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成身 | 修武县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

“高级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简称，它是农业生产的最高组织形式，也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终极目标。它的最大特点是取消了初级社的土地分红，土地、牲畜、农具统归集体所有和使用，集中安排使用资金、劳力，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从而彻底割断了农民与土地私有的联系，这是农村继土地改革之后又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生产关系大变革。但它的实现却颇富戏剧性，而经历又非常曲折复杂。具体可分为6个阶段，即：试点阶段、突击实现阶段、整顿巩固阶段、实行“七包”责任制阶段、划小组织规模和包产单位阶段、小社并大社阶段。

试点阶段：1955年12月8日，修武县委书记张洋芹率领3名县委委员和20多名干部在郇封村搞建高级社试点，新乡地委副书记史宏泉坐镇指导。工作组人员分为宣传发动、制定高级社章程制度、处理初级社遗留问题、领导当前生产4个组，齐头并进，开展工作。经过10天的紧张艰苦工作，郇封星火集体农庄（后均改称高级社）于18日宣告成立。它由原8个初级社合并组建，入社农户550户，占全村总农户的85%。我受命撰写的1万多字的《建立星火高级社的经验》，以中共新乡地委副书记史宏泉、中共修武县委书记张洋芹的名义以整版篇幅发表于《河南日报》1956年1月8日第二版。在星火高级社成立之日，县委在郇封村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为高级社的普及发展起到了极重要的推动作用。

突击实现阶段：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最后说：“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据此，新乡地委规划到1958年建成2000个高级社，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70%；修武县委则规划到1957年入高级社的农户达到总农户的80%。但形势的发展那么出乎人们的意料，在从1955年12月19日到1956年元月2日的15天时间内，全县就建成高级社45个，入社农户35284户，占总农户的99.8%。在极度兴奋之中，我撰写了《转高级社的高潮遍及全县所有农村》一文，以县委书记张洋芹的名义发表在《河南日报》1956年1月3日第二版。

高级社如此快速地普遍实现，使我们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感到既惊喜又纳闷：是什么原因使全县农民与被视作命根子的“土地”如此决绝地迅速决裂？！在当时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是农民社会主义觉悟迅速普遍提高的必然结果；因为在之后的工作中并未发现明显的强迫命令现象。直到很久之后，才忽然想起与这么一件事似乎有关，即在1955年12月转高级社高潮中，曾在县老城大街路北西端的“小戏园”广场上，公审处决了一个破坏合作化的地主分子，我清楚地记得宣判人是县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武萍（女），这无疑是杀鸡给猴看，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整顿巩固阶段：在高级社试点刚刚完成，高级社的优越性尚无丝毫显示的情况下，全县99.8%的农民就在15天内全部加入了高级社，这其中约近50%的农民具有一年左右的初级社集体生产的经验；约30%左右入初级社只有两、三个月；约20%的还是单干户。深入新建的高级社一了解，就发现不少高级社只是一个空架子。修武县委就于1956年元旦后举办了有500多人参加的建社骨干分子培训班，由在郇封建高级社试点工作组的人员担任讲解员和辅导员，讲授高级社的基本知识，并在各社间开展了比生产、比经营管理、比财务管理、比遗留问题处理、比政治思想提高的“五比”运动。我将此写成一篇简短的新闻稿，刊登在《河南日报》1956年1月8日第一版。嗣后，县委又确定郇封星火高级社、城关红星高级社、五里源五星高级社为县委的3个工作重点，派县委办公室和县委农工部的干事分别驻守，以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发现解决问题。我除在机关工作外，还被派负责城关红星高级社的工作。在社里，我亲眼见证了社员们高昂的劳动热情。比如他们制定了一个春节前的基本建设计划：要在3天内挖渠11条，半月内打灰井115眼，干茅池变稀茅池1000个，修鱼塘11个，植树25000棵。结果在一天半就完成了挖渠任务，3天内就打灰井93眼，打成稀茅池242个，修鱼塘6个，植树33218棵。72岁的刘老汉激动地说：“高级社真是不简单呀！一声号召，就来了个遍地开花！”我就以他说的《一声号召、遍地开花》为题，写了一篇通讯，刊登在《河南日报》1956年2月26日第二版的重要位置。紧接着，我又在县委张书记的指导下，帮助红星社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制定出了自己社的发展规划。这一6000多字的《红星社制定全面规划的经验》，刊载于《河南日报》1956年3月4日第二、三版。在跟班生产劳动时，我发现该社生产组织相当混乱，就和社领导干部研究，把有领导集体生产经验的干部派下去兼任生产队长；并共同深入第三生产队帮助他们制定出了四包（包队、包组、包人、包地块）、四定（定质、定量、定工、定时）和两制（农活验收制和超产奖励制），克服了生产混乱现象。然后组织全社队长到第三队学习，在全社推广。这一经验不仅县委通报在全县推广，还被刊登在《河南日报》1956年3月24日第一版。

