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湖南政局处于相对稳定阶段，省政当局为巩固其统治，在某些经济领域采取过一些发展实业的措施。农业方面虽有相当一部分仍呈衰退趋势，但像粮食等主要部门，在忽起忽落中缓慢地发展，商品性生产亦有增长。传统轻工业大多萎缩衰败，技术落后，基本上处于手工作坊阶段。但在猖狂反G的历史条件下，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公路、电讯事业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矿冶业、部分轻纺工业以及比重很小的机械工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从而出现一个工农业生产在曲折中发展的新时期。

一、主要农业经济部门缓慢发展

这一时期的湖南农业经济，部分地出现衰退趋势，粮食生产和相当一部分其他农作物生产，在忽起忽落、徘徊停滞中有缓慢发展，而农业商品性生产则有所发展。部分农业经济衰败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部分农村副业崩溃。这可以以一度兴盛的土布、席子、石蜡、茶叶、烟草为例。湖南土布业原本发达，是遍及全省农村的重要副业，自外国棉花、棉纱输入后，农民不但不能恃为副业，而且不得不设法去买洋布，故湖南棉织品输入价值每年常在1000万两银以上，成为最大的进口货，造成土布业衰落。临武县龙须席是该县农村妇女主要副业，每年可收入20万元，并运销广州、上海、杭州、南洋等地。因世界经济危机，价格惨跌至半价，致使草织业崩溃。该县的石蜡原运销粤、桂，每年可售20万元，1933年受洋蜡倾销影响（洋蜡每100斤仅售30元），价格由每百斤200元跌至100元左右，而且销路疲滞，造成生产衰败。湖南茶叶1890年前后年输出100余万担（折200余万箱），1913年前后仍出口180万箱以上，1928年减至20万箱，而且价格愈低，出口愈减。至1929年售出不到6万箱。郴州烟草过去可产300余万斤，对当地农村补益甚大，自纸烟盛行，土烟销路锐减，1932年降至200多万斤。

▲地价下跌。据中央农业试验所统计，湖南水田地价以1931年为100，则1933年降为93，次年惨跌至32。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国内经济回升，1935年升至84，1936年再升为96，仍低于1931年，平原旱地与山坡旱地地价升降的幅度，大体与水田地价类似。3种地价在1931年后呈直线或曲线下降之势，6年之内下降4-9%。地价下跌说明自耕农、半自耕农乃至地主富农，“无不希望卖去土地，以取得现金而减轻负担”（陈瀚生《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论》，1934年版），反映了农业生产确有衰败现象。

▲部分耕地荒芜。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所载，1913年至1933年湖南等8省耕地，无论是固定基期或移动基期比较，均有减少的趋势；“湖南、江西、福建三省亦因人祸之故而将耕地废弃”。以1913年湖南人口指数为129，耕地指数为89，至1933年人口指数增至144，而耕地指数降至88。其中，1931年浏阳、湘乡、城步、临湘、安仁、桂东、嘉禾、芷江8县共荒地39.43万亩。

尽管部分农村经济有衰败之势，但主要的农业部门粮食、经济作物以及畜牧水产，在徘徊停滞中也有缓慢发展。

一是粮食产量虽不稳定，但总产量仍有提高。当时湖南粮食占全国总产量的11%，仅次于广东（15.23%）与四川（14.8%）。在1929年至1938年这10年间，全省粮食作物面积在3500万亩至4800万亩之间波动，产量在103亿斤至207亿斤之间起落。粮食作物以稻谷为主，种植面积和产量亦在徘徊中略有提高。1929年稻作面积2633.98万亩，产量94.58亿斤，亩产359斤；1932年2655.9万亩，121.81亿斤，亩产457斤；1933年2801.8万亩，101.75亿斤，亩产363斤；1934年2714.7万亩，70.32亿斤，亩产259斤；1935年2871.6万亩，140.95亿斤，亩产491斤；1936年3477.7万亩，144.72亿斤，亩产416斤；1937年3498.6万亩，125.1亿斤，亩产358斤；1938年3498.6万亩，168.73亿斤，亩产482斤（据《湖南的谷米》与《农情报告》）。

二是经济作物有起有伏。经济作物因受自然灾害和外国倾销商品的影响，一部分呈下降趋势。如棉花，1929年种植面积为139万亩，产量为40万担左右，1931年以后减少到100万亩和24万担以下。烟草，民国初年为100万亩，200万担左右，1933年至1936年降至70.7万亩，75.4万担，产量最高的1937年亦只达到91.2万担。甘蔗，先是由民国初年的13万亩、200多万担左右，增至30年代初的50多万亩，800多万担，但1933年以后，由于外糖倾销，本地糖成本较贵，品质欠佳，以致1933年至1937年降至平均年产340万担。茶叶，民国初年种200多万亩，年产100万担以上，1928年后走向衰落，产量极不稳定，常年产量降至70-80万担。油菜种植面积亦有所减少。经济作物处于发展盛期的是苎麻、芝麻等。苎麻，从民国初期至抗日战争前期，随着苎麻出口的增加，年产量达9.65万担，仅次于湖北、江西，居全国第三位。芝麻，从民国以来年均种植24万亩，单产55斤，年均产量13万担，最高的1936年为22.6万担。蚕桑种植面积达5万亩左右，大部分年产茧量为2万担以上，1933年高达9.7万担。水果，在30年代曾从日本引进一批果树良种，并在长沙、湘潭、耒阳、汉寿与湘西等地推广，1936年全省果树总产量达112.42万担。花生，在1936年以前，较长期处于发展状态，一般年产在100万担以上，最高的1935年达134.4万担。

