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的播种者——记陕西省林业专家郑文翰

      郑文翰，对林业工作一腔热情，扎根陕北榆林，守护青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佳县治沙事业。为了让这块贫瘠的土地早日披上绿色盛装，他在佳县打火店林场的沙漠中摸爬滚打30年，带领沙区周围群众治理荒沙，为榆林市佳县的治沙绿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佳县北部原来流沙滚滚、寸草不生的16万亩荒沙已基本得到了控制，林草面积达到了10万亩以上，那一片片杨柳树、油松、樟子松林，一簇簇柠条和一排排紫穗槐，像绿色卫士忠实地守护在大地母亲身旁，让过去苍老而干瘪的大地母亲重新焕发了青春光彩。

陕北榆林，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自古就流传着“一年三百六，风沙刻刻有。西风吼不停，肥土流失完”的民谣。在榆林治沙英雄谱上，扎根陕北、为治沙奉献一生的陕西省林业专家郑文翰功不可没。

  扎根陕北献青春  誓言荒沙变绿洲

     当你驱车由佳县王家砭镇东上越过佳芦河大桥上高寨乡或刘国具乡的时候，你会穿过一片长约5公里的松柏常青、草木茂盛的绿色地带。这是一位林业专家郑文翰，在这片沙漠中滚战了30年，经过艰辛奋斗，带领沙区周围群众治理荒沙所留下的成果。

     郑文翰1937年生于河南孟津县。1939年因日寇侵华战火漫延，父母带着幼小的他避难来到陕西省岐山县蔡家坡落户。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贫寒的家庭出身，艰难的生活经历，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

     1951年，他考入陕西林业技术学校(西北林学院前身，现发展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过3年学林3年学农，于1957年7月毕业，由省林业厅统一分配到陕北工作。当他离家的时候，慈祥的母亲听说陕北风沙大、气温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怕儿子挨饿受冻，走时，她亲自给儿子缝了床九斤棉花的厚棉被，又烙了好多饼子。临行时，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父母叮咛他：“科学技术肯钻研，多给国家做贡献。”

      1957年8月20日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就是这一天，郑文翰和战友王掌勤经过七八天的火车、大卡车、小毛驴的颠簸之行，从古城西安到潼关凤陵渡坐船过黃河，绕道山西来到了佳县山城。 次日，县林业站给他们每人雇了一头骡子，驮上行李卷向县城北方赶了一天的山路，直到太阳落山时才到了佳芦河畔的打火店林场。

 (上世纪50年代打火店林场就在这几孔旧窑洞，70年代维修加固)

      当时，打火店林场成立刚一年，条件异常艰苦。专门培育治沙苗木的苗圃办公室就设在一个名叫千佛寺的三孔古庙的旧窑洞里。郑文翰报到的第二天，一个人一大早便跑出去查看沙漠。他登高远眺，只见那些沙丘像一个个静默不动的“哨兵”，远远近近寸草不生，十分荒凉。这荒凉的沙漠和当地老百姓的“糠菜半年粮”的贫穷生活，激起了他的事业心和斗志。他静静地坐在沙漠上心里暗暗立下了誓言：“一定要应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治沙知识，通过艰苦努力，缚住这条沙龙，在它身上栽起草木，让它乖乖地为当地老百姓服务”。

     春天，林场向周围村庄当地群众购买了许多2尺多长的杨柳栽，树苗栽上后，因为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到了秋冬被几场大风吹过，荒漠中所有栽上的树苗及杨柳栽子，都被刮倒了，横七竖八的躺在那光秃的沙漠里，成活率很低。

