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的迷思:规模神话与生态断裂

破除西方现代农业迷思

有一套人人都熟悉的社会进步范式：人类从狩猎采集、刀耕火种走向定居农业，再从小农精耕细作走向大规模工业化农业。但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单一作物大规模栽培，真的是人类农业的终极形态？

对《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下文简称《作物迁徙》）的作者们来说，答案是否定的。《作物迁徙》由四位农业史学者合著，英文原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首发于2023年。作者们质疑了传统历史叙事中以西方为中心的进步主义目的论，这种后殖民批判的视角一定程度上能够帮我们破除“更快、更高、更强”的迷思，包括在农业问题上：规模大一定更有效率吗？产量高一定是好的吗？基因育种一定更先进吗？

本书作者之一白馥兰（Francesca Bray）主攻中国农业史和科技史，很早就为中国史领域的后殖民批判做出贡献。她通过挖掘科技与社会的密切关系，质疑了中华帝国晚期“科技落后活该挨打”的主流说法。作为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农业卷”（1983）的主笔，她为中国古代的生物科技“正名”。

在《稻米经济》（The Rice Economies）、《技术与性别》（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等名作中，她强调技术与社会、文化、制度的内嵌。她发现，东亚稻米社会早就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分工组织，但始终没有取代精耕细作的小农模式——以家庭为单位的小面积耕地支持了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商业和文化兴盛。她认为，机械化、规模化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也不适用于所有社会。

《作物迁徙》不仅关注东西方的比较，还通过书写“迁徙”，阐明看似“遥遥领先”的西方主流现代农业并非孤立于“蒙昧落后”的非西方世界。小麦、郁金香、金鸡纳等标志着资本主义或现代科技之“先进性”的作物，其源头并不那么“西方”；大规模工业化农业的实际运作，也并非如想象中铁板一块。从东南亚橡胶种植园旁多物种轮作的小块菜地，到南美甘蔗工人获取日常“廉价热量”的块茎作物，书中的故事揭露出全球商品供应链和大规模集约化种植不是带来发展的灵丹妙药，反而需要维持“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才能实现剩余价值的榨取。

对于关注生态和农业的人而言，历史的考察具有价值：“知识考古学”可以帮我们看到被覆盖和遗忘的地层，意识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和科技密集的“现代化”或“未来图景”并非理所应当、势在必得。然而，在生态、社会危机日益可感的当下，后殖民批判无法帮我们直击问题核心，即资本主导的现代农业对生态造成的负面后果。强调历史叙事的修正和复杂化固然有其意义，却使得史学写作局限于象牙塔内部，无法回应当代社会紧迫、真实的关怀。

读罢本书，我认为，是时候放弃纠结“西方是不是中心”的旧日问题了。农业史需要更直接地解剖自殖民时期起，大规模单一化种植何以在全球持续扩张，并改造农业地貌、解构农村社区、重塑人与自然关系，又遗留下怎样废墟式的后果？同时追问，是怎样的知识生产和制度安排带来代际、知识和价值的断裂，让其他生产生活方式变得不可想象？

种植园世的前世今生

《作物迁徙》一书多次提到“人类世”，这个已经不太新鲜的新造词指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地质、气候的根本性改变主要由人类行为推动，人类正在重塑地球。也有学者警惕人类世中仍然内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或更倾向于使用“资本世”，认为“人类世”无法囊括的“全人类”的内部差异性。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认为，生态危机是近几百年资本积累越来越加速、技术工具越来越先进，愈发扩张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剥削劳工和环境、扩大消费市场的后果。

新奇的术语只是讨论的抓手，我们暂且还是用“人类世”来指代当代最紧迫、最需要学者介入的生态议题。在农业这个话题上，我建议引入一个更好用的概念：哈拉维（Donna Haraway）、罗安清（Anna Tsing）等提出的“种植园世”（plantationocene）。种植园这个词听上去像是遥远殖民时代发生在南美、东南亚的事情，然而学者们试图阐明的是一种农业形态或逻辑，即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这种农业形态在全球各地无处不在，且仍在持续扩张。

种植园式的农业建立在大幅度的生态简化和多物种强迫劳动之上：需要彻底清空一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包括森林、野生动物和人类社群，引入并规训人类需要的作物（通常是外来植物甚至转基因作物）、动物和外来劳工。想象一大片蓝莓种植园：这里只容许一种植物以服务全球商品链为目的存在，通过温度控制、冷链运输等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的过程实现反季节种植，需要外来资本的高强度投入，雇佣季节性的临时工人，且劳动被去技能化为简单重复动作。

