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在这一全局战略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中国农业经济学作为一门兼具深厚历史积淀与鲜明时代使命的学科，其发展脉络始终与中国“三农”事业发展命运与共、同频共振。从历史维度看，中国用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农业农村发展之路，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鲜少有国家在“三农”问题上的艰巨性与复杂度可与中国比肩，中国独具特色的“三农”发展实践，为农业经济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现实样本和深厚土壤，但也凸显出当前理论仍滞后于丰富实践的发展需求。从发展现状看，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仍存在明显短板，农业基础不牢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社会矛盾突出，亟待构建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实践的系统性、前瞻性理论体系提供学术支撑与智力引领。在此背景下，立足中国国情农情，以中国独特的农业资源禀赋、制度环境与农耕传统为根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与研究范式至关重要、意义重大。
回应现实之需:推动农业经济学研究转型，是回应中国“三农”现实问题、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必然要求。作为深植于数千年农耕文明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正经历一场人口规模空前、空间范围广阔、文化底蕴深厚、发展差异巨大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这一世界范围内均无先例可循的实践既确立了“三农”作为社会经济“定盘星”与“压舱石”的战略地位，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挑战与历史机遇，为农经研究和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实践样本与政策实验。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三农”工作已取得历史性成就。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更迫切要求将中国丰富的“三农”实践转化为自主理论体系，推动学科实现从现象描述向理论创造的根本跃升，最终形成能够深刻解释中国实践、有效服务中国战略的农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实现理论自立:推动农业经济学研究转型，是突破现有理论局限、构建自主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彰显学科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应有之义。长期以来，中国农经研究以引进、模仿与追随西方经济理论为主流，面对当前在破解小农户现代化、粮食安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世界性难题中所形成的丰富实践，日益凸显出“理论范式不匹配”“政策水土不服”与“学术话语权缺失”等局限性(罗必良，2020)。这要求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中国真问题为导向，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推动研究定位实现从“研究在中国”到“学术为中国”、最终迈向“理论出自中国”的根本跨越，建立起真正具有主体性与解释力的农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高培勇等，2024)。
履行全球责任:推动农业经济研究转型，是提升从“服务本土”到“贡献全球”话语体系的时代要求。当前，全球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脱贫攻坚与农业转型路径高度关注，这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国际传播创造了重要机遇。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以国际学术界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概念体系与方法论框架，清晰阐释中国经验的深层逻辑与普遍价值，建立既能阐释中国道路特殊性又能回应发展中国家共性问题的自主理论体系。唯有如此，才能突破当前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表达困境，真正掌握学术话语的主动权，为全球农业发展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农业经济学科是一门科学，它不同于纯粹的经济学理论，而是扎根于农业产业特性和农村社会脉络，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钟甫宁，2011，2023)。农业经济学的发展起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国家，迄今已有200余年，国际农业经济学发展始终与粮食安全、农产品贸易、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民生计等全球性议题紧密相连。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百年发展历程，是一部与国家“三农”命运紧密相连的学科演进史。百余年来中国农业经济学始终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和“三农”实践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同时遵循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变革。按照历史脉络，本文将中国农业经济学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发展时期，每一时期都体现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重大决策、政策演进与制度变迁的需求( 李谷成，2019; 张俊飚等，2019;孙芳等，2021)。
（一）学科萌芽初创期
农业经济学的产生，始于近代农业经济思想的积累与农业经济实践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农业经济理论，进而指导农业经济实践。近代帝国主义入侵加快了农业经济变化，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和留学归来的中国学者在国内任教，传播西方农业经济理论，关注研究中国农业经济问题，促成了农业经济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形成共识的说法是许璇教授从日本留学回国，于1914年在国立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1921年改为“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即北京农业大学前身)首开农业经济课程，至1920年金陵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前身)创立全国首个农业经济系，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担任首任系主任，标志着学科体系正式奠基。浙江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河南大学等部分高校都开设了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组等，近代农业经济学科体系到新中国成立前基本确立。
