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智农业绿色转型的人才支撑体系重构

  2025年，我国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迈入关键阶段，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深化进入系统性攻坚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强调“建设农业强国”与“生态优先”的有机统一。在此背景下，农业绿色转型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更是发展范式的重塑，其核心在于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增长向生态友好型发展的根本转变。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已达8.6万个，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分别提升至43.3%和44.1%，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突破80.1%。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人才与技术两大核心要素的持续投入与深度耦合。人才是农业绿色转型的第一资源，技术是核心驱动力。当前，我国农业科研人才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63%，但当前关键节点，仍需进一步厘清人才技术支撑体系的现状、瓶颈与优化路径。

  一、农业绿色转型的现实进展与人才技术支撑逻辑

  （一）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人才技术赋能品质革命

  我国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的稳步提升，是人才与技术协同作用的直接体现。当前，优质食味稻、专用小麦、高油高蛋白大豆占比逐年提升，畜禽、水产健康养殖加快推广，这一结构性优化的背后，是品种选育、标准化生产、质量控制三大技术环节的人才密集投入。

  在品种选育领域，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为代表的科研梯队，依托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基因编辑等现代生物技术，培育出一批优质专用品种。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是传统的燕麦种植地区，位于黄金生长带、地理过渡带、农牧交错带“三带合一”的燕麦绝佳生长地带，享有“燕麦之乡”的美誉。2024年全县种植燕麦35万亩。多年来，以三主粮集团为代表的优秀企业，持续深耕燕麦产业，在地方政府、企业界、科研界的协同探索下，燕麦产业已实现从传统种植向现代全价值链的系统性跃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三主粮集团子公司的三产融合（内蒙古）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申报的博士创新站于2026年1月正式获批设立，在燕麦种业攻关与全产业链开发中形成人才集聚示范效应。该站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农科院三家院所，组建由6名博士生导师与教授领衔的燕麦种业创新团队，已培育出5个燕麦新品种并获5项核心技术专利。这种“高校出智、院所聚力、企业搭台”的协同模式，将分子育种技术与旱作区实践相结合，培育的“蒙燕2号”等品种β-葡聚糖含量较传统品种大幅提升，推动我国优质杂粮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跃升”。在此过程中，青年育种人才的成长尤为关键，他们既掌握生命科学前沿理论，又熟悉田间地头的实践需求，形成了“实验室—试验田—示范户”的技术传导链。此外，三主粮集团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部署，在新疆和田墨玉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投资建设三主粮（和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打造集核桃、红枣仓储、研发初深加工、销售、观光旅游为一体的新型智能化三产融合企业。

  在生产环节，新型职业农民与乡土专家的崛起成为重要支撑。随着绿色有机认证体系的完善，一批掌握生态种植、精准施肥、生物防治技术的“绿领”农民快速成长。三主粮集团通过博士创新站平台，在武川、固阳等北纬41-43°燕麦黄金产区深化4万亩有机燕麦基地建设，培养200余名燕麦种植技术骨干，开发轻简化有机种植规程，保障亩产稳定在200公斤以上。数据显示，获得绿色认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其技术推广人才配置密度比普通基地高出3-5倍，这保证了标准化生产规程的有效执行。特别是在长三角地区，“农业经理人”制度试点成效显著，这类复合型人才既懂技术又善经营，在推动农产品优质优价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农业资源保育能力增强：工程技术人才筑牢生态基底

  农业资源保育是绿色转型的根基，涉及耕地保护、水域生态修复、流域综合治理等系统工程，其对工程技术人才的依赖尤为突出。

  耕地质量提升方面，我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0亿亩，这一成就的背后是土壤学、农田水利、农业工程等多学科人才的交叉协作。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培养的大批土壤健康诊断与改良人才，在全国实施耕地质量保护提升行动中担任技术骨干。他们研发的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土壤调理剂应用等技术，使耕地地力等级平均提升0.5-1个等级。值得强调的是，基层农技推广人才在此过程中的“最后一公里”作用不可或缺。县级土肥站技术人员通过建立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为每块耕地“把脉开方”，这种精准化服务依赖于他们长期积累的本土化知识和实践经验。

  水域生态系统修复对人才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长江十年禁渔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向好，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长江干流鱼类种类由2020年的168种增至193种，这一生态奇迹的实现，凝聚了水生生物保护、渔业资源评估、生态监测等多领域人才的心血。长江水产研究所、中科院水生所等机构的专家团队，通过构建“资源调查—动态监测—效果评估”技术体系，为禁渔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2万余名退捕渔民的转产转业，催生了“渔民-护渔员-讲解员”的人才转型模式，他们熟悉水域环境，经过专业培训后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体现了人才结构调整与生态治理的良性互动。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率已达69.07%（水利部，2024），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连续两年稳定在90%以上（生态环境部监测，2023-2024），这一成绩得益于流域综合治理技术体系的成熟。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机构的工程技术人才，通过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淤地坝建设、坡耕地改造等工程，将径流调控、泥沙拦截、植被恢复等技术集成应用。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批“土专家”在黄土高原沟壑区总结的“鱼鳞坑”“水平沟”等传统技术与现代工程措施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才技术融合模式，这种人地和谐的智慧为大规模生态修复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

