GECP、LP、GA、OFC、TSU、GPP、PT 和 NI 分别代表草地生态补偿政策、牲畜价格、草地面积、运营和饲养成本、总绵羊单位、总初级生产力、降水量和温度，以及牧民家庭的净收入（表A.1）。β 是回归系数，σ 是测量误差，下标对应假设的路径。这五个方程相互关联，推断是同时进行的，而不是五个独立的回归方程。GECP对GPP或NI的总影响是变量对结果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之和，如（4）、（5）所示。最后，我们评估拟合优度指数，确保其超过0.36，以确认模型表现良好。为测试PLSPMM识别的关键通路的稳健性，我们补充了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如果固定效应估计值具有统计显著性（P < 0.05）且方向性一致，则该关系被视为稳健。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策略选拔牧民，并于2010年、2015年和2018年进行了三轮调查。2010年，每种草地类型中选出两个县。每个县内随机选出3至5个城镇，每个城镇选出3至5个村庄。每个村庄随机抽选5至10名牧民进行问卷调查。第一轮调查覆盖了内蒙古6个县23个城镇的49个村庄、380户家庭。2015年和2018年的后续调查是对2010年首次调查的后续。结构化问卷通过面对面访谈进行。在后续调查过程中，一些牧民因搬迁、死亡、失去联系或其他原因无法重新采访。为保持各轮调查样本量一致，村长被要求推荐具有相似生产特征的替代家庭，包括可比的畜牧规模（以羊单位计）、草地面积和家庭劳动构成。虽然这种替代策略有助于保持样本连续性，但我们也承认，由于原始家庭与替代家庭之间未被观察到的差异，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偏差。最终，每年收集了353份有效问卷（2010、2015、2018年），形成了一个平衡面板数据集，共1059条回答。
问卷收集了家庭生产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信息，包括畜牧规模、销售价格、牧民收入和成本。收入主要来自补贴（保单补偿）、畜牧业（牲畜及副产品销售）及其他来源（兼职工作、股息、保险、存款利息等）。成本包括运营（雇佣劳动力、租赁牧场及畜牧业中的汽油和柴油费用）、饲养（饲料）、生活费（日常生活包括吃饭、衣物、教育和医疗等）及其他成本（现金赠与、利息支付等）。（见表2，表A.1）。具体来说，典型草原家庭的平均繁殖规模最大，其次是草地草原和沙漠草原。相比之下，沙漠草原的家庭平均草地面积最高，其次是典型草原和草地草原。在经济指标方面，畜牧业的单价在草地中最高，其次是典型草原和沙漠草原。此外，沙漠草原家庭获得的平均补贴收入最高，相较于草地和典型草原。按总收入计算，草地排名第一，其次是典型草原和沙漠草原。最后，运营和饲养成本在典型草原中最高，草原和沙漠草原按递减顺序排列（见表2）。
表2 调查家庭的特征
2.3 数据分析
统计分析使用R 4.3.2软件进行。
作为第一步，进行了因子分析（FA），以获取调查期间记录的牲畜价格因子分数。鉴于绵羊、山羊和牛占牧民养殖总畜牧量的80%以上（见表2），因此利用这三种牲畜的市场价格作为综合牲畜价格指数的因子得分。
第二步，我们通过初步统计分析，展示了研究期间牲畜数量、牧民收入和成本以及草原状况的变化。采用单向方差分析来评估2010年、2015年和2018年间收入、成本、牲畜价格和GPP的差异。
第三步采用了共性分析（CA）来识别影响各种变量的关键因素。基于CA的结果，我们开发了PLSPM以整合实地调查数据，验证GECP对牧民和草原的影响。该模型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相关动态的理解，并为GECP在牧羊社区可持续草地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宝贵见解。
3.牲畜规模与结构的显著变化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GECP）实施后，内蒙古牧区的牲畜养殖呈现明显的结构调整特征。研究发现，政策对牲畜总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仅在草甸草原地区实现了牲畜总量的显著下降，降幅达33.9%，而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的牲畜总量变化相对有限。然而，三种草原类型的牲畜结构均发生了根本性重构，表现为"小型牲畜减少、大型牲畜稳定"的显著特征。
