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时代的最优生存解——历史的底层逻辑·重农抑商:古代王朝政策的底层原因

商鞅变法时期，在《商君书・垦令》里有记载：“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翻译：努力从事农业（本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其徭役；从事工商末利、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一律收为官奴。

秦汉以后，大多数都践行重农抑商政策。例如明朝，规定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只）许穿绢布；有一人为商贾者，全家不得穿绸纱。

很多人想不通，做生意来钱快，既能让民间富裕，还能收商业税，皇帝为啥非要跟商业过不去？

下面我们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来分析其底层逻辑。

1.经济维度：只有农业税，才是王朝的保命钱。

古代的商业税是很难收的，因为商人流动性大，且没有现代的大数据，做生意赚多少钱很难查清楚，偷税漏税很容易。

但农业税就完全不一样了。土地是死的，人是固定在土地上的，一个家庭有多少地，要交多少税，一清二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古代朝廷巨额开支（养兵、官员、工程、赈灾），九成以上依赖农业税。商人虽富可敌国，但是其财富却很难被收入国库，对朝廷毫无助益。

汉武帝时期，国家长年征战，国库空虚，富商大贾坐拥万金却不佐国家之急。

朝廷被迫推行算缗、告缗，向商人强征财产税，鼓励告发隐匿财产者，没收其资产。中等以上商人大多遭抄家，朝廷由此获得巨额财富，这其实也是没钱的无奈之举，但凡能正常收上商业税，皇帝根本用不着出此下策。

2.政治维度：商人天然会冲击皇权的统治秩序。

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比流动的商人更好管理。

农民安土重迁、扎根土地，有家室牵挂，造反成本极高，是皇权最放心的群体。

而商人四处流动、见多识广，不信 “君权神授”那套说辞，且有钱有人脉、组织能力极强。

战国商人吕不韦仅凭资本与人脉，硬生生把在赵国当人质的子楚推上了秦国王位，自己当了相国，权倾朝野。这种人这足以让帝王忌惮。

且商人天然会冲击皇权的统治秩序。晁错《论贵粟疏》便直指其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商人有钱了，就会勾结王侯官员，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甚至干预朝政，瓜分皇权。

明末晋商更一边领朝廷补贴，一边私通后金、走私粮食铁器，最终助敌灭国。这种能左右政局、甚至背叛国家的资本势力，皇权绝不能容忍。

把商人排在士农工商的最末位，不是单纯的歧视，而是从制度上降低商业的吸引力，让老百姓好好种地、读书考科举，光宗耀祖。

3.社会维度：粮食安全，是王朝的生死线。

重农抑商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安全阀，商业天生会加大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加大是社会不稳定的一大因素。

更为关键的是，粮食安全。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代，中等肥力大亩（约0.69市亩）可达3石（约90公斤）（注：汉武帝后用大亩）。汉代成年人年需口粮18石，一人需要6亩地的产出才能养活，而且还要扣除田赋、种子等，这还说得是中等肥力土地。

且古代生产力落后，种地是个非常很重、很苦的活计，一人能耕的地有限。因此，必须让绝大多数人口务农才能保证粮食供应，若有人弃农经商，便会引发粮荒、流民和王朝动荡。

商人本身不生产一粒粮食，不创造任何生存增量，反而会把劳动力从土地上吸走。没人种地，王朝的生命线就断了。

中外对比

不止中国，西方古罗马也踏入了同样的陷阱。

罗马共和国重农固本，公民多为自耕农，兵农合一、耕战结合，奠定了庞大帝国的根基。共和国晚期，贵族依靠战争掠夺与奴隶劳动大肆兼并土地。

自耕农破产沦为流民，只求救济享乐，不愿耕战。朝廷只得大量雇佣蛮族当兵，最终帝国在内忧外患中崩溃。

可见农业文明时代，农业是国家根本。脱离农业的商业繁华，如同沙滩筑城，看似强盛，一遇动荡便轰然倒塌。

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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