三是畜牧水产有明显发展。猪由1919年前后年产400多万头，增加到1936年的700多万头；牛从200多万头增至300多万头；羊鸡鸭鹅等也增加较多。总计畜牧业总产值1936年达3.13亿元，占农林牧副渔五业总产值的12.5%，平均每一农户畜牧业收入为19.5元。水产业有所发展，1936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为134万担，人均4.7斤，总产值300万元。

湖南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总的来说是停滞不前，农业生产条件没有改变，但农业技术的某些方面也有一些试验推广和发展。

在耕作制度方面，仍然是一季稻为主的复种制，主要形式是稻——绿肥，稻——油菜，稻——麦，稻——薯，稻——蔬菜，稻——荞麦等；仅在滨湖各县及醴陵、浏阳、茶陵、攸县等县一部分地区为双季稻，益阳、衡阳、安仁、祁阳等县间种双季稻。在选育、推广良种和改良农技方面，略有一点进展。这一时期，主要是靠农民自选自繁，互相交换种子，用传统耕作技术生产，因而品种陈旧，种子混杂退化，影响农业生产力提高。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决心投身农业技术改进来达到救亡图存之目的。政府为解决自己的种种需要，在农业技术上也做了一些工作，如颁布一些奖励农业生产的办法，贷放良种，发放生产贷款，成立湖南棉业试验场，扩大湖南农事实验场，成立湘米改进委员会，1938年还成立湖南农业改进所等机构，从事水稻、棉花、果树等新品种的选育和良种推广工作。水稻选种，1930年后向省内征集178个稻种，向外省征集50个稻种，从日本、安南（今越南）、缅甸购进17个稻种，进行穗选和培育，鉴定出“选粘一号”“帽子头”“菜子粘”“崇德广籼”“改良曲玉”“红色谷”等良种，并在局部地区推广。棉花经多年比较和系统选育，确定将单产居全国第一的“常德紫经铁籽棉”及“七十二号美棉”“中美棉”等良种，在局部地区推广，如“中美棉”曾在澧县、安乡、华容、南县、常德、沅江、汉寿等县推广20多万亩。果树，30年代由湖南农事试验场从日本引进无核蜜橘与东洋梨等良种，又搜集省内和国内良种多种，从1932年至1936年，繁殖和推广果树良种苗木三万余株。但由于农业科研机构太小，技术人员太少，资金严重不足，设备简陋，使新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受到严重影响，培育出的少量良种未能大面积推广，而且有的良种仅推广二三年，未继续选育，良种逐渐退化，故收效甚微，未能在提高产量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在农具和农机方面，基本上是沿用传统的犁、耙、龙骨水车、孔明水车等简陋和古老的农具，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虽然也从国内外引进过一些农机具，但由于缺乏资金，引进数量极少，无力改进和推广，根本不能形成新的生产力，对农业生产没有什么大的影响。1930年在南县第二孤儿院开垦荒地时，从上海购进一台美制32马力拖拉机，这是湖南最早使用的拖拉机，以后又陆续从美国购进几台，在衡阳、岳阳、长沙等地开水塘，垦荒地。1934年湘西凤凰大旱时，国民党暂编第三十四师的机炮工厂，将小型发电机水轮泵管带搬到师长陈渠珍私人的稻田和甘蔗地里抗旱，这是湖南第一次使用排灌机械。这些新式农机具在广大农民极端贫困，连简单的犁、耙、水车、耕牛都缺乏的情况下，在湖南无法推广，昙花一现是必然的。

二、农业商品性生产的进展

毛泽东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有人统计，1929年至1933年间全国农民生产的产品约有一半收获后即行出售，其中约60%售与洋人（《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湖南自opium战争以后，特别是岳阳、长沙、湘潭、常德相继被开为商埠和寄港地后，也开始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到30年代，湖南各地组织合作社提供农业贷款，加上湘黔、湘桂、湘川公路和粤汉（株韶段）、株萍等铁路的修建以及湘资沅澧内河航运的发展，既为国民党反动派“围剿”革命根据地提供方便，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条件，因而湖南农村商品生产有一定的发展。

首先，苎麻、花生、桐油、棉花、蚕丝等经济作物的商品率提高。

▲苎麻。在民国初年开始形成一些集中产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沅江、嘉禾、茶陵等10余县的苎麻生产基地，栽培面积居全国第三位。1933年“湖南75县中，产麻之县凡27县。所产苎麻除供各县织布制绳外，尚有余额外销。据调查，27个产麻县中，外销者14县，外销总数共计31369担，占常年产量的32.36%，占当年产量的36.11%”（《中国实业志》[湖南省]，1933年10月出版）。1939年湖南苎麻总产量达16万担，占全国7%，外销约7万担以上，常年运销汉口英、法、德国各洋行。其中，沅江年产额平均在5万担以上，为全省之冠。