（二）学科曲折发展期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经济研究主要受苏联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影响。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绝大部分农业经济学科从综合性大学转入新组建的农业专业高校或研究机构。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1961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学科体系日趋完善。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研究以计划经济体制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背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5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简称中国农科院农经所)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专门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国家级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在农业技术经济理论和方法构建等领域作出了开拓性工作，为学科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三)学科繁荣发展期
改革开放推动学科进入繁荣大发展时期，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各涉农院校陆续恢复农业经济专业，一些重要研究机构、专门性学术团体相继设立，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1979年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建制，1982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设立，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研究体系、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学术平台建设同步推进，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于1978年成立，《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村观察》《农业技术经济》《中国农村经济》相继创刊，成为学科交流的重要阵地，呈现汇聚学科专业人才、探讨“三农”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蓬勃发展态势。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研究与农村改革推行密切相关，农业经济体制与制度改革相关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围绕技术进步与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技术经济学、农业现代化研究开始走向成熟。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改革深化，中国“三农”问题研究走向国际视野，2009年由国际农经学会和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共同举办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的最高级别农业经济研究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农经领域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认同的重要体现。
(四)学科转型创新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业强国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的提出，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为构建农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现实呼吁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中国农业经济学理论创新（朱信凯，2025）。同时，面对大变局之下的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若农业经济学研究的步伐还遵循固有的逻辑、照搬既定的模式、按照已有的节奏，将远远不能满足时代需求和国家需求，难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很难形成大关怀、提出大问题、建构大理论。中国农业经济学科需要立足国情农情，聚焦“三农”问题，以高度的学科自觉与自信，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作出重要贡献。
回望百年征程，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辉煌成就，凝聚着一代代农经学家的智慧心血与使命担当。他们始终与国家“三农”事业命运与共、同频共振，以深厚的学术积淀和赤诚的为民情怀，铸就了中国农经学科的坚实根基。学科创立之初，许璇等先驱引介现代农经理论，扎根田野开展实证研究，开创了“理论结合调查”的研究范式;卜凯通过覆盖全国22个省份的大型农村调查，撰写出《中国土地利用》等里程碑式著作，奠定了中国农经教育的基石;梁庆椿、章植、吴文辉等学者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仍坚持带领学生深入农村收集一手资料，倡导“从实践出发”的教学理念，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体系雏形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杜润生先生直接参与并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政策的设计与落地，重塑了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一批老一辈学者系统构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理论框架，深刻回应实践之需，在农业政策分析、农村发展领域取得突破，在农业技术领域率先开创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度方法，这一自主创新与国际上通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相呼应，彰显了中国语境下的独特解释力。一批中青年学者则以国际化的视野推动中国农经研究走向世界，在全球粮食安全、农业政策等议题上发出了“中国声音”。在各个农经研究机构更有一大批默默奉献的学者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些先辈们严谨治学的风范、服务人民的初心、敢为人先的胆识、甘为人梯的胸襟，共同熔铸成中国农经学科的精神丰碑。
