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宝玲、于法稳 | 生态修复农业:内涵特征、发展逻辑与推进策略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价值

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的背景下，资源环境约束已成为农业持续发展的核心瓶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受耕地有限、水资源紧缺及生态退化等因素的约束，叠加居民膳食结构升级，传统依赖要素投入扩张的农业模式已难以兼顾资源保护与食物供给，农业发展亟须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与路径。

中国沙漠戈壁多、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面积大、盐碱地分布广泛，对它们的开发利用成为拓展农业空间的重要方向。虽然此类区域具备修复潜力，但传统生态修复通常面临成本高、投入大等现实瓶颈，尤其在缺乏经济回报的情况下难以持续推进修复工作，而农业恰恰能为摆脱这一困境提供可行路径。库布齐沙漠农业、塞罕坝荒漠造林、海水稻种植的成功实践表明，农业与生态修复融合具有现实可行性。业界或学术界对这些新型农业赋予了形象的称谓，如沙产业、盐土农业、海水农业等。这类新出现的农业模式可统称为“生态修复农业”，泛指对已受到破坏或已经退化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使之重新步入“生态修复－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关于生态农业与生态修复的研究虽已硕果累累，但大部分研究要么侧重生态修复工程技术，要么侧重农业可持续模式，鲜有将二者系统融合的框架。这表明，农业生态功能的系统性发挥及其与生态修复之间的耦合关系仍有待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在学者戴思锐（2021）提出“生态修复农业”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生态修复农业的内涵特征及其功能，从生态恢复理论入手探讨其理论依据与实践逻辑，并分析其发展前瞻与推进策略。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展粮食安全与食物安全研究的理论视角，还能为深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支撑大食物观落地提供新的思路。

二、主要内容和边际贡献

（一）主要内容

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农业绿色转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如何理解“生态修复农业”这一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其核心内涵、基本特征与功能表现是什么？生态修复农业何以可能、何以可行，其形成与推进依赖于怎样的理论依据与实践逻辑？未来又应如何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农业发展？围绕上述问题，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首先，本文阐释生态修复农业的核心内涵，将其界定为：以退化或恶劣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功能提升为首要目标，以农业活动为主要实现路径，依托品种选育、种养技术、工程设施与管理制度的协同组合，实现农产品与生态产品同步产出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同时，概括其三大基本特征，即利用非常规农业环境、利用非常规农业资源以及运用特别的技术体系，并将其与生态修复工程、传统农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等进行比较分析，以凸显其独特性。

其次，本文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维度，系统分析生态修复农业的主要功能。在经济层面，生态修复农业能够开发盐碱地、沙地、滩涂等非常规资源，拓展农业发展空间，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在社会层面，它能够推动生态修复由单纯政府主导向市场化参与转型，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农耕文化传承；在生态层面，则有助于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改善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修复的协同增效。

再次，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揭示生态修复农业的发展逻辑。从发展逻辑来看，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能力、农业生态功能、农业生物的生境适应性以及可拓展的农业资源与空间；在实践层面，则依赖政府支持与引导、关键科学技术的突破、市场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和制度供给等多重机制的协同作用。

最后，本文从发展前瞻与推进策略两个方面进行总结。一方面，通过实践案例，分析生态修复农业已经展现出较强的实践可行性、广阔的发展空间、可观的非常规资源开发效益以及日益增强的市场驱动能力；另一方面，提出应从强化相关技术创新、健全相关制度体系、加强相关规划与管理、加大相关政策支持四个方面发力，以推动生态修复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边际贡献

第一，与现有研究多将生态修复与农业发展分开讨论不同，本文提出并系统阐释“生态修复农业”这一融合性概念，将生态修复目标与农业生产活动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突破以往要么强调农业可持续生产、要么强调生态工程修复的分割式研究路径，拓展粮食安全、食物安全与农业绿色转型研究的理论视角。

第二，与已有文献更多聚焦生态修复工程技术、生态农业模式或特定退化生态系统治理不同，本文从“农业－生态修复”双重视角出发，不仅讨论生态修复农业“是什么”，还进一步分析其“为什么可行”和“如何推进”，较为系统地构建涵盖内涵特征、功能体系、理论依据、实践逻辑与推进路径在内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从而增强相关研究的系统性和解释力。

第三，本文突出强调非常规农业环境、非常规农业资源与特别技术体系在生态修复农业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揭示生态修复农业并非传统农业在既有耕地上的简单绿色化改造，而是在退化或恶劣生态环境中，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源重组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修复协同推进的新模式。这一分析有助于更清晰地区分生态修复农业与传统农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及生态修复工程之间的边界。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第一，生态修复农业是以生态系统修复为导向、以农业活动为实现路径、实现生态产品与农产品协同产出的新型农业形态，其本质是在非常规生态环境中，通过农业方式实现生态修复与生产发展的统一。

