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农业科技已成为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保障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作为农业科技体系中的核心环节，种业被誉为农业的“芯片”，其自主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现代种业企业的经营与技术特征
现代种业企业在生物技术驱动下呈现出明显的高投入、高风险、轻资产、强政策依赖等特点。这些特征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路径，也直接决定了其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模式。
1.研发投入高、周期长，成果转化效率低。种业企业普遍高度依赖自主创新以获得可持续的市场竞争力。以国际种业巨头拜耳为例，其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长期维持在10%以上。我国种企也在持续提升研发强度，据《人民日报》报道，2023年全国农作物种业研发总投入达76亿元，较2021年增长20%，研发投入强度平均达6%，显著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2.6%。资本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A股及新三板种业企业（35家）的整体研发费用率为4.92%，总研发费用呈逐年上升趋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方面，美、日为70%－80%，德、英、法等国达到90%，而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40%。尽管国家高度重视种业创新，不断加大上游科研投入力度，近五年上市种业企业研发投入总额持续增长，但研发成果仍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用之间存在较大断层。
2.资产结构偏轻，缺乏传统抵押物支持。35家A股和新三板种业企业的财务数据分析显示，其流动资产占比平均超过56%，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分别仅占15%和10%左右，土地、厂房等可供抵押的实物资产比例较低。这种资产结构虽提升了企业的运营灵活性和研发投入弹性，却也在传统金融体系中面临较大障碍。多数商业银行在风险评估与授信决策中，依然高度依赖抵押物、担保物等“硬性”资产作为信用支撑，种企由于缺乏足值可抵押物，难以获得符合其发展周期和资金需求特征的中长期贷款支持。这一现实导致种业企业，尤其是成长型科技种企在融资渠道上严重受限，金融可得性较低。
3.经营波动性高，发展依赖政策环境。种业作为农业全产业链的源头，其经营稳定性深受自然环境与政策环境双重影响。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病虫害等不可控因素会直接影响育种试验及种子产量，进而引发经营波动。 此外，政策对种业发展的引导和激励作用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家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财政奖补、税收减免、专属贷款、风险补偿等多项政策工具，激发种业企业创新动力。
二、融资障碍分析
1.风控模型与信贷评估体系不匹配。当前，种业企业在申请银行信贷授信过程中面临较高门槛，主要在于其经营阶段特性与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标准之间存在显著错配。大多数种企处于研发中前期，尚未形成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可持续盈利模式，财务状况、现金流情况以及偿债能力难以满足银行对信贷主体风险控制的基本要求。种业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拜耳、科迪华、先正达三家头部企业在种业市场份额占比达到52%，部分高端市场被长期垄断，整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蓝海”行业。在研发验证周期长、失败率高的背景下，种企常常处于“高投入、低产出”的阶段，商业模式尚未闭环，经营风险较大。
2.知识产权估值难、质押难，影响增信手段。种业企业资产结构以轻资产为主，固定资产占比相对较低。其核心资产往往是育种技术、植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然而，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机制不健全，导致知识产权变现较难，融资模式难以有效、快速发展。知识产权市场侵权现象严重，纠纷频发，同时也存在着行政保护力度较弱、举证困难、维权成本过高等问题。此外，在发生信贷违约时，知识产权的处置和变现难度较高，流动性差，导致金融机构普遍不愿将其作为主要抵质押物。这在实操中也显著限制了知识产权类资产在企业授信中的增信作用，成为企业融资难的突出问题之一。
3.市场对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信心不足。根据2022－2024年上市种业企业净利润率情况可知，A股及新三板种业企业净利润率表现出显著的高低分化、波动频繁、结构重塑等特征，尽管部分种业企业实现盈利增长，但整体行业仍面临市场对其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信心不足的问题。2024年，超过三分之一的种业企业净利润率为负，如中江种业（-47.52%）、美奥种业（-59.53%）、神农种业（-33.38%），近半数企业净利率不足5%，这反映出部分企业受限于技术转化慢、成本控制弱、市场竞争激烈等问题，盈利能力薄弱。
三、对策建议与推广路径设计
1.政策引导：强化顶层设计，释放财政撬动效应。一是将种业纳入“三农”重点金融服务领域，强化财政政策引导功能。设立种业专项财政贴息资金账户，由中央财政统筹安排，重点支持国家育种平台建设、承担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及具备产业化能力的种子企业。二是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农业、科技、财政、金融监管等多部门协作。探索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设立“种业创新发展基金”，专项用于种质资源收集、成果转化、产业示范等关键环节。三是盘活“三权”资产，强化风险控制。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经营权、植物新品种权、设施农业产权登记系统，实现权属确认、估值、流转一体化。
2.产品创新：开发契合种业特征的金融工具。一是构建“三权”融资产品体系。对于具有规模化制种基地的企业，以流转土地经营权为抵押物，发放中长期贷款，支持基地建设与生产扩张；对于温室育苗、工厂化育种企业，将智能温室、育种工厂等设施纳入抵押范围，解决轻资产企业抵押物不足的问题；对于研发型育种企业，按照植物新品种权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进行融资，并采用全额贴息。二是推动“担保+贷款”模式。联合政策性担保机构，开发“政策性担保+中长期信用贷款”产品，重点支持企业在研发启动期和规模扩张期的融资需求，增强企业获得中长期信贷的可及性和稳定性。三是探索“保险+信贷”联动。推动农业保险机构开发覆盖种业全周期、阶段化风险的保险产品，允许企业以保单作为质押获取银行贷款，并由政府设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形成有效风险分担，降低其放贷顾虑。
3.精准滴灌：构建分阶段融资支持链条。一是研发阶段。需高投入、回报周期长，宜依赖财政补贴、股权融资、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增强企业技术攻关动力。二是试验阶段。需大量基建投入，可采用政策性金融中长期贷款、信托融资及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支持。量产阶段资金集中用于加工、仓储、物流等，适合以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中长期项目贷款组合支持。三是市场化阶段。品牌建设与渠道拓展对资金提出新需求，可通过债券融资、股权扩张、地方财政补贴等方式完善资金保障。
（上海农商银行乡村振兴研究分院种业课题组成员：陈勇、蒋光海、施胜荣、韩叙、周丽韫）
原文刊载《上海农村经济》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