“三农”领域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新问题、启发新思路的前沿阵地，也一直是最鲜活、最生动的实践经验的策源地，为中国农业经济学形成和确立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与话语地位提供了重大的发展需求和创新机会。然而，当前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带来的急切理论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学科资源配置相对不足、理论产出动能受限的现实约束。因此，迫切需要推动农业经济研究在理论体系、研究范畴、工具方法等方面与时俱进、转型升级，以更加自主的知识体系研究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概括和凝练中国实践，积极应对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一)农业经济研究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当前，前沿技术变革与发展范式重塑正在农业农村领域同步推进。现代化转型进入关键阶段，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对农业经济学科知识体系、研究范式和方法体系等产生重要影响，要求农业经济研究必须从深度、广度、厚度上作出回应。
1.农业农村发展阶段要求学科从理论层面深度回应“中国之问”。迈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新阶段，赋予了农业经济学科新的时代使命，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任务依然艰巨，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面对农业农村发展阶段转变，农业经济学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找准发展方位、厘清发展逻辑、把住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更需要立足中国现实特点，顺应新时代发展态势与未来格局，更加全面、系统并动态地看待和把握“三农”问题，强化“三农”发展问题思想战略研究和顶层设计，解决“三农”发展的重大理论、实践和政策问题，因地制宜地拓展、丰富乃至创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2.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渗透驱动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应对“时代之问”。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使得传统农业经济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迫切要求学科进行范式变革。当前，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跨界融合，农业4.0已初现端倪，不仅极大拓宽了农业经济学研究范畴，也将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空间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等新技术新材料纳入了知识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大数据时代，除了数值数据，还有很多非结构化数据，例如图片、声音、视频、文本等，但计量分析、统计分析等传统研究方法很难处理这类数据。另一方面，传统农业经济学研究往往是在事件发生后搜集相关数据，然后通过统计模型、假设检验等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大数据时代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方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分析，需要更加重视文本挖掘、深度学习等数据分析技术(刘涛雄等，2024)。因此，面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下的样本数据扩大、数据结构种类变化等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探索农业大数据的信息采集与应用，运用人工智能方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分析，更加重视文本挖掘、深度学习等数据分析技术，增加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多样性，推动农业经济学研究方法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于晓华等，2019;仇焕广等，2025)。
3.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促使研究视角转向“人民之问”。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乡村振兴的迫切需求对研究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新要求。当前，人们更多地关注农业功能拓展(如营养健康、可持续发展、生态涵养及文化传承等)所决定的经济行为及社会福利问题;随着城市化与农村发展转型带来的农村人口与要素流动、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乡村建设、农村公共政策等乡村发展问题更加受到重视。这要求农业经济学以更加自觉的学术关怀呼应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需求，将农业发展与农村发展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在成果深度方面，要求更加注重理论体系、普遍规律的研究，加强对农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现象、特征性问题研究，厘清农业功能性、产业业态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动力机制。
4.全球农业格局变迁与可持续发展重塑需要中国学者履行“世界之问”。站在全球视野审视，农业经济研究面临着如何利用好国际国内市场与资源、促进国内农业竞争力提升的全球配置难题。当前要求农业经济研究更加关注国际前沿，对标全球农业研究注重可持续发展、交叉融合发展的热点，加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围绕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危险评估与缓解策略、食物消费方式转型及其调控等重大发展问题开展研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需要寻求优化全球农业资源配置的路径和方法，探索农业科技创新及应用促进经济转变的有效方式，研究资源环境约束与促进政策的关系。通过拓宽研究视野广度和领域宽度，中国农业经济学不仅要解决自身问题，更要为全球农业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二)农业经济研究面临的制约因素
当前，农业经济研究在学术成果产出、方法论应用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面对“大国小农”背景下建设农业强国等宏大战略需求，国家对农经学科的资源投入与学科地位的匹配度仍显不足，导致高水平理论产出面临瓶颈。
