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业生物多样性培育气候韧性: 一个在地社会组织的可持续种植实践

近几十年以来，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对全球生态与社会系统造成了剧烈冲击。由于气候风险分布的不均等现状，生计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的农村地区承受着更为严重的损失。大量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已成为农民家庭的一种额外的负担，加剧了农户生计的风险和脆弱性。^[1]生计多样化已成为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策略，其被认为不仅有利于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而且能增强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2]但是，生计多样化的策略（主要通过移民城市转入非农就业）作为对气候变化的被动性适应，本身仍然具有一定门槛，很多更弱势的群体往往不具备或者无法负担生计转型所需的资本或者能力。因此，如IPCC第六次报告中所揭示的，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结果危及人类生命，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动植物的生命，且对处于底层的群体来说，气候变化单向地破坏了生计多样化和生计韧性，缩小了可用的生计替代方案。^[3]究其根本，则是因为这些群体的生计是以自然资源——自然资本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极度依赖于自然生物资源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从宏观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生物多样性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生存的基础，一方面它给人类提供基本环境，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随着气候变化的不断加剧，生物多样性本身也呈现出显而易见的脆弱性。研究证明，气候变化造成了物种的物候行为、分布和丰富度的改变，是有害生物泛滥、物种灭绝、以及生 态系统结构功能和分布变化的关键原因。^[4]作为生物圈的一部分，与农业有关的生物多样性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的定义，农业生物多样性(agro-biodiversity)是指与食物及农业生产相关的所有生物多样性的总称。^[5]作为自然与人类社会交汇的领域，农业产业同时受到外部气候变化以及内部经济社会模式的形塑，因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流失同样是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以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为例，对其造成威胁的因素包括生境丧失、退化与破碎化、农业单一化耕作与驯养、农业物种的过度开发利用、外来物种的引进或入侵、环境污染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6]事实上，和气候变化是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负反馈结果一样，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流失态势也可以追溯到工业化以来的农业产业改革与全球经济模式所追求的标准化、规模化、资本追逐与对效率的制度推崇与意识观念。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食品系统在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比21%至37%，^[7]而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工业化的农业活动。可以说，虽然气候变化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丧失、危及粮食生产的重要原因，但是集团公司主导的食物生产和分配体系将小农群体边缘化、以及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世界农业交易体系中的结构性不利地位等人类经济社会结构才是粮食不安全与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8]

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存压力不断升级，生物多样性保护被认为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策略。如近年来逐渐被重视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就指通过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减缓气候变化，同时利用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帮助人类和野生生物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基于自然的适应或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9]同理，在保障人类基本生存方面，农业生态系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通过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等作用于农业经济社会系统, 其为人类提供食物、纤维、淡水、医药及其他工农业生产原料；调节气候、维持大气化学的平衡与稳定；维持生命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与水文循环、养分循环、土壤形成与保持、生物防治和净化环境等。^[10]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粮食不安全以及世界人口不断增长的严峻形势，农业生物多样性逐渐被认可成为一个有效的解决策略。^[11]人们逐渐认识到，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其可持续利用是保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12]也就是说，农业生物多样性不仅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资源。^[13]生态系统的韧性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从根本上依赖于遗传多样性。既有研究表明，在农业领域中，得到原地保护（In-Situ Conservation）的、与当地气候环境协同进化的传统种子是最重要的作物基因库，本地社区能借助外来社会组织的相关资源，以社区种子库(Community Seed Bank,CBS)为基础培育出最适应当地气候变化的种子。这些种子与现代种子相比投入成本更少，种植风险也更低，能够惠及无法负担现代种子的最贫穷的农户，并能够在共同育种的过程中通过社区合作维持、巩固和创造社区关系网络，同时建立起更具韧性的社区安全网。^[14]

社区传统种子曾是农户的生计支撑，也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保证。农民对气候适应的行动至关重要，关系到公共利益，但是公共投入却不足。有研究指出农业生物多样性流失的经济原因，认为农民面对气候变化大部分都是自己承担风险和收益，所以在市场收益预期下，农户还是更倾向于高产量的改良型工业作物，对于保护本地品种的行动积极性不足。^[15]也就是说，农民承担了保护本地品种的私人成本（如产量可能低于改良品种），但保护带来的好处（如全球基因库）由全人类共享。因此，为了弥补这种“市场失灵”，政府层面的气候治理应该在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上设置一定的经济激励，如制度化“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Payments for Agro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ervices，PACS）”，借鉴“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模式，直接向那些保护了珍稀或具有气候抗性品种的农民提供经济激励。^[16]唯有将以往政策补贴倾向于大型农业公司的管理模式转变为经济扶持更公平、更具气候适应力、更可持续的农业体系，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才能有更坚实基础。

在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重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配备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等保障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目前对老品种保护的经济激励不足。除了继续完善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在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具体在地保护实践中，民间的参与至关重要。只有具有多样性背景的群体（如基层工作人员、农户、私营部门、居民、社会组织等）认识到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动参与到行动中, 保护活动才能顺利开展, 保护工作才可持续。^[17]当农业生物多样性得到了保护，更具气候韧性的社会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

接下来，本文以扎根西河社区的芜湖青野社区发展促进中心（简称“青野”）的行动故事为案例，探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社区内部以农业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可持续种植实践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展现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积极的介入者与行动参与者，如何通过挖掘本地知识和引进资源，整合传统农业智慧与现代种植技术，在社区内部和社区居民一起试验可持续种植方案，摸索一条以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来促进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行道路。

人类活动同时造成了气候变化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流失，而后者加剧了前者的恶化趋势。气候变化的频率和强度持续升级，对农业生计造成了巨大冲击，加剧人口增长下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现状，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被认为是解决这一社会困境的关键策略之一。通过保护和增加现有农业生物多样性，有效应对粮食危机以及提升气候适应能力。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以及增强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参与，其过程涉及多种利益相关方，包括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农民，以及公共社会。^[20]然而，由于现有经济社会系统的强大惯性，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仍不足，国家层面的生态经济激励措施欠缺。

在民间社会层面，社会组织的社区介入行动被证明能够有效推动气候治理朝向一个兼具正义与效益的目标前进。通过在社区内进行农家自留种调研、建立社区种子库，以及引进创新种植技术，立足社区发展促进长期目标的青野以可持续种植行动促进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提升，促进了社区成员的参与与互助网络构建，并尝试证明可持续种植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在环境与气候适应能力上更具韧性，也有潜能具备优秀的市场竞争力。

在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韧性的建设中，社会组织扎根于社区的协助治理模式尤其重要。农村社区整体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具有高暴露度和脆弱性，但同时本地知识体系与日常经验对气候治理来说也是一种宝贵资源。因此，气候治理需要首先了解现有的本地知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性，给予当地社区自适应能力的承认，更要看到脆弱群体同时也是可持续种植方式的践行者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主要保护者。

虽然通过社会组织进行本地知识与农业智慧的调研收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步骤。但当我们谈论社区内部的本土智慧对气候适应的贡献时候，要先扎根于社区内部，在尊重社区成员的现有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习惯的基础上，联合多方知识资源与有效实践，一起探索更加公平、包容与有效的气候适应框架。更多时候，农村社区在资源上相对匮乏，且处于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平等地位，归根结底，我们应该探索的是一种内生的气候治理模式，这种气候治理方案必然是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它指向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主体参与、多渠道赋能以及多维度的转型行动。

本文由郭静和郑欢共同撰写。郭静本科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系，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读研，芜湖青野社区发展促进中心实习生；郑欢目前聚焦于城市和社区韧性发展、气候适应、防灾减灾和风险治理领域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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