第二，生态修复农业具有利用非常规环境、开发非常规资源和依赖特殊技术体系等特征，并在经济、社会与生态三个方面同时发挥作用，实现资源利用拓展、生态环境改善与社会效益提升的统一。

第三，生态修复农业的形成具有明确的理论依据与实践逻辑，其发展依赖于自然修复能力、农业生境适应性及生态与农业功能的契合，同时在实践中表现为政府引导、技术支撑、市场参与和制度保障等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

第四，生态修复农业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与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其持续推进仍需依托关键技术突破、制度体系完善、规划引导强化及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共同发力。

（二）政策启示

第一，强化相关技术创新。围绕生态修复农业发展需求，重点推进品种技术、种养技术与工程设施技术创新，聚焦沙漠、盐碱地、水土流失等区域，突破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土壤与水体修复、生态工程装备等关键技术，并加强协同攻关与成果转化，推动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

第二，健全相关制度体系。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明确各类主体权责，探索多元产权安排；构建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机制，规范交易规则；建立分层收益分配机制，并通过标准化合同与法律保障机制，增强参与主体的长期投入激励。

第三，加强相关规划与管理。在严格规划前提下推进生态修复农业发展，强化政府引导与项目化实施路径；完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与试点机制；建立环境风险评估与监测体系，遵循生态原则与本土优先原则，提升系统安全性与稳定性。

第四，加大相关政策支持。完善财政与金融协同的投融资机制，缓解高投入与高风险约束；强化组织协调与社会动员，推动多方主体参与；健全法规、标准与配套政策体系，将生态价值纳入补偿与评价机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四、研究、写作、投稿、修改过程和心得体会

研究起源于2021年9月笔者与戴思锐老师的几次聊天。戴老师注意到一些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有效地缓解了农业面临的资源约束并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希望有人能专门对其进行理论阐释与前景分析，以期引起社会关注。那时第一作者刚参加工作不久，认为该问题具有较高研究价值，便欣然接受了这一挑战。研究初期，团队查阅了很多关于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的新闻报道和生态恢复相关书籍，对生态修复农业与生态恢复有了基本认识。第一稿为《生态修复农业：回归本源与重新出发》，侧重从农业的生态修复功能去强调生态修复农业的重要性，但感觉未能全面分析生态修复农业的特征。而后，团队对文章进行了调整，完成《生态修复农业：农业发展新领域》，进一步明确其产生背景、发展条件与前景，但是理论性不强。为此，团队思考主题是否能够向“大食物观”延伸，并强化关于生态修复农业的理论与实践逻辑的分析，改为《生态修复农业：大食物观下的农业新模式》。经过几年的写作与打磨，团队完成了论文写作。

论文投稿至《中国农村经济》后，经历了严格的匿名评审流程。匿名评审专家从概念界定、理论分析框架、实践逻辑等多个维度，提出了细致而中肯的修改建议。在数轮针对性修改后，本文在内容布局、概念界定、理论依据和实践逻辑分析等均实现了质的飞跃。其中，有两个方面的修改至关重要：

其一，研究视角与内容布局。评审专家指出，该文在标题中强调“大食物观下”，但文中对“大食物观下”的破题和分析似乎不足。为此，团队重新梳理研究思路与内容布局，认为研究的侧重点在于阐述“生态修复农业”这一新概念及其内在逻辑，虽然最终能够服务于“大食物观”，但其关联链条较长，故调整相关内容。内容布局的调整，使得本文研究目标更加明确，内容更加聚焦，逻辑更加严谨。

其二，概念界定。评审专家指出，文章在核心概念的界定与廓清方面存在不足。为此，对于文中出现的核心词汇，特别是不常见的词语，如生态修复农业、退化生态系统、非常规农业资源、特别的技术体系，以及特种农产品与生态系统修复，团队做了更充分的补充阐释，力争更全面、更精准地描述其概念内涵，以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也加强了分析的科学性。

在后续的编校过程中，编辑部老师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论文的行文布局、表述精度及语言规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优化，其深厚的专业素养与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令团队由衷钦佩。

经过多轮修改与反复打磨，本文的学理基础不断夯实，论证过程愈加严谨，学术表达也更加规范。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对“生态修复农业”这一新概念探索的认可与包容，以及提出的中肯意见与专业指导，使本文得以持续完善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