1.高端人才与资助资源偏少。高层次人才匮乏，梳理近十年人才项目可以发现，农经领域在杰出青年基金(杰青)等顶尖人才计划中的入选者较少，甚至出现多年断层现象，直接削弱了学科的领军力量和战略后劲。重点项目资助受限，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体系中，农经学科的资助率长期低于经济学科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以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为例，近年来涉农经类的项目寥寥无几，部分年份面上和青年项目中探索原创类的资助项目甚至为零(任之光等，2019)。资源配置的匮乏，导致学者难以支撑起周期长、投入大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
2.主流学术产出与话语地位弱化。核心期刊发文量萎缩，统计显示，农经研究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顶级“两刊”及国际Top级期刊中的占比有下降趋势(罗必良等，2007)。在1978—2017年CNKI农经类论文中，零被引论文比例高达70.12%(陈秋红等，2018)，反映出农经研究在主流经济学界的话语权被边缘化。社会影响力失焦，根据ＲePEc/IDEAS全球排名，中国仅3家农经机构入榜前25%。
3.学科评估指标与学生培养质量存在隐忧。培养体系失衡，在现行学科评估指标下，学生培养过度侧重于论文发表指标，导致新一代学者逐渐成为“三门”人员(家门、校门、研究机构门)。由于缺乏对生产劳动的体验和感性认识，学生对“三农”深层次的热爱不足，研究往往游离于真实问题之外。专业吸引力下降，农经专业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明显，甚至被列为就业率较低的专业之一，导致优秀学子主动选择农经学科的意愿降低，学科人才链条面临断裂风险(于晓华等，2015)。
资源投入的不足与评价体系的偏差，使得当前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存在以下“四多四少”的现象。一是现象描述与应急研究较多，底层逻辑与规律提炼偏少。研究重心有时过于侧重追逐短期热点，在系统解决底层逻辑、构建大理论体系方面投入相对不足。研究视角有时局限于经验性的描述归纳，未能充分运用逻辑思辨将丰富的中国“三农”实践升华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学理表达。二是既定模型套用较多，自主理论框架与中国特色构建偏少。部分研究呈现出过度依赖形式化工具的倾向，导致解释流于表面，如何将中国的社会公平、文化传承等非定量化因素有机融入模型系统，并在基本概念与公理推演上形成逻辑自洽的中国特色农经理论体系，仍是当前学科建设的重点方向。三是独立开展研究较多，跨学科协同研究偏少。农经研究方式中“单打独斗”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虽然创立了相关联盟，打造了一些合作平台，建立了大量科研团队，但跨机构、跨学科的实质性深度融合尚不够紧密。同时，学术研究的“传帮带”氛围及老一辈农经学家的奉献精神在年轻一代学者中的内化还不够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发展的连贯性与历史厚度。四是功利目的性研究较多，为学问而学问的初心偏少。学术实践中，不少学者较多关注论文发表及相关人才头衔的获取，将其视为获取资源的工具，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深入基层、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担当。部分调研以搜集数据为目的，缺乏与农民群众的深层交流与情感共鸣。特别是部分青年学者由于缺乏农村生活体验，对农情的感性认识不足，难以真正做到立足中国大地、真心实意为农民做研究。
（一）构建中国农业经济学科自信的总体思考
农业经济研究的核心使命在于系统回应“三农”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探索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构建立足中国实践、具有理论自主性与话语引领力的中国特色农业经济学科体系。当前，中国正处于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阶段。必须清醒认识到，农业农村发展底子薄、历史欠账多、现实短板突出，仍是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些挑战恰恰是中国农经学科理论创新的现实出发点。中国“三农”发展是波澜壮阔、最富智慧的伟大实践，从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到亿万小农户融入现代化大市场，从包产到户到“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创新，从单纯追求数量增长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重塑。这些实践是孕育理论创新的肥沃土壤，农业经济学研究亟待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范式突破，这正是学科自信的内在要求。
中国的“三农”实践已走在理论前面，亟待构建植根中国情境、回应现实关切、引领未来方向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的战略支撑，更是把握农业农村发展主动权的必然要求。农业经济研究首要回答的是中国农业发展方向与道路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不以抛弃农业发展为路径”的现代化，这一实践在全球现代化理论中具有独特性与开创性，在既有的国际理论中缺乏充分阐释。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仅依赖模型和数据对局部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范式，已难以回应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系统性、复杂性与时代性命题。当前，正是中国农经学界实现从“研究在中国”到“理论出自中国”历史跨越的最佳时机。中国实践对全球农经理论具有重要的拓展价值，这是学科自信的底气所在。
必须坚定不移立足中国实践，从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鲜活经验中汲取理论创新源泉，构建能够系统阐释中国道路、有效指导中国实践的自主理论体系，要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农经研究的主体性地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此作为洞察“三农”规律、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遵循，确保学术研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农业强国建设，逐步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坚实学理支撑、强大实践解释力的农经理论研究范式，这是学科自信的核心体现。
农业经济研究的学术生命力源于扎根中国大地。要坚持“经世致用”“从实求知”的学术传统，将深入田野作为基本方法，从土地制度改革、经营体制转型、乡村数字治理等丰富而独特的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总结新经验、提炼规律性认识。这些来自中国田野的经验材料与规律总结，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宝贵的原料，也是中国农经学科对世界学术界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来源。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运用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小农发展与转型等经典分析工具，结合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实际，围绕农业生产方式演进、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农民增收等重大议题，从实践中升华出既能解释中国现实又具备一定普遍意义的自主理论，系统构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这是学科自信的成果形态。
