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祝全永（1974—），男，湖南邵阳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式现代化与广州实践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庞光鹏，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ADJ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013） ; 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x2sxC2230640）
文章来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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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维探赜
祝全永、庞光鹏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产物，兼具世界历史的共性和民族历史的个性。从历史必然性看，这一道路的形成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始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精准回应世界历史主体本质要求，坚守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破解西方现代化的迷思，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融入。从理论内涵看，通过科学把握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推动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统一、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世界历史现代性文明内核的民族化转型。从价值旨归看，这一道路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独立自主与开放包容的实践原则、互利共赢与合作共享的发展战略，为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世界历史；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方案
目录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
- （一）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
- （二）回应世界历史主体本质要求，坚守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 （三）打破西方现代化的迷思，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融入
-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
- （一）坚持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驳斥“历史终结论”
- （二）坚持独立自主与开放包容的实践原则，摒弃“西方中心论”
- （三）坚持互利共赢与合作共享的发展战略，破除“国强必霸论”
- 四、结语
- 参考文献
- 注释
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阐释了世界历史的前提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现代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如何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实现对资本的“驾驭”，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时空场域中保持自身发展特色，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任务。世界历史观主张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相结合的伟大产物。
在相关研究中，任洁指出，世界历史的出现重塑了历史规律的呈现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历史前提和文化语境[2]。龚云认为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置于人类现代化历史的“长时段”和东西方关系的“宽视野”中，方能准确把握其世界历史意义[3]。朱丽颖等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体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指向与现实样态，而且以自身成功实践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4]。乔玉强分析了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主体、动力、价值和目标维度为全球化实践作出了历史贡献[5]。李健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历史逻辑、主体逻辑与制度逻辑层面破解现代化困境的中国方案[6]。于沛从宏观历史角度考察了中国现代化从效仿欧美模式、借鉴苏联经验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出场逻辑[7]。王公龙等认为，世界历史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前提、历史依据和历史动力[8]。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宏观运行规律或单一维度的内在逻辑，相对缺乏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角度对比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理论应然和价值使然。因此，本文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采用中西现代化道路对比分析方法，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理论内核、价值取向，从而揭示其历史规律和现实优越性。这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推动世界历史样态的更新演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
立足世界历史演进的宏观视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始终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为根本遵循，这是其形成的重要前提，从本质上回答了“道路何以可能”的时代之问；呼应世界历史主体的本质要求，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核心支柱，深刻解答了“道路为谁而走”的发展目标；破解西方现代化的迷思，推动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深度融合，促使世界历史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三者相互印证，共同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凝聚着中国亿万人民的共同意志，更主动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一）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从传统到现代演进的根本动力，更是世界历史演进的核心逻辑。唯物史观明确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根本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9]在他们看来，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而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都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史，正是遵循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即生产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两者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民族历史的发展，所伴随的正是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迭代更新。
马克思认为普遍交往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催生了世界性交往，地域历史、民族历史逐步融入世界历史进程。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百年奋斗的根本任务与历史主线，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彻底区别于西方原生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掠夺性、拉美依附型发展模式的被动性[10]。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推进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建立起独立且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效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为民族历史融入世界历史奠定了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11]，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成功实现三大历史性转变，即从单一公有制经济转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转向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适，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激发了社会活力，创造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新形态，推动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了民族发展的跨越式突破。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为主导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精准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等创造性举措，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动态适配。这一实践既摆脱了以往各类现代化主张无法根本破解中国现代化发展具体问题的困境，又有效避免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唯利性、短期性缺陷，充分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契合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正确道路。
（二）回应世界历史主体本质要求，坚守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而且是决定着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一特质深刻回应了世界历史主体本质要求。