▲花生。20年代至30年代上半期，种植花生获利较粮食更多，以致稻谷、棉花、红薯生产减少而花生种植增加，从而使花生的商品率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桐油。1927年长岳两关桐油出口28.49万担，1928年为42.25万担，1929年为51万担，1930年为47.99万担，1931年为32.36万担。湘省桐油出口占全国桐油出口的比重，除1927与1928两年分别占25.8%和28.67%以外，1929年至1931年均在30%至35%之间，居全国第一或第二位。其中1929年出口桐油换回白银230万两，占当年全省出口总值的45%，桐油商品率达80%。

▲棉花。何键统治时期湖南棉花的产量和商品率时高时低。1929年种植138.97万亩，产皮棉39.38万担，是生产较好的一年。从1930年至1936年间，种植面积在26万余亩至121万亩之间，年产棉在4万余担至30万余担之间，棉花商品率在徘徊中略有提高。当时在汉口和长沙有英商的净棉厂、碾压厂和中国的棉纺织厂，全省所产棉花除少数为民间自用外，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据1933年《湖南地理志》记载：“湘省棉花，年产约数十万担之谱。除本省第一纱厂销用及民间自销外，其中大都运销汉口及贵州、四川等省”。

▲蚕丝。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缫丝工业对原料的需要，世界生丝保持较高的价格，湖南蚕桑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最高年产量的1933年，产蚕茧近10万担，津市、桃源、益阳、衡州等蚕丝集散市场十分活跃。

其次，粮食作物商品化也有一定进展。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向省外和国外输出较多。据湖南省粮食查验登记处统计，1932年出口大米为83.87万石，1933年为230万石，1934年为154.96万石。还有大批粮食输出未能统计进去，故无论丰歉年岁，每年都有六七百万石输出（湖南省人民政府《湖南经济参考资料》第1辑）。当然，这种粮食输出并不说明农民确有余粮，而是以忍饥挨饿为前提实现的，例如1936年全省有2829万人口，平均每人只有495斤粮食，不输出也只能勉强糊口而已。二是以长沙为中心的省内粮食市场出现“黄金时代”。长沙是湖南金融中心，水陆交通中心，加上人口增多，消费激增，不仅是全省最大的粮食消费市场，也是最大的粮食集散市场，与无锡、芜湖、九江并称为全国四大米市。长沙谷米主要来自滨湖南县、华容、澧县、安乡、沅江、汉寿、湘阴等县，占58-99%。从1931年至1934年输入粮食近300万石，每年最多输入103万余石，最少也有22万余石；输出的粮食近100万石，每年最多输出50多万石，最少输出近10万石，其他大部分被数十万市民消费掉。除长沙外，还有湘潭、津市、南县、华容、安乡等10余个较大的粮市。

第三，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逐步形成和发展。清末民初陆续出现的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到30年代有所发展。如商品粮产地主要在湘江流域和滨湖地区；棉花主要分布在湘北滨湖区的岳阳、华容、安乡、汉寿、沅江、津市、澧县、临澧、常德、益阳、南县以及醴陵等地；苎麻主要产于湘北洞庭湖平原沅江、汉寿、南县、华容、临湘、益阳、桃源等县，湘南南岭山地丘陵嘉禾、宜章、桂阳、耒阳、蓝山等县，湘东长衡盆地茶陵、攸县、平江、浏阳等县，湘西武陵山地和雪峰山地大庸、凤凰、吉首、泸溪、慈利、芷江、晃县等地；茶叶主要产于湘北滨湖一带的临湘、湘阴、益阳、汉寿、桃源等地，以及湘中的安化、新化和湘东的平、浏、醴一带；烟叶主要是湘南丘陵山区、湘中涟邵丘陵盆地和湘西的丘陵山地；蚕桑主要产地在洞庭滨湖各县以及湘西的辰溪、溆浦，湘东、湘中的平江、长沙、湘潭、衡山、攸县和益阳等处。

在这些专门化区域中，有些地区的商品化生产程度较高。据1933年《湖南地理志》记载，安化东坪制茶者18家，每年4月至7月为制茶时期，“各家皆召集茶工达五六百人至千人之多，仅东坪一地，年输出茶叶20万箱”。郴县有茶庄23家，茶山户数3700余户，“大部分输出广东，再制而输出南洋及英国”。道县常年种植棉花4.24万亩，产量达21.18万担，占全年总产的1/5。郴州的五里堆一带农民多以种烟为业；临澧的大坪乡常年种烟的土地占耕地面积的50%以上。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湖南农村商品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这种农业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固然表明农业生产力有某些发展和活跃，但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没有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扫清道路，也不能说明农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它仍然建立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它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保持和强化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迫使广大农民在加深贫困的条件下出售一部分产品来实现的。由于它是以帝国主义对农村的经济侵略和湖南变为帝国主义原料产地、商品销场为前提条件的，是与农业半殖民地化同步发展的，故这种商品生产的发展，标志着湖南经济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三、传统轻工业的萎缩与落后