  （三）生态价值转化渠道拓展：复合型人才激活绿色经济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农业绿色转型的高级阶段，需要经济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复合型人才进行制度设计与模式创新。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统计，2024年全国绿色食品销售额突破6000亿元，带动农产品生产向标准化、绿色化迈进（农业农村部，2025）。这一产业化进程催生了“绿色品牌策划师”“生态价值评估师”等新型人才需求。三主粮集团依托博士创新站功能因子提取研发团队，与江南大学合作开发燕麦β-葡聚糖微胶囊技术，将燕麦麸皮等副产物转化为高附加值功能性食品原料，产品溢价率达3倍以上，并规划建设200余亩多品种示范种植基地与2000余亩种业扩繁基地，未来辐射带动高效农业种植超50万亩，体现了技术赋能生态价值转化的典型路径。

  在浙江、福建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地区，地方政府通过引进高校经济学者、金融专家，组建了跨学科的智库团队，建立了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体系。这些人才开发的生态产品“质押贷”“资产证”等金融工具，将无形的生态价值转化为有形的抵质押物，破解了绿色农业融资难题。例如，福建省南平市通过技术团队构建的'森林生态银行'模式，实现生态资源资产化、资本化，累计导入林地6.36万亩，创新林业绿色金融产品发放贷款超14亿元，这一创新依赖于金融工程人才与林业技术人才的深度合作。

  农业生产“变废为宝”的循环链条逐步完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0.1%，这背后是环境工程、微生物技术、能源工程人才的协同攻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开发出“粪污-沼气-有机肥”三位一体技术模式，并在全国300多个县推广。技术推广的成功，关键在于培养了一支懂设备运维、会能源管理、善市场运营的“三栖”人才队伍。在内蒙古、宁夏等养殖大区，企业技术总监、合作社技术骨干、家庭农场技术员形成梯次配备，确保了技术模式的本土化适配与可持续运行。

  二、人才支撑体系的结构性矛盾

  （一）人才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失衡

  我国农业人才总量持续增长，但高端人才占比偏低。截至2024年，全国农业科研机构R&D人员超12万人，但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人才仅占18.7%，远低于医药、信息等行业。特别是在农业绿色转型急需的交叉学科领域，如农业生态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农业碳中和科学等，领军人才稀缺现象突出。这种“金字塔”底座庞大但塔尖不足的结构，导致原始创新能力偏弱，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仍然存在。例如，在生物农药、有机肥料、土壤修复剂等绿色投入品研发领域，国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足40%，高端市场被跨国企业垄断，其根源在于缺乏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人才。

  （二）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脱节

  高校专业设置与绿色农业实践存在时滞。传统农学专业仍侧重高产栽培技术，对生态循环、绿色防控、固碳减排等新技术的融合不够。尽管近年来新设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生态学”等专业，但课程体系更新缓慢，实习实践环节薄弱，毕业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调研显示，新入职的农技推广人员平均需要3-5年才能独立开展工作，其知识结构与农户对绿色技术的多样化需求匹配度不高。同时，职业农民培训体系虽已建立，但培训内容重复率高、针对性不强，缺乏对“土专家”“田秀才”的认证与激励，导致其技术扩散效应未能充分发挥。

  （三）人才区域分布的非均衡性

  人才资源呈现“东强西弱、城强乡弱”格局。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厚待遇与科研平台，集聚了全国60%以上的农业高层次人才，而中西部地区、边疆地区人才流失严重。这种不均衡直接制约了区域农业绿色转型进程。例如，在西南丘陵山区，由于缺少山地农机装备研发人才，适宜复杂地形的轻型化、智能化农机普及率不足15%，农户仍依赖传统耕作方式，化肥农药减施技术推广难度大。同样，东北地区黑土地保护急需的土壤健康诊断人才缺口达40%，影响了“梨树模式”等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三、技术支撑体系的演进态势与关键瓶颈

  （一）技术供给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转变

  我国农业绿色技术正经历从单一技术向技术体系集成的跃升。在化肥农药减施方面，已建立起“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有机肥替代+智能配肥”的技术簇群，这一体系融合了土壤检测技术、灌溉工程技术、肥料制造技术、智能决策技术，需要多领域技术人才协同攻关。2024年，全国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1.7亿亩，技术集成使化肥利用率提升10-15个百分点（在应用区域），这得益于农业工程、信息技术、植物营养等学科人才的深度融合。

  在生态循环农业领域，“种养结合—沼肥还田—病虫害绿色防控”的全程绿色技术模式日趋成熟。该模式需要解决技术接口匹配、参数优化、效果评估等一系列问题，催生了“技术集成工程师”这一新岗位。江苏省推行的“生态农场”认证制度，要求每个农场配备至少1名持证技术集成工程师，负责将分散的绿色技术组装成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这一制度创新显著提升了技术到位率。