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的根本标尺。世界历史的演进趋势，本质上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中，逐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逻辑主宰、少数人获得收益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晚清时期，中国作为后发巨型文明国家被迫卷入现代化潮流，无数仁人志士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目标，在西方与东洋的各类现代化方案中艰难求索能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现代化道路，却始终未能摆脱后发国家的发展困境。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才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重要标准。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1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对资本的理性支配是坚守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历史实践。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资本逻辑内在地趋向于资本统治，而这种统治正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局限。为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贯彻的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对资本的理性支配，既用好资本的生产属性，又规避其剥削本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明确区分资本的生产属性与生产关系属性，科学剥离资本逻辑的文明成果与异化形式，将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积极方面服务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发展，充分彰显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13]，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历史体系的发展困境。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持续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动精神，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通过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建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成果由人民共创、共享、共治，让人民主体地位在制度保障与实践成效中得到充分彰显，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形态。
（三）打破西方现代化的迷思，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融入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9]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资本的全球扩张重构了世界秩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4]。但马克思却不认同“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他认为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5]，为后发国家探索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全新道路提供了方向指引。
从大跨度的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虽然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历经调整，但其剥削本质并未改变。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从世界历史来看，现代化肇始于16、17世纪的欧洲社会。中国只能输入西方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要‘西方化’，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16]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加剧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发展困境。对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未直面制度弊端，反而推行金融资本全球扩张策略，企图“通过金融自由化政策，让资本在全世界游走，再通过霸权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从而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热钱涌入美国的股市和楼市”[17]，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发展失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世界历史变局中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稳中有进、社会安定和谐，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揭示了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合理性，遏制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失衡态势。这充分证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实现形式的特殊性。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能减弱，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受到有力冲击。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世界广泛响应，不仅彻底推翻了“中国现代化必须依附西方模式”的歪曲论调，更是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的路径，推动世界历史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在世界历史的曲折发展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坚守社会主义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东欧剧变引发了一系列错误预言，即“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将最终消亡”。面对复杂局势，中国共产党保持战略定力，理性研判世界历史变局，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辩证把握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18]的论断，摆脱了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想羁绊。回望近代中国，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诸多救国方案相继失败，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才真正肩负起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在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跳出了‘以苏为师’的窠臼，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超越‘消灭资本’和‘以资本为中心’的二元对立”[19]，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动展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历史中，民族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历史主体能动作用的有机统一。这一探索历程，不仅引领当代中国稳步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更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历史演进注入了新的文明动能。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现代化社会生产的核心矛盾，也是世界历史现代性文明的底层逻辑。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首先需要破解如何在资本全球扩张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既利用资本的生产属性又规避其剥削本质这一核心问题；其次将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统一，推动物质财富增长与人类自身发展的协同共进；最后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根本立场，构建“资本服务于人”的文明逻辑，在世界历史文明坐标系中实现对现代性文明的创新发展。
（一）以科学认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为基本遵循
资本的全球扩张是世界历史形成与演进的重要驱动力，而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科学把握则是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关键前提。20世纪初，列宁在理性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新变化和新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8]的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跨越“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为核心研究对象，分析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和产品分配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破解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难题奠定了理论根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准阐释了资本的本质，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20]，明确资本具有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二重规定性。资本以实现价值增值，以劳动为中介，通过市场交换、商品流通实现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对立统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衍生的资本主体和劳动者的对立成为摧毁资本主义本身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社会极易陷入“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1]的文明悖论。
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开拓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始终以科学处理资本与劳动关系为关键抓手，坚决摒弃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贪婪本质与剥削属性，实现对资本的“驾驭”。与西方国家资本支配生产关系的模式不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是人民对资本的理性支配与有效规制。通过明确区分资本的生产资料属性与生产关系属性，立足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理性分析，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既充分激发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通过“设置红绿灯”等方式有效抑制其消极作用，从而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打破西方所宣扬的单一现代化模式的固有认知。正如习近平所提出的：“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3]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在合理利用资本的生产属性又规避其剥削本质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对比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前提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确道路，实现了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度适配。
（二）以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相统一为目标