一是陶瓷工业由盛而衰。1928年长沙瓷业公司成立；同年，醴陵、长沙瓷厂先后试制成低压电磁、坩埚与蒸发器，开湖南烧造工业瓷之先河。但从1931年起，创办于1913年的湖南瓷业公司停产关闭，驰名中外的釉下五彩瓷器随之停产，长沙瓷业公司也因资金短缺停业。1932年至1935年陶瓷市场萧条，各地窑场生产下降。醴陵县的私营细瓷公司倒闭2家，余下4家与工人组织生产合作社，规模均已缩小，工人仅2000余人；农村土瓷窑余下134家，雇工3700人。铜官陶业工人由万余人减至6000人。湘阴、宁乡、岳阳、常宁、宜章、桂东、安仁、嘉禾、芷江、衡山等县26家陶瓷小厂一共才350人。

二是鞭炮业急剧下降。浏阳、醴陵的鞭炮、烟花自清末以来即为出口拳头产品。1926年外销11.3万担，价值226万关平两。此后持续四年为湖南鞭炮业的鼎盛时期。但从1930年起，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外销转滞，产量急剧下降。1933年湖南海关仅出口5.3万担，价值87万关平两，至抗日战争时期几乎停顿。

三是夏布和土靛生产衰落。1928年经长、岳海关出口外埠的夏布尚有976担，值银29.5万关平两，1932年仅出口11担。1935年醴陵有8000户织夏布，织机2000架，全年仅产夏布10余万匹，总值40万元。昔日负有盛名的蓝山、临武的蓝靛品质特佳，由于英、德、美等国商人在全省各地开设洋行和经销处，倾销洋靛，垄断市场，致使土靛生产衰落。

四是火柴、制革、卷烟、造纸等业有的生产下降，有的歇业。创办于1897年的和丰火柴公司经过两起两伏之后，本已于1930年由省政府加入官股6万元，加上私方资产作价4万元，改名湖南和丰火柴公司，增置电力驱动设备开工，后因外货降价倾销，被迫于1935年倒闭。此后开办的小厂很少有机械设备。湖南新法制革，开始于1913年，兴盛于20年代，全省年产牛皮6万张左右，长沙皮鞋店、皮箱店、皮件厂较为发达。1931年后皮革市场凋敝，不少皮革厂相继停业，生产逐年下降，到1934年全省仅产牛皮3万张，皮革业逐渐衰落。还有全省第一家民营机制卷烟厂长沙华昌烟草公司，原有职工200多人，资本2万银元，并有购自上海的卷烟机、磨刀机、切丝机、烘丝机、压梗机等，产品盛销一时，也因英美烟公司的排挤，于1930年歇业。在原华丰造纸厂旧址上开办的官商合办的湖南造纸公司，于1934年7月投产，有工人50人，出产夹宣纸、连土纸、海月纸、牛皮纸、书壳纸等，日产70令，后因进口洋纸排挤，于1936年停产。余下的22个县全是手工造纸。

湖南大多数工厂资金缺，规模小，产值少，技术落后。根据《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的统计，除矿冶、交通运输业外，1933年全省工业为41个行业（织席业仅一家，无产值数字，未统计在内），23146家，工人10.5万人，资金总额1214.8万元，总产值4197.56万元，平均每厂资金524.8元，产值1813元。这些工厂作坊可分三类：一类是产值和规模最小的麻纺、铁货、木屐、鞭炮和造纸五个行业，有18943家工厂，虽占工厂总数的81.8%，而总产值只有834.7万元，占20%，平均每厂（场）产值仅440元，资金则更少。二类是产值、资金和规模最大的工厂，有棉纺、漂染、桐油、陶瓷、面粉等八个行业197家，总资金503.86万元，平均每家资金25840多元；总产值1735.5万元，平均每家产值8.8万元。其中，全省唯一的最大棉纺业一家，资金310万元，产值490万元。三类是产值在1000元以上，13000元以下的工厂（作坊）有28个行业，4006个工厂（作坊）。其中有电器、电气、制伞、制革和机器等七个行业，311家，每家产值在1万至1.3万元之间。

这些工厂作坊大多技术落后，设备简陋，基本上是一些手工作坊。从行业看，占全国出口桐油产值30-38%和全省出口货物总值31-45%的桐油工业，全系手工榨法，主要设备为木榨、石碾以及牲畜、风车、炉灶、蒸笼；生产组织方式73.9%为家庭手工榨油。又如铁器业，主要是手工制作锅、鼎、犁头，附带生产熨斗、罄子、鼎盖、炉子、火盆、汤罐等。制造方法是先将生铁或废旧铁置入冶炉中，熔成液体，再将熔化的铁水注入模内，经5分钟即成所要的铁货。全省41个行业中，只有机器、电气、电器、印刷、棉纺、玻璃、针织等10来个行业为现代工业。从省内几个大的城市看：当时工业最发达的长沙有各类工业企业671家，资本额766万元，职工1.445万人，工业总产值1707.6万元，使用机械动力的企业122家，仅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8%，工人仅6600人，占不到总数的一半，而资本额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78.5%和72.3%。常德手工业和作坊工业一向较发达，全县工业企业46家，主要是玻璃、肥皂、织袜、织布、毛巾、皮箱、制伞、湘绣等手工业和作坊工业。唯一现代工业是常德鼎新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有蒸汽机2部450马力，柴油机1部500马力，发电机3部，抽水机6台，全市安装电灯2088盏。湘潭有20多个行业的作坊工业，现代工业仅有一个大明电灯公司，有蒸汽机3部，交流发电机3部，除自用外供电19万度。邵阳有23个行业633个厂坊，现代工业仅有3家，即宝庆光明电灯公司和两家碾米厂。电灯公司于1924年创办，两年后开始供电，有蒸汽机3部，交流发电机3部，锅炉3座，发电量1933年为34.33万度。碾米厂有复农、民生两家，1934年开办，有碾米机2部，马达1架，马力15匹，全年碾米5100担。衡阳新式工厂只有县立贫民工厂、民营宝华玻璃厂、美华玻璃厂、立达织染厂、衡州电灯厂5家。衡州电灯厂有蒸汽机2台、柴油机1部、发电机2部，年出售电量40余万度，用于照明。除此5厂外，衡阳其他厂坊90%以上为手工作坊与家庭手工业。