种植园毁坏土壤、耗尽水、侵占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常带来作物、禽畜的疫病；对农场劳工的消耗和剥削也带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还有学者发现，正是单一物种密集型的种植园、养殖场、屠宰场启发了现代工厂的流水线。种植园逻辑将复杂的生命体分解为标准化的部件加以控制，预兆着企业制度对员工的规训和异化。例如，在福特汽车生产线上，汽车组装被拆分为固定工位上的细分动作，人工照明和轮班制服务于24小时的机器生产节奏。

种植园逻辑被推崇的原因——除了资本的逐利性之外——是这一管理模式的高效率和“物质极大丰盛”的未来许诺。然而，只有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农业提高效率、增加产量，才能让全球人口过上更富足的生活吗？《作物迁徙》第三章《规模》中，关于中国的茶如何被移植到英殖民地印度的故事是个有趣的例子。

在明清时期，茶业是由中小农户（家庭经营、季节性工人）、当地加工者、茶商组成的分散网络。在网络的各个节点，种茶、制茶、饮茶是当地社区及习俗的一部分，同时亦能灵活应对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流变的外部市场。

英国的植物猎人“窃取”中国茶树后，试图移植到英属印度，发展茶产业，得到英国本土大量资本家注资。规模经济、资本密集的制糖产业已然在殖民地为股东带来丰厚利润，还能用来作证英帝国的先进和殖民的正当性。将种植园逻辑套用于茶园，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与中国长期以来嵌入社会的茶产业不同，印度的茶园是极速塑造的人为景观：经营者通常在偏远地区大面积砍伐森林、驯服荒野，并且从外地雇来工人。这一过程中，他们遭遇本地动物袭击、积水导致疟疾等层出不穷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事业充满波动，无法带来稳定回报。最后，印度茶获得成功依赖偶然性和营销：驯化的野生阿萨姆茶可以用机器炒制、节省人工成本；成功的营销让整个英帝国各个阶层都开始喝茶。同一时代的中国茶仍维持分散化的小规模种植，在出口英帝国方面固然面遭遇挫折，但积极调整、推出乌龙茶等新品，并未在竞争中被消灭。

在这个故事中，中国茶产业里多样化、小规模的种植者在生态、市场维度体现出稳定性和韧性，也是丰富的茶文化生产者。而在印度，大规模茶园取得成功并非必然，而是由意识形态和市场竞争推动，且过程充满波折，最终是一系列偶然带来利润的可能。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被转译为“规模经济”、“生产要素回报递增”等经济学术语，种植园逻辑摇身一变，成为一套更加高效且普遍通用的模板。二战后，西方国家、国际组织在第三世界开展一系列发展援助计划，“杂交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械化”的农业模式以绿色革命的名义蔓延开来。

这一技术方案同样建立在生态简化、规模化和高度控制的种植园逻辑之上：通过种植单一作物追求比较优势，把作物融入全球商品市场。尽管号称改善农民生计，这一系列干预措施实际上对资本化的农业有利，优先考虑的是城市而非小农需要，其代价是农村社区的瓦解和生态的退化。

无论是以殖民地剥削还是发展援助的形式，种植园式的农业将作物栽培抽象为可计算的投入与产出，对土地、作物与劳动进行彻底重组，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在商品市场上逐利。这一生产模式的全球化构成了种植园世的前世今生。

遗憾的是，本书关于规模化生产的讨论最终仍落脚到反驳历史叙事的目的论、对“西方先进性”进行“祛魅”。作者们对生态的零星讨论局限于农业对环境的影响，而未能诉诸“生态”议题的根源——人与其他生命、非生命之间关系的重构。甚至对于规模化生产的历史，也避免抛出价值和立场。

如果说我们已经看到，小规模的、至少部分面向地方市场的、非种植园的农业对环境和对人都会更好，历史学者应当更加坚定地揭露种植园世的诡计，并且去寻找被遗忘的“非种植园”：历史上怎样的社会支持系统、制度、文化使得“非种植园”的实践是可能的，又是如何被否定的？我们是否有可能走出“做大做强”这一集体无意识，让“非种植园”变新、变得可以想象？