19世纪中期后，工业革命在欧洲各国陆续完成，标志着工业化时代正式到来。马克思认为工业化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在《资本论》中提出，“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它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24]。这既肯定了现代化的历史进步性，又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本质，强调物的现代化绝不是为自由工人铸造出“新的锁链”，而是明确无论是民族历史还是世界历史的进步，归根到底“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也就是说，历史运动本身是人自我发展的过程，只有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及其有目的性的活动，才构成真正的人类历史，从而推动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不断向前演进。
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现代化更加注重物的现代化。资本主义虽凭借生产力的飞跃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导致“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但不是财富的享有者，并造成了人发展的片面化、物化”[25]，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统一为理论内核，破解了“见物不见人”的文明悖论，其本质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人的解放”追求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相结合，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人本性复归”的文明形态创新发展，为现代性文明的民族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统一为目标导向，其理论根源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把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将物的增值凌驾于人的发展之上的资本至上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从根本上确立了物的现代化服务于人的发展的宗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稳步推进共同富裕[26]，在持续做大物质财富“蛋糕”的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真切体现，成功解决了“人的现代化和物的现代化似乎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二难悖论”[27]这一历史困境。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基础，将人的本质复归视为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终极目标，最终实现物质财富增长与人类自身发展的协同并进。
（三）以贯彻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根本立场
“为了谁、依靠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性问题，更是世界历史进程中文明发展内核从“资本本位”向“人民本位”转型的重要标识。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8]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明确了理论坐标，而中国共产党开拓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坚持的是以贯彻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文明转型的根本立场，构建起“资本服务于人”而非“人依附于资本”的文明逻辑，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筑牢了理论根基。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导的世界历史中，西方现代化道路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忽视了世界历史终究是“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最终陷入资本主导、两极分化的发展困境。就世界历史的走向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出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提供了全新思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鲜明的阶级局限性，以人民为中心是判断人类现代化道路能否“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的重要衡量标准，他们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增值为内核的资本逻辑控制一切的运行法则，重构了文明发展的理论坐标。
资本主义曾是开辟世界历史的重要力量，其全球扩张使近代中国长期处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体系边缘，历经千难万险才实现历史主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全新理论武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世界历史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人民至上原则的创造性运用，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成果，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9]。在这一思想引领下，党的领导、公有制主体地位、共同富裕、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思想不断丰富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沿着维护人民利益的方向稳步前进，实现了对世界历史现代性文明内核的创新发展。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旨归
作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产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聚焦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从根本目标、实践原则、发展战略三个维度进行破解，形成“破立结合”的完整价值逻辑，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具体而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破解文明目标固化迷思，为人类文明演进锚定根本方向；以“独立自主与开放包容”打破西方道路依附困境，为非西方现代化提供可行路径；以“互利共赢与合作共享”破除强国霸权逻辑桎梏，为全球文明成果共享构建全新格局。三者层层相契、相互支撑，集中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价值启迪。
（一）坚持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驳斥“历史终结论”
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奉为人类历史的终极形态，本质上是对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否定。然而，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主体性辩证统一，其规律并非由单一模式定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这一论断为破解“文明目标固化”迷思提供了价值支撑。他们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与不同民族的区域性市场扩张为世界市场的进程相联系，用殖民者的开拓与世界市场的发展来规定世界历史的范畴。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不断开辟和拓展出来的正确道路。
就人类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看，当今世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历史绝非“已演完的剧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顺应历史大势，扭转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历史格局，始终坚持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前进的，成功开辟和拓展出一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性神话。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将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文明演进的终极指向，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优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针对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伟大目标，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30]，充分契合了世界历史的演进规律，为打破西方国家宣扬的“历史终结论”指明了前进方向。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提供了成功案例。同时，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建成了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医疗体系、教育体系和保障体系，将“人的发展”从资本主义的“形式自由”推向社会主义的“实质自由”，这一过程所展现出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和日新月异的发展状态，既实现了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切实回应，也充分驳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等荒谬观念。
（二）坚持独立自主与开放包容的实践原则，摒弃“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从西方的视角审视世界，盲目地将西方或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它忽视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民族历史的独特性，其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4]，却掩盖了西方现代化的掠夺性本质。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有着广泛影响力，西方国家将所谓的“民主、自由”作为普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强行传播，实际上是一种将本国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唯我独尊的错误理念。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理念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始终。作为一个后发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模仿西方资本主义“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是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开放包容的现代化道路，摆脱了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展模式的依附性。