由上可知，30年代前期和中期，湖南有一部分传统工业在洋货冲击下萎缩破产；绝大多数工业则规模小，技术落后，处于手工工场或手工作坊阶段，现代工业为数甚少。

四、交通及部分工矿业发展较快

这个时期在部分工业萎缩衰退、大部分工业停滞落后的同时，交通运输电讯业却得到迅速发展，轻纺、矿冶、机械等部门也在曲折中缓慢地发展。

（一）交通运输电讯事业迅速发展

从1925年至1929年间，湘南、湘中、湘西三个官督民办的汽车路局，共修建公路463.14公里，平均每年修建115.8公里。1929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为“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制定“筑路剿共”政策，建立统一官办的湖南全省公路局（三年后改为湖南省公路局），以代替原来三足鼎立的三个路局，加强全省公路建设与运输业务的统一规划与经营，企图利用修筑公路，配合“碉堡政策”，分割包围苏区，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湘省政府提出修筑湘粤、湘桂、湘黔、湘川、湘赣、湘鄂东、湘鄂西七大干线4825公里和沅江至衡阳、常德至洪江、常德至芷江、洪江至武冈、武冈至零陵、零陵至汝城、茶陵至祁阳、桂阳至零陵、浏阳至汝城、湘阴至长寿（平江）、常德至临湘、宁乡至湘乡、澧县至石门13条支线8669公里的筑路计划，限5年完成。但是湖南公路建设的进程并不快，3年之内仅将民办路局时期已开工的413.01公里修完，新修的只有长沙县境黄花市至高桥段34.56公里，而民办路局时期已开工的攸县至茶陵一段36.2公里拖至此后一年才完成。

1932年10月，蒋介石以“剿匪总司令”名义，令湘省政府在6个月内完成桃花坪至晃县、桃源至里耶、常德至澧县三线。何键于同月召集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向全省党政军各机关职员借一个月薪水，向殷实商户派借30万元，全省田赋按正额加征三成，省政府筹洋120万元，以解决筑路经费问题。并决定土路、桥梁、路面铺装砂石同时并举，土路砂石就线路经过县份，由县政府负责征工，限期完成，由第四路军派兵协助。为此曾通令各县称：“须知路务关系清剿，至为重要，各该县长，务宜共体时艰，切实遵照办理”（湖南《大公报》，1934年9月18日），表现了“筑路剿共”的极大决心。同年11月，蒋介石在豫鄂皖苏浙湘赣七省公路会议上表扬湖南这一计划，会议通过七省公路干线和支线计划以及《各县长限修境内公路奖惩办法》等，何键受宠若惊，七省会议成为湖南公路加速发展的一个契机。

全省公路在“筑路剿共”的历史条件下，在湖南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前提下加快发展。从1932年至1937年抗战前夕5年时间，共修筑1694.86公里，包括宜章县城至小塘、常德（德山）至晃县（鲇鱼铺）、长沙高桥至界上、浏阳永安市至东峰界、洪桥至枣木铺、耒阳县城至菜花坪、攸县至茶陵、茶陵至界化陇、常德县城至东岳庙、澧县至津市、鲁塘坳至永兴县城、桃花坪至洞口县城、浏阳县城至东门市、澧县县城至王家厂、宁乡县城至沩山等线，平均每年修路338.97公里，为1929年至1932年每年修路154.38公里的2.29倍。其间，1935年2月至1936年5月建成湘黔公路，自常德德山经桃源、沅陵、辰溪、芷江、晃县至贵州，全长451.42公里，征集10余县民工，完成土方2690.8万立方米，石方72万立方米；1935年7月至1936年9月建成湘川公路，从湘黔路上沅陵辰溪间的三角坪，经泸溪、所里（今吉首市）、永绥（今花垣）至四川茶洞，全长187.66公里，征集民工3万多人（病万余人，死数百人），完成土方128.5万立方米，石方98.9万立方米，其中包括中国公路史上最早修建的现代化吊桥——能滩钢链吊桥等。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追剿”进入黔川的红军，但在客观上，对开发湘西地区，积累山区筑路经验，均起了一定作用。当然，当时的进步学者也指出：“公路的扩充”，也“推销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生产过剩的汽车，畅销了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公司的汽油”，而“农民付不起昂贵的汽车运费，仍靠人力”（《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

