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土高原农业
黄土高原类型表现为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黄土高原的形成，如果持“风成说”则早就有沙尘暴；如果持“水成说”则早就有水土流失。在人类或许尚未出现的远古时代，自然界就以自己的运行方式造就了黄土高原。黄土的质地结构决定了它的易流失性，尤以风水侵蚀最为严重。在中华农业开发活动的早期，已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说法。郑国渠水因富含泥沙而被称为“填阏之水”，颂辞中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而当时泾水上游的农业开发活动实在不应过高估计。从生态评价角度看待黄土高原，其侵蚀活动由来已久。但正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造就了关中与华北的平原沃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离开了来自黄土高原的泥沙，华北平原、汾渭平原的形成就失去了物质基础。
在肯定黄土高原自然侵蚀为主的同时，学术界提出“加速侵蚀”概念以反映人类活动导致的加速侵蚀现象。科学家通过依据各类相关因子建立的数学模式进行计算，求得目前黄土高原人类加速侵蚀占30%。近代以前人类的农牧业活动，对约面积4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的加速侵蚀作用相当有限。在丘陵沟壑区最高侵蚀量为18%，而在高原沟壑区最高侵蚀量仅为9%（韩茂莉，2002）。过分夸大历史时期人类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既缺乏充裕的历史依据，亦有误导当今生态环境建设决策之嫌。
研究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变迁，唐宋之际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北方的辽、金、西夏诸国虽然在民族构成上与中原王朝有所区别，但在经济结构上却与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北境草原以牧业居多，不过毗邻汉区的南部地带“地著”倾向十分明显。少数民族的农业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北政权的对峙形式，也对中国北方生态环境变化影响至钜。由于互为“农国”，在北方地区的民族对峙形式也由间歇性对抗发展到持续性对抗。为了保证边界的稳定和疆域的完整，各自在边境地带集结了数量庞大的军队。规模如此之大的守军在西北沿边集结的期限不是－日、－月、一年、数年，而是100多年（程龙，2006）。为长久相持计，边境地区的农业开发（屯田）成为最省便、有效的粮食供给形式之一。军屯一般以服务于军事为目的，屯区与垦区之设置以便捷于城堡、烽燧、驻军供应为原则，一般不可能太多地顾及周边环境是否宜于农业开发的问题。而局部地区的超负荷驻军、日益增多的军事活动、不合理的农牧业垦发行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后果甚或超过了今天的水平。军事史在这里研究的是双方军力的对比与粮食的供应问题，而生态史研究则关注着由此而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
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激增逐渐超过了生产力的供给水平与自然的承载力。农业除了追求内涵、纵深式发展外，外延性的农业地域拓展进入了高潮时期，山原丘陵、戈壁沙滩、草原牧场、水泽湖泊渐次进入开发范畴。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的地域性拓展固然有充分利用土地、缓解需求压力之利，但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随着人类农业活动的日趋活跃，黄土高原总侵蚀量中的加速侵蚀比例逐渐上升，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恢复能力日益减弱，黄土高原逐渐成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清代中期黄土高原地区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1.3人（萧正洪，1998）；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青、新诸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3.53‰、35.59‰、33‰、13‰、33.94‰（路遇 滕泽之，2000），除青海外皆远远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当与大批人口迁入有关。以外来人口为主导的农牧业开发活动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有以下作用与影响：骤增的人口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局部平衡，农牧业开发活动破坏了自然植被，使土壤的侵蚀大大地加剧；流寓客居与掠夺性经营，客民在黄土高原的农牧业活动以维持简单生存需求和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为目标，不能或不愿进行基本的资本与技术投入。以滥垦、滥牧、滥伐为特征的掠夺性经营活动，因此较少顾及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永续利用问题。
二、西北绿洲农业
河套、河西及新疆绿洲农业类型表现为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原生生态环境不宜于从事农业开发；农业开发改善了生态环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河西、河套农区以及新疆的绿洲地区的生态环境，就总体而言并不宜于从事农业开发。但因有河流、泉井或高山冰雪融水灌注其中，于是被逐渐开发成西北的重要农区。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对这一类农区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农业的兴衰。通过各种工程与技术措施，改善对农业不利的自然环境与条件，既确保了农业的稳产高产，也促使生态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近些年来以上农区也出现了土壤盐渍化、水源枯竭等问题，主要是由排水不畅、人口压力增大、城镇及工业用水增多等原因造成的，不能一味归诸于农业开发。
三、关中灌溉农业
关中农区类型表现为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与破坏作用兼而有之。关中农区在周秦汉唐京畿地位，一方面利用国家力量改善生产条件、生活环境，促进了关中农区农田水利网的形成与关中农业发展。郑国渠的开凿与关中东部生态环境的改善，利用泾水泥沙淤灌泽卤之地，使关中东西部的农业发展水平逐渐拉齐。关中农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先进的农业思想、科技与经验，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的永续利用。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中包含着诸多改善生态环境的具体技术与环节。农业的人工植被作用。冬小麦的广泛种植，过去较多地着眼于其接绝继乏与农业科技的进步。其实在冬季裸露土壤覆盖、避免土壤风蚀及水分散失方面的作用亦应予以充分评价。另一方面也会加重了对自然资源的耗费与生态环境的破坏：表现为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南北沿山地带森林的破坏与农田化；天府陆海地位的逐渐丧失等。
四、江南农业
江南农区类型表现为农业的发展对水系水网的扰动和市镇的兴起对生态环境的改变。汉代至六朝时期，江南水环境丰富水生植物众多，农业行大圩制，技术是火耕水耨的制度。唐宋时期，水环境较丰富，大圩相连形成塘浦圩田制度，江东犁出现，精耕细作的稻作技术推广。明清时期，水环境在淤积条件下相对稀少，部分地区旱田化，人口大规模增长，推动这时期的农业出现水旱轮作和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的发达的生态农业体系。鉴湖的消失，吴江的成陆，黄浦的改道，都是过度开发和过度占有水面引起的。尽管这样，江南也因此改变而养活了更多的人，生态环境没有遭受到质的破坏。江南生态环境遇到的真正的挑战来自于宋清尤其是近代以来市镇的兴起与扩展，使江南面临的挑战高于以往任何时期。唐代以前“苏杭”指代区域的意味更重，也就是长江三角洲。伴随着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苏杭”指代城市的意味更重，也就是苏州、杭州。
唐宋江南是以其自然生态与农业生态为主。明清江南兴建了不少城市园林，城市的作用日益凸显，人文景观更加突出。这时候说苏杭是“天堂”则是重在其经济富庶，文化繁荣，以及优美的城市景观。江南景观，经历了由“自然美”到“人文美”的重大转变。江南生态环境最显著的变化是水环境的变化，从大水面变成小水面，水网由开放互通到逐渐闭塞淤积。在经济更加繁荣的同时，带来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明显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