经过半年的整顿，全县45个高级社基本上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初步显示了高级社的优越性。中共修武县委办公室总结的《我县高级社的十大优越性》，发表在《修武县报》1957年1月10日第一版。

实行“七包”责任制阶段：高级社虽然具有土地连片、便于机耕和因地种植等优势，可以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抵御自然灾害，尤其是使鳏寡孤独的老人和贫困的农民生活得到了保障，从而彻底避免了阶级两极分化。但它的“早产”，显然有违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在尚需人力拉犁、拉耙、推水车这么低下的生产力，显然与完全社会主义化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所以高级社在显示出其一定的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出来一些弊端。诸如社的规模过大，权力过分集中，社员出勤多、效率低，公共积累多、社员分配少，集体投资大、增产不增收……城关红星社由十多个村组成，纵横十余里，队长分了生产任务，社员找不到地块；原来的初级社贫富差距大，合并在一起，以高级社为核算单位，变成了穷队吃富队，原富社的社员有意见，就想分社、退社，高级社刚成立时那股被鼓动起来的热情干劲，也慢慢减退。中共新乡地委经过深入调研，于1956年12月1日下发《关于冬季巩固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要求在全区普遍推广“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地段责任制。修武县根据本县情况，实行的是“七包”，即高级社把土地、产量、工分、农具、牲畜、树木、投资七项指标分配到生产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并要订立合同，以昭信用。这种办法，具有包的时间长、包的种类多、权力下放多、奖励幅度大等优点，很受干部社员欢迎；但工作却非常浩繁细致，全县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为之付出了极多的精力和心血，县委办公室和农村工作部的干事们更是忙得精疲力竭。1957年元月的一天，地委两位同志来修武检查“七包”工作，县委张书记派我陪同他们到郇封一带视察，在南柳高级社的中常村生产队，看到社员们正热火朝天地忙着积肥。该队原计划两个月积农家肥2600车，实行了“七包”，仅仅十多天就已完成1500余车，问他们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去年花了2100元买化肥，结果增产了没增收；现在实行了“七包”，我们要不花一分钱，保证大增产。地委检查组的同志们非常满意。返回后，除写通报予以表扬外，还写了一篇《积肥热潮在常村》的稿件，很快被《修武县报》刊登出来。但是“七包”工作推行起来也并非一帆风顺，我随县委张书记在各地巡回检查后，就发现了不少问题，我将其写成《实行“七包”以后的几个问题》，以张书记的名义发表在《河南日报》1957年3月7日第二版。我另写了一篇小文《“七包”不能有名无实》，刊登在《修武县报》1957年3月21日第三版。

划小高级社及包产单位阶段：1957年3月，因病休养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恢复工作，他派省委书记处书记杨钰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深入农村调研，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把过大的高级社及包产单位划小。根据这一精神，全县将45个高级社划分为243个自负盈亏的高级社（一般一村一社）。初步解决了高级社规模过大、生产经营过于集中和由于村与村经济基础不平衡所导致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诸多矛盾和问题。在此基础上又将原来953个生产队划分为2090个自负盈亏的生产队（每队平均15户）；再加上其它奖励发展生产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社员们关心集体、出勤出力，农活质量提高，投资扩大再生产和爱护公共财产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除获得秋季大丰收外，仅社员自留地和开小片荒就多打粮食100多万斤。

小社合并大社阶段：毛主席规定的用18年时间即到1967年基本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改、提速，提前11年于1956年实现了。这一“胜利”使各级领导的头脑发热，“左”的思潮迅速泛滥。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免去了潘复生等一些地区高级领导人的职务。6-7月间，河南省开展批判潘、杨、王运动，其罪行之一就是把规模较大的高级社划小。7月16—18日，修武县委召开了5000余人的四级干部会议，批判潘、杨、王拔白旗、树红旗。广大农村工作者辛勤一年多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地整顿巩固高级社的成果，瞬间变成了“右倾”罪行而付诸东流。全县于7月18日建成了一县一社的“修武县跃进农业生产合作社”。8月6日，毛主席视察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修武县随即将社名更改为“修武县人民公社”。至此，存在了两年7个月的高级社时期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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