水上运输也有一定发展。航线较前增多，轮船已达160艘。其中民营船只有普济、楚利、湘鄂、长益、长潭、长津、民众等10余家公司48艘，另有一户一船的56艘。以长沙为枢纽，顺湘江而下岳阳、汉口的为外江航线，主要是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戴生昌轮船局和官僚资本招商局、三北、鸿安等公司的轮船行驶；内河航线主要是长沙至湘潭、常德、衡阳、湘阴、益阳、津市、南县等航线，以及十几条支线，由普济、民众、长津、长益等民营航运公司船只行驶。

在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同时，与军事相关的电讯事业和机场亦有较快的发展。湘省长途电话，原来仅有1914年架设的长沙至湘潭90里，1933年“以军事、政治、文化、商业种种关系，极为重要，非架设长途电话，不足以利交通”（《湖南省政府九年政治述要》），故设湖南长途电话工程处。从1934年1月至1935年1月架设长衡（340华里）、长常（406华里）、长宝（392华里）3条干线，长平（200华里）、长醴萍（270华里）、长浏（155华里）、宝洪（380华里）、株渌（32华里）、潭易（25华里）、长易（15华里）、长梨（8华里）8条支线，共计2223华里。1935年2月至9月，再架常津线175华里，常沅线360华里，常陬线32华里；1936年又架上封寺线24华里。以上15线通过33县市，合计2814华里。还新设9省长途电话，通汉口、南昌等地。1934年1月，设立湖南无线广播电台，3月开始播音。为使用飞机对红军作战，仅1934年强征民工修成衡阳、郴县、宝庆3个飞机场，并扩修长沙原有机场。

上述这些，从湖南当局主观上说，旨在加强“剿G”，当时的红军和苏区人民也确实深受其害，而在客观上言，也使湖南交通闭塞的状况有所改变，有利于沟通城乡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部分轻纺工业有一定发展

一是纺织工业有所发展。这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棉纺织业。湖南第一纺织厂马日事变后停工。1928年5月，省建设厅拨款20万元恢复生产，9月开工，由于棉贱纱贵，产销对路，扭亏为盈，获利103万元；后又投资140万银元，向外商购得布机248台，纱锭1万枚，于1932年投产，至1933年生产棉纱25428件，布217.4万米。棉纺织作坊在全省棉布生产中起重要作用，1933年在49个县市发展到293家，布机2168台，职工2751人，全年用纱5756件，织布68.45万担，产值148.98万元。第二类是印染业。1930年在长沙建立湖南第一家现代印染厂福星机器印染厂，有职工64人，备有染机、烧毛、洗布、蒸布、烘干等专用机具和设备，年产色布4.95万匹，产值12.22万元，行销全省；不久又建立长沙裕湘机染厂。第三类是针织业，在长沙、湘潭、衡阳、耒阳、邵阳、平江、岳阳、湘阴、浏阳、醴陵、安乡、益阳、新化13县有针织工厂作坊近276家。

二是缝纫工业发展较快。1935年全省有服装店1158家，从业者1.15万人，资本总额173万余元，年产衣裤30万件，大多是代客加工中式服装，也有少数西服店。创办于1920年的华新羽绒公司生产的丁记鸭绒被，此时质量有很大提高，1932年陈列在湖南国货陈列馆，将一只鸭绒枕头浮在一盆水中，一只瓷娃娃放置其上，用霓虹灯映出“可以浮水”四字，引起观众注目。至抗日战争前夕，该公司的羽绒被褥、枕垫、车垫等远销日本、英国，在历届博览会中共获奖30余次。

三是印刷业和日用品工业亦有发展。1933年全省有印刷厂140家，从业工人996人，资金43万余元，产值108万余元。1934年至1935年间，湘鄂印刷公司拥有铅印机、石印机、铸字机、凹版机、裁纸机、雕刻机等27台，自备8马力柴油机和5马力电动机供电，工人80名，年产值20万元，成为当时全省最大、设备和技术最好的印刷厂，推动了全省印刷事业的发展。日用品工业中，制伞业1933年有180家，资金8万余元，从业人员599人，产值22万多元。1935年纸伞制造遍及全省各县，而以长沙、湘潭、衡阳、浏阳、湘乡五县制工精细，行销颇宽。湘潭大杆黑油伞、长沙菲菲伞、益阳明油伞，各具特色，享有盛誉，远销港澳和东南亚一带。1936年全省产纸伞800万把。还有官办的宝华玻璃公司出产煤油灯、电灯罩、化学仪器、医药用具、日常装饰品等，亦受到社会各界欢迎。

（三）矿冶业在曲折起伏中略有发展

▲锑业复苏。湖南省政府为挽救锑业，统制对外贸易，避免外商操纵，于1933年联合全省锑商成立湖南锑矿联合贸易处，秉官督商办的精神，统筹锑矿的生产与运销。该处限制全省年产纯锑9600吨，其中新化7200吨。实际生产的结果是：新化的容大、楚善、日升等21家公司，年产纯锑7623吨，产值213.44万元；安化的通和、富沅等四家公司和益阳的久通、资湘等四家公司，年产纯锑4586吨，产值92.71万元，全省共产纯锑12209吨，比原定限额略有超产，锑品远销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瑞典、德国、丹麦、比利时、加拿大、印度、香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后因经济力量单薄，主持人营私舞弊，于1935年停业。经过这一曲折，“统一出口贸易以摆脱外商控制”的思想引起人们重视。1936年1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长沙成立锑业管理处；1937年1月规定锑品价格，统一收购，统一出口；同年4月公布《锑业专营实施办法》。这种专营措施一方面对锑商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锑价，保持供需大体平衡，从而促进了锑业发展。1937年6月全省有锑矿公司173家，炼厂74家，锑品产量13601吨，虽低于1928年的19066吨，却比1932年的12700吨、1933年12202吨高出1000吨左右。