  （二）技术扩散的“最后一公里”障碍

  尽管技术储备丰富，但转化率不足35%，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水平。障碍主要在三方面：一是技术适用性不足，实验室成果与田间条件脱节。许多绿色技术未经过区域性、多场景的验证，稳定性与经济性不达标，农户采纳意愿低。二是推广机制僵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网破、线断、人散”问题仍未根本解决，部分乡镇农技站“一人多职”，难以专注绿色技术推广。三是数字化赋能不足，农业物联网、大数据、AI技术在绿色生产中的应用滞后。虽然建设了部分智慧农业示范园，但成本过高，普通农户无法承受，技术普惠性差。

  （三）前沿技术研发的战略性短板

  面向2025年后的长远需求，前瞻性技术布局存在明显短板。在农业碳中和领域，固碳减排、甲烷抑制、土壤碳汇核算等核心技术尚未突破，相关研发人才储备不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本土物种基因库建设、入侵物种防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等技术滞后，导致长江禁渔、黄河治理等工程的长期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在绿色食品精深加工领域，零添加保鲜、功能性成分提取、副产物高值化利用等技术受制于装备制造与工艺创新能力，难以支撑6000亿元规模的产业升级需求。

  四、强化人才技术支撑的战略路径与政策建议

  （一）构建“顶天立地”的人才梯队体系

  “顶天”，即造就一批战略科学家与领军人才。建议在“长江学者”“杰青”等人才计划中增设农业绿色转型专项，重点支持碳中和农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绿色投入品创制等前沿领域。依托中国农科院、中科院等国家级平台，建设3-5个国际领先的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中心，采取“揭榜挂帅”机制，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开展攻关。建立农业战略科学家柔性引进制度，允许其在保留原单位身份的前提下，跨机构、跨领域组建创新团队，打破体制壁垒。“立地”，即培育千万计的高素质农民与技术骨干。实施“绿领人才”培育计划，整合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职业院校、农技推广机构资源，建立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对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侧重经营管理与绿色技术集成能力培养；对普通农户，侧重实用技术操作与安全生产培训；对返乡创业青年，提供政策、技术、金融一体化支持。同时，建立“田秀才”“土专家”认证与激励制度，将其实用技术纳入地方标准，给予技术入股、职称评定等权益，激活乡土人才潜能。

  （二）完善“产学研用”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建立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机制。支持绿色农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对企业在绿色技术研发上的投入，给予税前加计扣除、研发后补助等政策支持。鼓励企业设立“首席技术官”岗位，赋予其技术路线决策权、团队组建自主权、经费使用支配权，激发创新活力。三主粮集团博士创新站的获批，正是“高校出智、院所聚力、企业搭台”协同模式的典范，其聚焦燕麦种业工程科研与成果转化，通过多品种示范种植、种业扩繁、有机基地建设等全链条布局，为内蒙古打造“种业硅谷”筑牢人才技术根基。

  强化区域性技术集成与验证。在粮食主产区、生态脆弱区、产业优势区布局建设20-30个国家级农业绿色技术综合试验站，开展技术筛选、集成、熟化与展示。每个试验站配备多学科驻站专家队伍，建立“技术研发—示范推广—效果反馈—标准制定”闭环。通过3-5年持续观测，形成分区域、分作物的绿色技术解决方案，破解技术适用性难题。

  加速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实施“数字绿色农业”专项行动，开发低成本、易操作的智能监测设备与决策APP。推广“农技耘”“中国农技推广”等平台的应用，实现专家在线问诊、技术视频教学、市场信息推送。对采纳智能绿色技术的农户，给予设备购置补贴与流量费用减免，降低使用门槛。同时，建立农业绿色大数据中心，整合环境、生产、市场数据，为技术优化与政策制定提供支撑。

  （三）优化政策激励与制度保障环境

  创新人才评价机制。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将技术推广面积、农户增收效果、生态效益改善纳入农业人才评价核心指标。对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的农技人员，设立“绿色技术推广奖”，在职称晋升、待遇保障上予以倾斜。建立“农业技术经纪人”制度，允许其在技术交易中获取合理报酬，激发技术转化积极性。

  完善绿色技术补贴制度。将绿色技术研发、推广、应用纳入中央财政重点支持范围，设立农业绿色转型专项基金。对采纳绿色技术的农户，按技术难度与生态贡献给予差异化补贴，形成“技术越先进、补贴越精准”的激励导向。同时，探索“绿色技术券”制度，农户凭券自主选择技术服务主体，政府根据服务效果付费，激活市场化推广机制。

  强化法治保障。加快《农业绿色发展促进法》立法进程，明确政府、企业、科研单位、农户在绿色转型中的权利义务。建立农业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绿色投入品专利、技术规程给予延长保护期、减免年费等优惠。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绿色投入品，保护创新者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田惠敏，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徐蕴峰，国声智库执行主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文刊发于《中国经济报告》2026年第03-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