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07年起逐步推动政策性生猪保险，陆续引入能繁母猪保险、育肥猪保险及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形成了多层次的风险保障体系。政策性生猪保险从单一补偿工具演进为促进产业韧性建设和系统性升级的战略支点，对实现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实践意义。
一、政策性生猪保险的三重作用机制
1.提供风险保障，稳定生产与收入预期。应对自然与意外风险时，传统生猪养殖保险可覆盖特定疫病、自然灾害等导致的生猪死亡损失，保险赔付款项为养殖主体提供“重启资本”，确保市场供给基本稳定。保险机制进一步向市场风险领域延伸，以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为代表的创新型产品，通过拓展保障范围有效应对“猪周期”带来的市场波动。
2.增强融资能力，带动产业现代化投入。保险保单作为可靠的信用证明，被金融机构视为优质抵押物，衍生出“保单质押贷”等金融产品，将保险的风险管理功能与银行的资金供给功能有机结合，为产业升级注入亟需的金融活水。保险保障提供的确定性，大幅激发养殖场投资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动力，驱动整个产业从依靠经验的传统模式向依靠科技数据的现代化模式加速转型。
3.引导生产行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风险评估的差异化费率，对防疫制度完善、设施先进的标准化养殖场给予保费优惠，引导养殖主体系统性提升全产业链的疫病防控能力。开发与环保绩效挂钩的“绿色保险”，对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种养循环的养殖场提供保费支持，对不达标者实施保费上浮或拒保。设计更适合规模化养殖的综合性保险方案，推动散养户向标准化规模养殖转型。
二、当前政策性生猪保险面临的主要挑战
1.数据基础薄弱与保险产品类型单一。当前我国生猪产量与价格数据存在时间颗粒度粗、区域覆盖不均等问题，生猪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尚不成熟，保险费率难以精准反映不同地区的真实风险水平。市场上主流的保险产品责任较为单一，多以承保单一风险为主，未有效整合生产过程中的疫病风险与市场端的价格波动风险，保险工具在应对产业面临的复合型风险时作用有限。
2.政策目标冲突与监管职责不清。政策性保险本质是追求保障供给、稳定收入等公共目标，承办的商业保险公司天然以盈利为导向，二者根本目标不一致。管理体制存在缺位与模糊，缺乏权责清晰、贯穿中央与地方的专业管理机构，形成“多龙治水”却无人负责的局面。这种制度安排的模糊性，实践中常演变为地方政府的“越位”干预（如指令性赔付）与“缺位”并存（如拖欠保费补贴），影响保险的市场化运作原则与精算基础。
3.风险分散不足与补贴效果有限。生猪产业易遭受重大动物疫病或价格剧烈波动等系统性风险冲击，缺乏全国性或区域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基金作为“最终再保险人”，保险公司面对潜在巨灾时承保意愿不足，体系韧性薄弱。当前固定比例的保费补贴机制未与区域风险水平、养殖规模等因素挂钩，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也难以有效激励养殖户开展主动风险管理。对保险公司而言，因经营资格与政策预期不稳定，倾向于采取短期市场行为，而非致力于长期的产品创新与服务体系建设。
三、路径优化与上海方案：构建赋能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农业保险新生态
上海运用政策性农业保险稳定生猪生产、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公开遴选形成多家机构适度竞争格局；将能繁母猪养殖险单位保额提高至3000元/头，将生猪养殖险保额从1000元/头提升至1300元/头，首次将仔猪纳入政策性保险并配套70%的财政补贴；创新推出生猪价格指数保险项目，与“政银保担”联动机制共同构成“生产保障+价格托底+金融赋能”的多维支持体系。这一体系为稳定生猪产能奠定坚实基础，但其在保障范围前瞻性、科技赋能深度及风险分散机制广度上仍面临挑战。
1.强化数据驱动与产品创新，构建精准覆盖全产业链的风险保障体系。首先，构建统一、动态的生猪产业数据共享与应用平台。明确数据共享范围，包括饲料成本波动数据、实时存栏/出栏数据、跨省调运记录等，并设定数据更新频率（如价格数据日度更新、产能数据月度同步），以解决“数据颗粒度粗、区域覆盖不均”的核心痛点，为保险产品精准设计、风险区划和差异化费率厘定提供坚实支撑。其次，针对上海“消费型城市+外调依赖”的供给结构，应创新保险产品设计，在稳定能繁母猪等基础产能保险覆盖面的同时，探索将其与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等市场风险保障工具进行联动，为核心产能构建覆盖“生产风险+市场风险”的全周期保险方案。推动保障范围由本地生产端延伸至跨区域供应链环节，构建覆盖“调运－屠宰－仓储”的全链条风险保障机制。推动保险理赔与跨区域质量追溯体系联动，提升供应链透明度与韧性。在此基础上，积极试点覆盖种源、饲料、养殖、销售等全链条的综合性收入保险，整合生产端疫病风险与市场端价格波动风险，为应对“猪周期”提供系统性保障。
2.厘清政策目标与监管权责，深化金融协同赋能产业升级。建立权责清晰的专业管理机构，统筹协调政策性生猪保险的实施与监管，平衡公共目标与市场运作之间的关系，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深化“政银保担”联动机制，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从独立的风险管理工具，升级为连接信贷、担保、期货等各类金融资源的枢纽。构建一体化的农村金融服务平台，使保险的增信功能紧密衔接低息贷款、融资担保和财政贴息等政策工具，为养殖主体提供“风险保障+资金融通”的综合解决方案，显著降低其在设施升级、技术改造和市场拓展中的融资门槛。
3.创新风险分散与补贴机制，提升保险体系韧性与政策效能。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优势，构建多层次、跨区域的风险分散体系。探索牵头设立区域性生猪保险巨灾风险基金，并研究发行巨灾债券等创新金融工具，在长三角乃至全国范围内聚合和分散系统性风险，增强保险体系的整体韧性。优化现行补贴机制，将固定比例的保费补贴调整为与区域风险水平、养殖规模及风险管理绩效挂钩的动态补贴模式，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激励养殖户主动加强风险管理。
4.推动数字化理赔与智慧监管，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
依托其在科技与数字化方面的优势，明确“数字化理赔+智慧监管”的落地路径。推动物联网设备数据与保险理赔系统直连，实现生猪健康状态的实时监测与异常数据自动触发查勘，提升理赔效率与精准度。引入区块链技术存证理赔全过程档案，确保数据不可篡改、全程可溯，增强监管透明度，防范道德风险，为保险产品的精准定价与风控提供技术支撑。
（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中心）
原文刊载《上海农村经济》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