▲铅锌业在衰退后开始复苏。铅锌业1929年至1933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衰退严重，平均年产铅砂和锌砂由1929年分别为9312吨和9328吨，逐年下降到1933年的2508吨与5023吨。1933年，发现郴县铅磺矿甚丰。次年曹楚材等呈准成立郴县协康铅磺矿股份有限公司，1935年秋正式开采。不数月，耗资不过数千元，即出铅砂20余吨，磺砂更多。鉴于土法炼锌损失太大，湖南省建设厅以“锌为兵工制造所需”为由，洽商军政部垫款10万元，于1932年开始筹建湖南炼锌厂，至1934年7月在长沙三汊矶建成，设有动力发动机、洗矿机、磁选机，还有烘砂炉、蒸馏炉、反射炉和烘罐炉等。这是全国唯一的新法炼锌厂，月炼毛砂300余吨，制炼锌块700余担。1935年生产锌块99.37吨，1936年产锌块554.37吨，1937年为755.96吨。至此湖南铅锌工业才复苏发展，但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呈衰退之势。

▲钨产量从低谷中回升。1929年钨价回升，湖南钨业呈繁荣景象。1930年全省产钨498吨，出口466.1吨；1931年产550吨，出口383吨；1932年产量降至180吨；1933年回升到产量230吨，出口184.5吨。1934年上半年国际钨价上涨，由1932年每吨370元涨至700-900元，上海则一度涨至1300元，因而产量激增至1000吨，出口889.2吨。1935年更骤增至产量2733吨，出口2668.1吨。

▲锡、砒产量上升。湖南最大的锡矿江华上伍堡锡矿局，1931年至1933年的产量分别为27.5吨、29吨和31吨。1933年，全省产纯锡81.5吨，大部分产于江华、临武、常宁、桂阳、宜章等县；产砒715吨，主要产于临武、常宁、桂阳、攸县、浏阳等县。但全省纯锡出口数却逐年减少，1931年为4363担，1932年3332担，1934年2707担。

▲煤炭生产也有进展。1933年全省有矿业开采权的18县，主要是湘乡、邵阳、攸县、耒阳、永兴、宁乡、安化、衡山等县，矿区面积22万多公亩（6.667公亩等于1市亩）。1934年42家主要煤矿产煤41万吨；全省产煤140余万吨，其中无烟煤90余万吨。煤炭总产值177.3万元。这时全省煤矿工人1.39万名，平均每个公司331人，机器工人和小工是长期雇请的，采矿工则随时增减。42家重要煤矿中，年产5万吨者1家，3-4万吨者2家，不足0.2万吨者23家。用机器开采的仅4家，可见煤炭生产能力的薄弱和技术的落后。

▲黄金产量上升。1928年湖南采金业逐步复苏。至1935年民营金矿分布23县，设厂备案的414家；省营的有平江黄金洞矿和桃源冷家溪矿。黄金洞金矿已为湘鄂赣苏区所有；冷家溪金矿原系1931年商办新华公司矿区开采，两年来无利可获，呈请政府给资收归公办。1933年省建设厅派人查勘后决定收公开采，职工107人，资金8000元，日平均净得生金约4钱。省营金矿加上商营金矿，1937年全省产金已达3万两。

此外，膏盐矿和汞矿的生产，均有所进展。

（四）为数甚少的机械工业由单纯修配缓步跨入以制造为主的阶段

一是形成了以三大省营机械、电器厂为支柱的60多个机械、电器厂家，并有少数产品工艺技术达到一定水平。30年代上半期，湖南有50多个机械厂和12个电器厂，1300多人，机器设备300多部，资金90万元左右，产值100万元左右。这60多个厂家中，以省营的湖南机械厂、省公路局汽车修理总厂和湖南电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为最大，人数占全省同类工厂总人数的20%，机械设备占50%，资金占60%，年产值占58%左右。湖南机械厂系由1912年建立的湖南金工厂于1932年改建而来，原先主要生产军事机械，改名后逐步转向生产煤油灯头、机床、矿山设备、粮油加工机械、水泵及其他机件，以销定产，不成批量。湖南汽车修理总厂建于1932年，主要生产交通配件，维修交通设备，有设备37台，至1934年1月，国民政府将它与湖南机械厂合并为湖南机械一厂和二厂，批量生产汽车配件和少量机床等产品。1935年4月，职工总数达230人，拥有金属切削机床49台，锻压设备和其他工作机2部，发电机一台，动力机9部，锅炉6座，共计设备137台。1934年省公路局拨给一厂3万元，增加部分设备；1936年8月全国交通会议认定该厂汽车配件符合要求，交通部又拨给7万元制造由部指定的19种汽车配件，可见该厂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已达到一定水平。湖南电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有资金20万元，职工50余人。1934年生产收音机1000台，收发报机100台，总产值37万元。1936年初因资金困窘一度停办，后省建设厅洽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合办，改定资金22万元，各认半数，改名湖南电器制造厂。1937年10月国民政府中央广播局投资合作，扩大投资金额33万元，三方各认1/3，改名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生产收音机、收发报机等电子机械，在当时国内已达到一定水平。除上述三家外，据1935年《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统计，符合实业部统计标准的湖南较大的机械、电器厂，还有21家。当然，这个时期湖南的机械业在全国所占比重还很小。这24家仅占全国机械工业总厂数340家的7%，总人数10196人的5.4%，资金总数267.7万元的6.6%。除上述最大的三家省营机械、电器厂外，其他50多家机械厂和11家电池厂都是民营，规模小，产值少，其中60%集中在长沙，次为衡阳、邵阳，其他部分县市中只有少数机械厂一二家，绝大多数县市属于空白。