     初次上阵就打了个败仗，郑文翰也很痛心，但他没有退却。他一个人常常泡在沙窝里，扶起一株株被风刮倒的树苗，查找失败的原因。原因找到后，郑文翰就对症下药，第二年林场在造林前就选用了先搭障蔽，先种草，在草障蔽网格内栽树，先易后难地逐步增加沙漠植被，从此治沙步伐加快了。1960年初，正是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远在关中的父母和弟妹时时刻刻牵挂着他，一次次来信询问他的生活，还经常给他邮来家里省下的粮票和布票。郑文翰一边吃着难以咽下的糠窝窝、粗杂粮，一边还要给年迈的二老写信安慰，说自己在陕北生活的很好。其实，他在复信的时候，肛门正因为吞糠咽菜干裂流血。同时，告诉了父母和弟妹们，说他已经爱上了这片黄土地，爱上了治沙这项宏伟的事业。他决心在这里扎下根来，直到把荒沙变成绿洲。 饱经风霜的父母亲不理解远方儿子的“豪言壮语”和理想，一听说儿子要扎根陕北，很不理解。老父亲亲自出马，通过在河南焦作市当市委书记的侄儿，准备把他调走，老母亲也给儿子瞅下了一个媳妇，急急忙忙地再三来信，催他回家相亲调动工作。

      就在这是走是留的关键时刻，郑文翰再三考虑，决心留下来，继续干他的治沙老本行。他给家里写了信。再一次表示：“父母亲大人，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为了我的事业，我不能离开陕北，这里是穷，但这只是暂时的，将来当沙漠披上绿装，这里很快就会走向富裕。再说，人人都不愿到祖国艰苦的地方去工作，那艰苦的地方什么时候才能改变面貌呢？” 

       郑文翰在心里编织着一个绿色的梦，为了使这个梦变为现实，他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就在这时候，和他一块分到陕北的三个关中同学都通过各种渠道调回了关中。有一个同学回去前夕专程绕道打火店林场看望他，那位老同学对他说：“还是想实际一点，不要被什么空幻的理想迷住你的双眼，不要做时代的殉道者和苦行僧。树挪死，人挪活呀！”次日，他送老同学离开林场，临别时，他望着老同学渐渐远去的背影，郑文翰毅然转身向他的梦境——打火店林场的“庙里”走去。在这破破烂烂的“庙宇”里，从1957年至1987年10月，他从技术员干起，再到担任林场副场长、场长，整整“修行”了三十年零两个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确实是一个“苦行僧”。

 治沙难在固流沙 植物固沙先除害

      在几年治沙造林实践中，郑文翰渐渐发现当地柠条生命力很强，抗旱耐瘠，繁殖容易，既能抗风固沙，又是拦羊放牧的“空中草场”，还能解决当地老百姓燃料困难，是一个优良的乡土树种。可是，随着柠条林的大面积种植与发展，柠条害虫也随着大量扩大。由于连续几年的大面积植播造林，发现造林地上缺苗断行非常严重。郑文翰跑到种植地里现场将出苗的种子和没出苗的种子刨出来解剖发现，没出苗的种子不是被害虫蛀成空壳，就是在种子内藏着一个胖乎乎的虫子。这是什么虫子？翻书、查找资料就是找不到任何关于这种虫子的一点资料。郑文翰向陕西省林科所李宽胜老师询问，答复是：这种虫子在国内尚无人研究，所以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一个“国内尚无人研究”的科研课题，就这样摆在郑文翰面前。

     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1968年5月的一天，他在柠条林地里的饲养盒里发现如芝麻大的两个甲虫终于破壳而出，他太激动了。这两只甲虫的飞出，意味着他的研究有了一个重大突破，他如获至宝地抱着这个饲养盒就向林场家中跑，可是，当他跌跌撞撞跑到家中时，正要叫妻子和他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时，不小心将饲养盒掉到地上，盒内的两只小虫子展翅飞了。他们急忙把门窗关起来，在地上、炕上、柜底、窑顶，墙缝到处寻找，整整找了两天，所有的地方都翻遍了，就是没找到这两只飞去的甲虫。郑文翰急得流下了眼泪。来到陕北十多年吃苦受累他没有哭过，妻子儿女的城市户口转不了一直在农村他也没哭过，可这一次，却为这两只小小的虫子，他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虫子的飞去让他还得一年辛苦呀。这时理解他的只有妻子武彩霞，她安慰地说了一句：“飞就飞了，咱再想办法捕捉。”在爱人的帮助下，郑文翰吸取了经验教训，又观察了一年，柠条种子内的虫子又出现了。他一种一种捕捉起来，分别饲养观察其形态、生活习性，制成标本。