寻找“非种植园”：照护的可能

种植园世意味着“断裂”和“控制”：现代农业中，通过使用化肥和机械，禽畜养殖与农作物种植脱钩，畜牧业简化为工厂化的养殖；除草剂和杀虫剂使得田间昆虫消失；至于那些需要传粉媒介的作物，也可以单独养殖蜜蜂、在授粉的季节运来种植园当“打工蜂”；垂直种植、植物工厂甚至开始想象摆脱土壤这个“大麻烦”。不仅如此，外来劳工与土地以及留在家乡的子女之间，也是断裂的，他们的劳动更面临被机器替代的威胁。

在种植园的地界上，原本生物间复杂的种间相互作用喝依赖关系被人为地降到最低，只有人类需要的才被允许存在。专业化农业成为外部投入的集合体：输入商业种子、机械、燃料、化学品、传粉媒介，输出越来越高的产量。然而，这种模式对生态的简化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

本书第四章《行动者》揭示了作物史中复杂、能动的非人类行动者，现代农业对这种能动的忽视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桉树是很好的例子：为着景观、铁路枕木、“修复”矿山、造纸等目的，葡萄牙连绵不绝地单一化大规模种植这种来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树种。然而，随着气候变暖，2017年森林大火席卷葡萄牙，久久不能熄灭。作者们甚至暗示：谁定义了“入侵物种”？桉树难道不算一种“入侵植物”吗？

“纵火”的桉树彰显出非人类对于人类控制欲望的抵抗：每个生物都有自己的倾向或偏好，它们有着自己的目的和时间性，它们甚至可能是非目的性的存在。对此，多物种研究和女权主义科学技术研究指出，我们需要正视绝对的他者性。

包括现代农业在内的人类世地球改造工程认为，人类理性可以计算、设计、掌控一切，从而实现无限制的增长、扩张。然而，女权主义理论家提出“照护”的逻辑，并认为正是对照护的漠视，正当化了人类世的暴力，使得人对他人、对其他物种只剩下傲慢和压迫。传统上，照顾他人被贬低为女性的工作，是维持、修复。然而，照护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一代代延续所必不可少的。也正是在照护关系中，照护者必须首先细心留意被照护者作为“绝对他者”的需求，耐心倾听对方的想法，为对方提供尽可能的协助和服务，哪怕对方常常是力量上的弱者。实际上，照护或照顾的英文care也可以翻译成关怀，照护的前提是细致的关注。照护既是繁重的劳动，也是付出的情感，更是一种不那么自我为中心的本体论。

照护的逻辑其实长久存在于农学和农业实践中。本书第五章《组成》介绍了照护的视角。在这方面，中国过去的农耕文明贡献丰富。

北魏《齐民要术》中已经记载了混合栽培、伴生栽培，要求农人仔细观察、精心照顾，注意田地里各种细微的征兆，从而及时做出反应。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天灾人祸的冲击，贯通中西的明代学者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提倡复合型、多功能的农场，通过多样化作物和其他因素相互依存、灵活互补，从而抵御冲击、保持繁荣。在这里，人的生计仰赖与作物、非作物的野生生物、土壤、气象等因素结成复杂的关系网络，而不是像操作机器一样，呆板地使用投入产出公式来管理农业。

书中的案例提示我们：与种植园大相径庭的农法——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可能的，只是在迈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进程中逐渐被抹杀。

一百多年前，美国土壤学者富兰克林·H·金访华，还目睹小农如何通过精耕细作，在保护土壤的同时保证温饱。他写下《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希望美国农业能够反思对地力的无限度索取，反过来向东亚经验学习，善用自然的馈赠。

然而今天，关心生态和农业的人常感到四顾茫然、无所借鉴。这个百多年中，传统农业的生态智慧是如何被贬低、压抑乃至消失的？关于怎样才是好的农业、好的生产与生活，历史上是否仍有另类的知识生产和反思？

而在历史的拆解之后，最后的问题仍然是：该追求什么？该怎么做？面对“地球表面的种植园化”，该如何停靠在“照护”，而不是“断裂”？在这方面，虽然照护的视角、历史的考证能够丰富我们的想象力，但理论、概念毕竟是苍白的——纸面上的推演甚至已经可以由AI代劳。如果说“人类世”一词一开始就携带着“生态末世”的气息，那么非末世的未来、非种植园化的地球，也只能从具体的选择和真实的实践中产生。

作者：Qieyi

编辑：杰泥

版式：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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