面对复杂的研究任务，农经学界必须突破学科壁垒与机构局限，加快构建协同联动、开放合作的创新网络，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同时，要以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国际粮农治理体系变革，以平等、自信的姿态开展国际学术对话，善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表达方式，将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智慧进行学理化、系统化阐释，推动中国案例走向世界，提供不同于西方主流叙事的“中国方案”，这是学科自信的国际表达。要加强人才培养，造就一批既深谙中国国情又具备国际视野，既精通理论又熟悉实践的农经领域战略型学者，培育贴近农业、农民、农村的有温度的农经学者，为构建中国特色农业经济学科体系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这是学科自信得以延续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构建中国农业经济学科自信必须把握好六大关系
在农业经济研究的转型与深化过程中，需要系统审视并正确处理以下几对关键关系，这是构建能够阐释并引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学科话语体系的重要前提。
1.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农业经济研究必须深深根植于中国“三农”发展的生动实践，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路径，坚决避免脱离具体情境，局限于数据与模型的“空转式”学术演绎。当前，中国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期，新型经营体系构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数字乡村建设等实践不断深化，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沃土壤。研究者应当深入田野、走进农户、农业企业与基层政府，掌握一手资料，提炼真问题，形成具有现实解释力与政策启示意义的理论成果。理论的价值在于能够回应和解答实践中提出的迫切问题，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伟大征程中接受检验、实现升华，从而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以理论指导实践的良性循环。这一循环的建立与巩固，正是中国农经学科走向成熟与自信的坚实根基。
2.继承与创新的动态协同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理论，必须立足于历史纵深。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智慧、生产经验与治理逻辑，是中国特色“三农”理论构建的宝贵土壤，亟待进行系统性梳理、概念化提炼，并有机融入现代学术体系。同时，应尊重学科已有的发展脉络与研究传统，在学术传承中保持研究的连续性。在此基础上，直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命题与新挑战，勇于突破思维定式，围绕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大食物观下的农业系统转型等重大问题，积极推进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创新，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与解释。要善于推动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数据科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拓展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基础。最终目标是扎根中国实践沃土，构建既能深刻阐释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独特路径，又能为丰富发展农业经济学一般理论作出原创性贡献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体现了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在文明传承与时代创新中构建理论主体性的坚定追求。
3.国际经验与中国情景的批判性交融关系。全球化背景下，农业经济研究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善于借鉴发达国家在农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先进经验与分析方法，保持对全球科技前沿与市场规则的敏锐洞察。另外，必须坚决避免简单移植与照搬。中国的国情农情独特，小农户为主体、区域差异显著、土地制度特殊、政府作用突出，决定了任何外来理论都必须经过审慎的“本土化”检验与创造性转化。研究的关键在于深入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文化背景与发展阶段，通过系统的国际比较，辨别一般规律与特殊路径。最终，要在开放借鉴中强化学术自主性，运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语言讲好中国农业转型的故事，并主动参与全球粮食安全、农业治理等议题的讨论，在对话中提升中国农经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这种立足本土、面向全球的批判性交融，标志着中国农经学科走向世界舞台，展现出以自身实践为基础、参与并影响国际学术议程的建构性姿态。
4.宏观战略与微观研究的有机整合关系。农业经济研究需着力推动宏观制度与微观行为研究的有机结合。当前，尤其要警惕研究视野过度“微观化”的倾向，若仅仅聚焦于农户、合作社等个体的技术采纳与生产决策，而忽视其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产业政策、国际贸易格局等宏观叙事的内在关联，易使研究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困境。宏观制度为微观主体行为设定了基本规则与激励结构，而千万农户与农业企业的现实反应则是检验政策成效、校准改革方向的根本依据。高水平研究是体系建构式的，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对策性的研究层面，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因此，研究者需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思维，既要深入理解基层的行为逻辑，又要善于从微观现象中提炼对宏观战略具有启示意义的规律性认识。唯有实现宏观框架与微观机理的贯通，才能精准识别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真实堵点，形成既有理论高度又能有效指导实践的研究成果，确保国家战略设计建立在坚实的微观行为理性基础之上。这种整合宏观与微观的研究能力，正是中国农经学科能够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系统性学理支撑的信心所在。