       为了观察一种甲虫雌雄的区别，他几乎在成虫羽化期间天天一个人跑到柠条林试验地里，追寻柠条花丛中那些甲虫，识别甲虫的雌雄，观察产卵过程。为了求得柠条种子害虫的第一手资料，有时候他一大早背上水壶，带些干粮，戴上草帽上山，总要在日落西山才返回林场。观察到紧张时刻，他忘记饥饿，忘记了烈日炎炎，郑文翰就这样近乎痴迷地与他的昆虫世界为伍。

      功夫不负有心。随着时间的磨炼，他的发现越来越多，那个难以“破译”的谜底，终于一一被解开。

       这种隐蔽性的钻蛀害虫在榆林地区柠条林内一年发生一代，每一代包括成虫，卵，幼虫，蛹四个形态。为了研究清楚这种害虫的生活规律，从中寻求消灭或控制害虫的“金钥匙”，他不辞劳苦，从榆林、横山、靖边、神木等县摘来种子样品，一天天重复着枯燥的实验，将一粒粒种子进行解剖，一年又一年的辛苦奔波，一个一个精确而有价值的数据最后都被探索求证出来了。

      经过8年苦心钻研，郑文翰的科学论文《柠条象甲生活习性及其防治初步研究》在1973年的《陕西林业科技》上发表了。

       1973年9月，陕西省林业病虫害防治协作会议在西安市小寨饭店召开，郑文翰受邀出席了会议，并现场交流科研成果。一位林木害虫研究领域的权威人士在会上给予高度评价：“佳县打火店林场的郑文翰同志，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刻苦研究和努力，为我国林木害虫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大家为他祝贺。”刹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众多的目光向他投射过来。

      翌年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专门从事象虫研究的赵养昌先生，看了郑文翰同志的论文和柠条种子害虫标本后，将这个害虫正式命名为——柠条豆象。同时，来信赞扬他的研究在“国内还是第一次报道”，是“很有科学价值的一项工作。”

      5年后的1979年，在榆林地区科学大会上，郑文翰的这项科研成果被正式向社会公布。随后，他代表榆林地区出席了1982年召开的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了1984年的陕西省科学大会，并获得奖状和证书。

     他在探索林业病虫害防治的征程上，勇于创新，踔厉奋发。从1979年他又开始“柠条种实害虫的研究”和“紫穗槐豆象”的研究。又经过5年的努力，到1983年，他的《紫穗槐豆象生物学及其防治的研究》又获成功，当年8月份，佳县林业局和佳县科委联合召开《紫穗槐豆象技术研究成果鉴定会》，对这项研究成果作出鉴定结论：本课题在该虫形态特征、生活规律及防治方法的研究上，超过了国内该虫研究水平，为陕西省填补了一项空白。

郑文翰的几个感人故事

        故事之一：

       为了坚定自己扎根陕北，实现荒沙变成绿洲的梦想，他不仅没有被任何困难所吓倒，没有被任何好心劝告所动摇，而且毅然决然地与当地一位小学教师武彩霞结婚成家。那是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陕北佳县更是生活艰难，当时棉花奇缺，幸好母亲为他缝制的那床九斤重棉被解决了大问题，他将棉被一分为二，给爱人正好缝了一条棉被。结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武彩霞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全身心操持家务带孩子，并且给丈夫当起了全职助手，帮着整理科研资料，一块到沙地里治沙造林。可以说，在郑文翰的坚守当中，有妻子给予的坚定支持和做出的无私奉献，在郑文翰取得的科研成果里，有妻子付出的极大努力。