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了全球范围的普遍交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立起一整套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不依附于西方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以南方谈话破除思想桎梏，积极打开国内市场，大力引进外资，使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坚持对外开放并行不悖，探索出适配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3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32]，强调在扩大国际合作中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充分展现中国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坚定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的理想信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实践证明，必须将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与各民族置身于世界的深刻变革中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相结合，才能摆脱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迷思。这是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共性”与中国现代化民族历史发展“个性”的有机统一，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可参考的中国方案。
（三）坚持互利共赢与合作共享的发展战略，破除“国强必霸论”
“国强必霸论”是西方强权政治与资本逻辑联姻的产物，其本质是将“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强加于世界历史进程，制造了强国必称霸的虚假命题。“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空间上的并存性，使得不发达国家或者非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同发达国家发展并存的道路，不发达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3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条与西方现代化道路迥异的范例，引导着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民族历史个性和世界历史共性的关系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互利共赢与合作共享为发展战略，积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快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依附、不掠夺”的现代化发展范本，构建了全球文明成果共享的新格局。
从世界历史视角来看，中国外交所贯彻的宗旨是“永远不称霸”的价值理念，邓小平早有预判，“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4]，这既是对当时中国具体发展国情的真切反映，也是对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进入新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各国积极践行互利共赢、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多极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与西方大国迥然不同”[3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顺应和平发展的国际潮流，以超前的思维和非凡的胆识，构建起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破除了“零和博弈”思维定式，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历史”与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相统一，既凝聚了各个国家关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想共识，也有利于引领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合理公正的发展方向前进。在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大程度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6]。这条现代化道路克服了西方国家制造出来的“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证明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并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一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发展道路，推动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有效沟通，同样也为继续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四、结 语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在世界历史走向现代化的轨道中，存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条道路，前者以资本为驱动，后者以人民为中心。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标识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原初形式，将人类社会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潮流中；而中国则在合理分析资本和劳动关系中，充分利用资本但又扬弃资本的剥削性，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世界范围内极大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特色和创新优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发展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37]，是人类走出西方现代化困境的“超越型道路”，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方案。新时代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和“国强必霸论”的破灭，为人类社会实现从“资本逻辑”走向“人民逻辑”创造了全新时代可能性，从世界历史文明逻辑中扭转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僵局，为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提供了可供借鉴和选择的成功的中国范本、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任洁．从世界历史视角再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教学与研究，2025(4):39-46.
- [3]龚云．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世界历史意义[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8):4-9,79.
- [4]朱丽颖，张小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历史定向[J]．理论探讨，2022(2):100-106.
- [5]乔玉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的现代化新发展——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23(1):9-17.
- [6]李健．世界历史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逻辑[J]．北京社会科学，2022(12):13-20.
- [7]于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代价值与世界历史意义[J]．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29(5):64-73,158.
- [8]王公龙，付星博．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思想理论教育，2022(1):45-52.
-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杨玉文．历史语境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启动要件追溯[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3):1-7.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2]梁伟军，刘书婷．建党百年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37-46,178-179.
- [13]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张丽丝．海外学者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内容、局限与破除[J]．社会科学辑刊，2024(4):20-26.
- [17]周文，杨正源．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基于比较视角的政治经济学考察[J]．学习与探索，2023(11):97-108.
-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董彪．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的驾驭[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8-10(07).
- [2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5]刘文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及其当代实践——兼论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是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J]．社会主义研究，2024(3):49-57.
- [26]庞光鹏．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进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晋中学院学报，2025,42(6):14-21.
- [27]谭培文．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2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9]习近平．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3年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3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1]习近平．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2年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2]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33]顾海良．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的拓新与新时代的理论创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5):1-11,199.
-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36]任初轩．中国道路优势十八讲[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
- [37]祝全永，庞光鹏．政党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纾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逻辑理路、内涵意蕴与实践路径[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8(4):126-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