具体而言，草甸草原的绵羊、山羊和牛存栏量分别减少41.7%、61.9%和30.9%；典型草原的山羊数量锐减86.0%，绵羊减少10.0%，牛仅减少1.1%；荒漠草原的绵羊和山羊分别下降11.2%和66.4%，但其他物种（如骆驼等耐旱畜种）数量增长73.6%。这种结构调整反映了牧民在政策压力下的理性选择——通过减少对草原压力较大的小型牲畜，保留经济价值较高的大型牲畜，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4.牧民收入与成本的结构性转变
GECP政策深刻改变了牧民的生计模式。2010-2018年间，牧民的家庭总收入显著增加，但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畜牧业收入占比从超90%降至52.2%-68.5%，而非农等其他收入占比从不足10%升至25.5%-40.0%，牧民生计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从绝对值看，畜牧业收入下降25.7%-45.5%，而非农收入增长19.7%-30.5%。
与此同时，牧民的养殖成本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2010-2018年间，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牧户的总成本分别从5.4万元、11.6万元和6.0万元攀升至20.7万元、22.7万元和17.5万元。成本结构的核心变化是饲料成本占比的显著上升：草甸草原从24.1%升至32.2%，典型草原从24.8%增至35.3%，荒漠草原从27.5%跃升至42.6%。这反映了禁牧与草畜平衡政策迫使牧民增加饲料购买，从传统放牧转向集约化饲养。
值得注意的是，GECP补贴对牧民总收入的贡献有限，在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地区占比不足10%，难以完全覆盖集约化饲养的成本增量。这促使牧民通过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等方式弥补收入缺口，形成了"政策补贴+非农收入+畜牧业收入"的复合生计模式。
5.草地生态状况的显著改善
GECP政策在改善草地生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10-2018年间，三种草原类型的总初级生产力（GPP）逐年显著增长，表明草地植被状况得到有效恢复。GECP政策本身是影响GPP变化的主要因素，分别解释了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GPP变异的23.75%、16.78%和18.62%。
政策通过控制过度放牧，为草地植被的再生和土壤修复创造了条件。在草甸草原地区，气候因素（降水和温度）对GPP变异的贡献率高达26.93%，说明该区域草地生产力对水热条件响应敏感。典型草原的GPP改善则更多依赖于政策干预，而荒漠草原的生态恢复相对缓慢，体现了不同草原类型对政策响应的差异性。
6.市场与气候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
研究揭示了GECP政策效应的复杂性。政策实施后，牲畜市场价格显著上涨，形成"减畜-供应减少-价格上涨"的市场反馈机制。GECP政策对牲畜价格的独立解释力最强，分别占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价格波动的52.41%、56.94%和56.90%。这种价格机制一方面促使牧民收入结构转变，另一方面也分化了牧民行为：小规模牧民倾向于扩大畜群以获利，加剧局部放牧压力；大规模牧民则缩减规模、趁高价销售，与政策目标形成协同。
气候因素在政策效应中扮演重要角色。降水和温度通过调节经营成本和饲养成本，间接影响牲畜规模、GPP和净收入。在典型草原地区，气候因素解释了18.92%的饲养成本变异；在草甸草原和荒漠草原，这一比例分别为8.09%和8.32%。这种气候-政策-市场的三重交互作用，使得政策效果呈现出复杂的动态特征。
7.区域异质性与政策效应的差异化
研究揭示了GECP政策在不同草原类型中的差异化效应。草甸草原对气候因子响应敏感，降水和温度可解释30%的GPP变异，建议根据气候条件动态调整补贴机制。典型草原的牲畜饲养成本更高、饲料需求更大，仅靠直接补贴难以缓解财务压力，建议通过基础设施或技术扶持替代经济补贴。荒漠草原资源稀缺、生态脆弱，政策补贴在牧民总收入中占比更高，对牧民更为重要，建议重视大型动物规模，优化牲畜品种结构。
这种区域异质性表明，"一刀切"的政策设计难以适应不同草原的生态经济特征。草甸草原的生态效益对气候依赖性强，需动态调整禁牧策略；典型草原的高饲养成本压缩了牧民净收益，需通过技术扶持降低生产压力；荒漠草原的牧民更依赖政策补贴，需通过品种优化提升生态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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