       故事之二：

       他除了林场造林治沙搞科研之外，和沙区周围乡亲也相处得很好。他精通果树修剪，林木病虫防治，树苗栽培技术，老乡们有求必应。1963年春天，马家沟一个叫马圣银的年轻人专程到林场找他，说他家的果树不结果，看他有没有办法，他问了情况后，立即就带上工具随马圣银步行20多里赶到马家沟村。马圣银家有20多棵大红果树，缺乏整枝修剪，一到那里，他连水都没喝一口，就爬上果树开始修剪。当修剪到第三棵果树时，马圣银的老父亲放羊回来，看见一个陌生人“乱”剪自己的果树，气的胡子都竖起来了，急忙跑到果树下，一把将他从果树上拽下来，说：“我们好端端的果树，让你剪得秃头竖脑像个甚？”见此状，马圣银急忙给父亲解释，父子俩吵了起来。郑文翰马上对老人说：“马大爷，你不要生气，我再不剪了，就让修剪过的这几棵和那些没有修剪过的果树做个比较，等秋季果子下来，看哪个结的果多，行吗？”没想到，这年的秋季，他到县里开会回来时，几个工人给他说：“马家沟大队有个老汉给你背来一褡裢大果子，没有留姓名，老汉说你知道。”第二年春天，马老汉亲自跑到林场将他请到家里，让他将其余的果树全部修剪了。

      故事之三：

      上世纪70年代，场内一位领导提拔到公社当书记，临行上任时他想带郑文翰一块走，并说：“文翰呀，你年轻搞这个专业太辛苦，没有社会地位，干脆跟我去搞行政工作，将来我再提拔你。”他拒绝了老场长的好意。后来这位老领导又提拔到县委工作，一次见了他谈起那个时候没有听他的话“弃林从政”时后悔吗？他笑着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喜欢这个行业，所以再艰苦，也从不后悔。”可谓：初衷不改，钟情不二。

      故事之四：

     上世纪80年代初，郑文翰担任了打火店林场第14任场长。第二年遇上调工资，上级分给林场两个指标，而指定场长与书记只能占一个，按调资规定条件的工龄、贡献、专业知识等精神，这个调资指标应该归郑文翰无疑。但郑文翰想到，另外一个干部家庭困难，全家又有四个孩子都未成年，而自己家庭只有三个孩子，月工资57元又比他高14元，于是他毅然将应调的这一级工资让给了这位干部。1983年，由于郑文翰在科研上取得的突出成果，县上一次性给他奖励了二级工资，加上这年全国性的职工普调工资一级，一共新增了三级工资，而当时三级工资全部加起来才27元，这与郑文翰多年来在科研工作上付出巨大心血和取得优异成果相比，这几级新增工资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呀！

       故事之五：

      由于“柠条豆象”和“紫穗槐豆象”研究成果的取得，1983年县科委给郑文翰同志发了300元奖金，以资鼓励。当他收到这笔奖金时，他想：“我的科研成果的取得是离不开党组织和群众的，没有组织和大家的帮忙支持是不行的。”于是他将领回的奖金，全部给林场会计安排处理。结果是：林场为了庆贺郑文翰同志这两项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全场13个职工每人做了一条的确良裤子留作纪念。借此机会，场内召开了三天全沙区的村长、书记、护林员会议，专门杀了一头大肥猪，让大家美美吃了几顿猪肉，同时，又公演了两晚上电影让周围群众观看，奖金就这样处理了。       

       郑文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陕北大地。退休之后，他依然牵挂治沙造林，经常通过电话解答或现场指导等方式，帮助解决造林绿化、病虫害防治方面的困难。他还受聘榆林学院，讲授《园林苗圃》《园林史》课程。

      为了将自己毕生从事治沙造林积累的经验和科研成果在社会上发挥更大作用，他不顾年迈，凭着坚韧的毅力，编写出20余万字的文稿，起名为《往事无憾》印刷成书。该书一经刊行，广受欢迎，不少林业工作者把这本书作为业务学习的教科书。

     郑文翰为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早日披上绿色盛装，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每当回忆起自己为之奋斗的峥嵘岁月，看着眼前这绿色葱茏的大地，郑文翰这位绿的使者依然是那么地精神饱满，富有激情。人们不敢相信他已经是80高龄的老人。

      郑文翰，1951年考入陕西林业技术学校(西北林学院前身，现发展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过3年学林、3年学农，1957年毕业后由省林业厅分配到陕北榆林工作。从1957年8月至1987年10月，他在佳县打火店林场从技术员干起，再到担任林场副场长、场长，1987年10月，调任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现更名为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任所长，1997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