二是出现一批以制造机械产品为主的厂家。除上述三家省营机械、电器厂能生产机床、粮油加工机械、水泵和收音机、收发报机以外，其他民营机械厂生产的产品，主要有袜机、碾米机、印刷机、小内燃机、轧花机、榨油机、制砖机、针织机、缝纫机、救火机、漂染机等。其中，制造袜机的有长沙宾衍记、顺新昌、华昌、徐永昌等5家，湘潭徐信记、协记2家，邵阳振华、克利2家，常德鑫泰1家，共计十来家；制造碾米机的有长沙汉德、亨记、南阳、王植记、周兴发等数家；制造印刷机的有长沙老和记、祥太昌、南阳、亨记与湘潭复泰等数家；制造小内燃机（包括黑油机、煤气机、单缸柴油机）的有长沙高元泰、张桂记、焕记、永同等数家；制造皮带机的有长沙高元泰，衡阳的湘衡、陈广泰，湘潭的李裕记等数家；制造水泵的有长沙亨记、竟成、南阳、周兴发，湘潭李裕记等数家；还有长沙倪茂昌、庆和丰、甘正昌，湘潭张仁美、乾顺、复兴、复泰，常德王顺昌等10多家工厂，制造轮船机件、矿山机件、印刷机、机床和小动力等。

三是试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获得成功，并开始推广。当时外商垄断汽油油价，省公路局汽油费用占去成本的50-60%，故决定研究试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1932年1月省煤气研究室成立，2月又在此基础上成立省工业试验所，由向德等主持煤气发生炉研究，先后研制成五种煤气发生炉。其中“217”型是以向德为主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7月研制成功的，以“271”命名。同年8月11日将木炭装入这种炉子，安装在汽车上进行第一次试车，从长沙城内六堆子至下摄司车站，载22人，行程126华里，费时1小时37分，回程114华里，费时1小时27分，用去木炭101斤。10月10日在长潭路上举行试车典礼，有实业部和全国14个省市代表和外国专家观看，获得好评。后又制作除尘器，解决木炭发生污染的问题，1935年2月实业部宣布“准予该项除尘器全部构造专利五年”。次年，湘省汽车的20-30%改装成煤气汽车，至1939年发展到50%以上。

1935年抽调客车三辆在长衡公路上试验酒精代替汽油行车，经6个月试验获得成功。开始时因酒精价高，比使用汽油多费金额16.7%，后因酒精价格降低，到1940年全省32%的汽车以酒精代替汽油行车。这样，木炭车和酒精车占去全省汽车总数的82%以上，每年节省汽油18万至30万加仑，价值40-100万银元，对支持抗日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湖南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交通运输发展较快，轻纺工业、矿冶业和机械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开始扭转较长时期经济衰败的局面，出现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高峰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在脆弱的湖南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第一，当时湖南绝大部分地区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即使有些战事，亦不如过去频仍，时间亦不长，无疑有利于经济建设。第二，国民党当局为巩固自身统治亦采取过一些经济措施，其中包括南京国民政府争得关税相对自主权，湘省当局倡办各种合作事业，培养一些科技人才，创办工业试验所、矿产化验所、经济调查所以及农事、棉业、茶叶试验场等科研和咨询机构，这些，都对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或多或少起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第三，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人民群众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国民党统治阶层内部一些爱国人士与工商界人士一起，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帝国主义者和官僚资本家的一些反动行径，促使当局成立全省锑业联合贸易处一致对外，提倡国货，举办国货陈列馆和国货流动展览会等，均起了一定作用。此外，湘省当局为“筑路剿G”而强制人民修筑数千公里公路，在客观上起了促进城乡交流，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

但是，对这一时期湖南部分工业交通的发展亦不能估计过高。第一，它仍然遭受帝国主义、新军阀政府和官僚资本的控制和压抑，其中包括帝国主义的特权仍有相当部分没有取消，省政府当局集中主要财力于“剿G”，用于经济建设的财力过少（如1932年全省经济建设仅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3%）。这是湖南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有独立的更大发展的主要原因（《湖南省志·财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湖南工业基础历来十分脆弱，即使这时期近代工矿交通事业有较快发展，仍然处于基础差、资金少、规模小、不稳定、管理和技术落后的局面，至1936年湖南民营工厂才90余家，仅占全国注册登记厂矿2441家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