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标题:Contextual conditions define maximum energy-use threshold in low-carbon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for agri-food transformation
发表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作者:Shiwei Ng, Olaf Hinrichsen & S. Viswanathan
发表时间:2026年2月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6-68631-w
摘 要
受控环境农业(Controlled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CEA)有潜力在农业食品系统中实现粮食安全并降低碳排放。然而,诸如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等情境因素决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行性。我们在此展示了如何利用受这些情境因素影响的“最大能源使用阈值”,来定义、识别并实现低碳运营。结果表明,在电网排放因子较低的内陆国家种植叶菜类蔬菜,或替代保质期短的农产品的空运时,低碳受控环境农业具有优于国际进口的潜力。未来的低碳能源情景虽有帮助,但优化能源使用仍然至关重要。鉴于受控环境农业允许以较少的土地占用进行集约化耕作,当考虑到农业用地替代和恢复生态服务的潜力以及其他情境条件时,种植高能耗作物的受控环境农业作为一种低碳替代方案是可以得到支持的。
研究背景与方法框架
受控环境农业(CEA)因具备节水、减少农药使用及抵御极端气候等优势,被视为在耕地资源紧缺与极端天气频发背景下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然而,CEA的高昂资本投入与运营成本,尤其是人工照明与环境控制带来的高能耗,使其成为主要的碳排放源,从而构成了能源消耗、粮食安全与气候缓解之间的复杂权衡。尽管生命周期评估(LCA)常被用于环境影响分析,但其结果高度敏感于具体情境因素(如选址、作物种类及当地能源结构),且详细评估过程往往耗时费力,难以在项目早期快速判断其环境可行性。
针对上述挑战,本研究构建并计算了“最大能源使用阈值”(MET)这一核心指标,作为评估CEA低碳潜力的筛选工具。该框架通过整合本地贸易数据、电网排放因子及共享社会经济路径,量化了CEA因能源使用产生的预期碳足迹与通过替代进口运输或恢复土地生态所避免的碳排放之间的临界平衡点。MET作为一个由外部情境决定的“能耗红线”,不依赖于具体的设备形式。若CEA项目的实际能源使用效率低于该阈值,即表明其在特定情境下具有实现低碳食品系统的潜力,值得进一步进行详细的LCA;反之,若高于阈值,则意味着其高能耗将直接抵消任何潜在的减排效益。基于此方法论,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当前国际进口替代、未来低碳能源供应以及土地生态恢复潜力三种关键情境下的CEA能耗约束与发展前景。

研究发现
当前情境下的地理与作物选择至关重要
在考虑替代国际进口的现状下,绝大多数国家的室内农场目前的能耗水平远超MET,这意味着它们通常无法实现比传统进口更低碳的食品供应。然而,研究识别出了一些具备显著优势的“离群”场景:那些位于内陆且拥有清洁电网(如高度依赖水电或生物质能)的国家(例如埃塞俄比亚、刚果金和巴拉圭),由于进口运输的高排放与本地能源的低排放形成了有利的“剪刀差”,成为CEA的理想选址。此外,作物种类也是关键变量——对于草莓等保质期短、通常需要高排放空运的农产品,其MET限制被显著放宽,使得CEA种植此类作物更具环境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温室通常比室内农场更节能,但在极寒气候下(如美国明尼苏达州),由于巨大的供暖需求,半封闭温室的碳足迹表现可能反而不及全封闭的室内农场。
未来能源转型的双刃剑效应
当评估转向未来的低碳能源情景(如光伏供电普及或2050年电网清洁化)时,MET的限制总体上会变得宽松,但存在细微的国别差异。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当前依赖化石能源的国家,全面采用光伏供电能显著提升CEA的可行性;但另一方面,对于原本就已经依赖极低排放水电的国家(如巴拉圭),由于目前光伏技术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实际上高于大型水电,转型光伏反而会降低其MET,从而提出更严苛的运营效率要求。此外,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如SSP2)的预测显示,随着全球电网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电网排放因子的降低将普遍提升CEA的低碳潜力,尽管综合评估模型(IAMs)中的区域数据聚合有时会掩盖某些国家独特的低排放优势。

图 5:不同能源情景下的METs以及在选定的感兴趣区域的未来能源网络下CEA的可行性
土地利用替代为高热量作物带来新机遇
对于小麦和大豆等高热量主粮作物,目前CEA的直接能耗普遍远超阈值,从单纯能源角度看并不具备环境优势。然而,若引入“土地利用替代与生态恢复”的视角,结论将发生反转。由于谷物种植占地广阔,如果CEA能通过集约化生产腾退大量传统耕地,并将其恢复为原生植被以进行碳封存,这种“碳机会成本”的核算将大幅提升CEA的可行性。研究特别指出,在自然植被净初级生产力高(植被恢复快、固碳多)且电网排放低的热带国家(如刚果金、洪都拉斯、哥伦比亚),CEA种植小麦或大豆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低碳策略。同时,若能将光伏组件的技术寿命从30年延长至50年,将进一步降低系统碳足迹,从而放宽对这些高能耗作物的MET限制。

图 6:考虑农业用地碳机会成本时,小麦和大豆生产国的MET
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将“最大能源使用阈值”(MET)确立为受控环境农业(CEA)发展的关键“审慎性度量”工具,旨在作为生命周期评估(LCA)的必要补充而非替代。由于大规模CEA的主要碳排放源于能源使用,MET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能耗红线:若项目的能耗超过该阈值,即便不进行复杂的LCA,也能直接判定其无法实现低碳目标;只有当能耗低于MET时,才值得进一步开展详细评估以确认其完整环境影响。

这一机制不仅能协助识别具有天然低碳优势的区域(如清洁电网或高进口成本地区),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技术中立的基准,用于设定分级激励措施,引导行业避免盲目追求高能耗的全自动化设施。然而,单纯的技术指标达标并不自动保证宏观环境效益的实现,研究强调需警惕潜在的“回弹效应”——例如在非耕地社区大规模选址可能引发类似数据中心集群的社会资源压力,而“土地腾退与生态恢复”的潜力也依赖于配套的社会经济政策支持。因此,MET虽是当前决策的必要第一步,但未来仍需结合归因生命周期评估(Consequential LCA)及基于主体的建模,以全面应对农业系统转型中的复杂权衡与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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