5.定量分析与制度分析的互补深化关系。研究方法论上，农业经济学应严谨运用计量经济学等定量分析方法，通过精确的数据分析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与作用机制，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对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农耕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经济因素的深刻剖析，系统理解制度环境对经济行为的塑造及其演进逻辑。农业经济问题本质上是嵌入特定制度情境的系统性问题，研究应追求既能回应现实政策关切，又能超越短期功利目标，从制度经济学等理论视角探究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与长期效应。数据实证的精确性与制度分析的深刻性有机结合，既能夯实研究结论的实证基础，又能增强理论阐释的纵深感与穿透力，最终实现政策有效性与学术创新性的统一，构建兼具技术锐度与思想厚度的综合分析范式。这种在方法论上追求技术精确与思想深度兼备的自觉性，彰显了中国农经学科构建自身方法论特色的学术抱负。
6.单学科深度与跨学科交叉的协同共进关系。当代农业农村发展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单一经济学的解释范畴，对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解答，需要跳出“就农业论农业”的思维定式，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发展脉络中加以审视。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坚守农业经济研究核心理论根基，不断深化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基本经济规律理解的同时，主动打破学科壁垒，积极构建多元融合的研究范式。应主动融合社会学、管理学、生态学及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工具，通过组建跨学科团队，实现知识互补与方法创新。只有在深耕专业内核与拓展学科视野的辩证统一中，才能构建既保持经济学学科特质又富有创新活力的研究体系，从而为破解新时代“三农”问题提供更为坚实和全面的学术支撑。这种主动引领交叉融合的态势，反映出中国农经学科面对复杂现实问题时的方法论自信与理论包容力。
(三)构建中国农业经济学科自信的内在路径
为有效破解当前农业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四多四少”问题，推动学科建设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要求，需从理论、方法、组织及导向四个方面协同发力，构建一个具有严密学理逻辑的理论体系，并合力打造兼容并包、思想深刻、联接世界的中国“三农”发展理论。
1.强化底层逻辑，深化学理提炼。引导农业经济学研究回归本源，聚焦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根本性问题。倡导对农业经济底层逻辑开展长期、系统及深入的探索。鼓励学者立足中国国情农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对农业农村发展历程的梳理与经验总结，着力构建能够准确刻画中国农业农村特殊性与复杂性的分析模型与理论框架，推动研究从现象描述向学理提炼和规律揭示转变。深入对中国农村发展重大战略和改革实践的学理阐释，提升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穿透力，强化学科自信，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2.强化方法创新，打造适配中国国情农情的分析工具。大力推动研究方法的自主创新与本土化改造，积极吸收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前沿成果。围绕农业发展政策评估领域，着力推进模型创新与方法集成，开发契合中国农情、乡情与民情的分析工具和评估框架。积极探索将社会公平、文化传承等较难量化的价值维度纳入分析体系的路径，增强研究方法的包容性与解释力。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应重视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善于提炼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概念表述，提升中国理论的叙事能力与感召力。强化学术自律，避免“为模型而模型”的形式主义倾向，确保方法创新始终服务于真问题、真场景和真需求。以方法论突破为牵引，形成立足中国、融通中外的问题导向型研究范式，为自主知识体系奠定方法论基础。
3.强化有组织科研，形成“集团军”式的农经协作网。改革科研组织模式，强化建制化力量，积极倡导和实质性推进“有组织科研”。围绕国家粮食安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系统布局研究任务，形成“集团军”式的农经协作网。打破机构壁垒，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将老中青三代力量有机整合，推进跨院校、跨学科的深度协同攻关，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立体化协作网络。在重大科研项目中，充分发挥农经学者的引领作用，确保研究准确把握国家战略方向。加强高水平科研平台、创新团队与智库建设，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形成研究合力。同时，高度重视农经学科的知识传承与精神赓续，通过加强农史教育、弘扬老一辈农业科学家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等方式，在把握历史脉络中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范式传承。建立健全学术传帮带机制，鼓励中青年学者扎根农村开展长期追踪研究，确保学科发展的连续性与创新能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和人才保障。
4.强化为民服务导向，坚持一手调研实践。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改革优化科研评价体系。破除“唯论文、唯SCI”等倾向，建立以创新价值、实践贡献和学术影响力为核心的多元评价机制，引导学者潜心研究真问题、做真学问。大力倡导“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扎实学风，完善长效调研机制，鼓励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长期深入农村一线，在与农民群众的共同生活中增进“三农”情怀、发现科学问题、验证理论成果。推动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研究模式，确保学术研究始终扎根中国农村实践，使成果惠及广大农民群众，切实提升农业经济研究的现实关怀和社会价值，使农经研究真正成为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造福亿万农民的有力支撑。
作者：胡向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本文来源于《农业经济问题》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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