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北京。

一本刚刚创刊不久的《农业工程》杂志，被寄到了一位91岁老人的家中。

寄件人吴彦策与老人素不相识。作为一名年轻的杂志编辑，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了一封信，希望这位中国农业工程界的老前辈，能为杂志写点什么。

信在7月9日寄出。

十天以后，回信来了。

信封里，不只有老人的复信，还有一篇将近8000字的文章——《加强农业工程研究和实践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

九十一岁。

没有助手代笔，没有一句“年事已高，恕难从命”。

一个陌生年轻人的一封约稿信，他认真看了；一本刚刚起步的小杂志，他认真读了；然后坐下来，重新把自己思考了一辈子的“中国农业工程”写了一遍。

这位老人叫陶鼎来。

他是我国著名农业工程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农业工程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首任院长，长期担任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等学术组织领导职务，并连续担任第四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但如果只看这些职务，很容易把陶鼎来写成一份漫长的履历。

真正有意思的是他的思想轨迹。

年轻时，他研究的是机器怎样进入中国农田；

后来，他思考的是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农业机械化；

再后来，他把目光从拖拉机、农具和机械系统继续向外推，看到土地、水利、能源、环境、加工、交通和区域开发……

到最后，他想的已经不是一台机器。

而是：

怎样建设农业。

从一台农机，到一个农场；
从一个农场，到一个地区；
从一个地区，到整个农业系统。

陶鼎来的一生，也由此成为中国农业工程从“机器”走向“系统”的一段缩影。

一、一个在工程现场长大的孩子

1920年，陶鼎来出生于湖北黄冈陶胜六乡，今属武汉市新洲一带。

这是一个有工程技术传统的家庭。

祖父为清末拨贡，父亲陶述曾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后来长期从事铁路、水利等工程建设，成为水利专家。陶鼎来是家中独子，童年并没有始终生活在安静的书斋中，而是跟随父亲辗转于煤矿、铁路和水利工程现场。

机器的轰鸣、工棚、铁路、沟渠、测量仪器，以及工程师们讨论施工的声音，大概构成了他最早的“工程教育”。

1933年前后，他随父亲到了河南开封。

初中毕业后，他曾考入河南省水利专科学校；抗日战争爆发，生活再次被打乱，一家人继续辗转至广西。

1938年，他从桂林高级中学毕业。

这一年，他在广西高中学生会考中取得优异成绩，被保送进入烽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选择了机械工程。

西南联大留给中国的不只是杨振宁、邓稼先、华罗庚这些后来家喻户晓的名字。

在那个校舍简陋、物资匮乏，甚至上课时还要躲避空袭的年代，一批后来参与建设新中国工业、农业和工程科技体系的青年，也在那里完成了最初的学术训练。

陶鼎来就是其中之一。

在西南联大，他受到机械学家刘仙洲等教师影响。

1942年毕业后，他没有立即进入大学或研究机关，而是先后到綦江电化冶炼厂、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他特别看重与基层工人共同工作的日子。

工程不是画在纸上的。

图纸画得再漂亮，也必须经过材料、加工、装配和实际运行的检验。

这个认识，他此后一生都没有放下。

二、去美国学机械，却在那里第一次真正认识“农业工程”

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

陶鼎来参加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并被录取，赴美国深造。

最初，他以为自己是去继续学习机械。

到了明尼苏达大学，却被安排进入农业工程系。

这让年轻的陶鼎来一度不解。

机械就是机械，为什么又多出一个“农业工程”？

真正进入这个学科之后，他才发现：

农业机械只是农业工程的一部分。

现代农业背后还有农田水利、农业建筑、农业动力与电气、农产品加工、农业生产设施等一整套工程技术。

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工程技术全面支撑的巨大生产系统。

这次“误打误撞”，后来深刻改变了他的一生。

1947年，陶鼎来获得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工程硕士学位。毕业以后，他没有立即回国，又花了一年时间到美国农场、工厂实习，并驾车考察美国许多地区的农业。

他还专门考察了田纳西河流域综合开发。

几十年以后，当他在中国推动农业区域综合治理时，这次青年时代的考察仍会重新浮现。

但彼时最震撼他的，并不是某一台先进拖拉机。

而是美国农业所表现出的巨大劳动生产率。

机器、水利、土地整理、道路、加工和经营组织共同作用，使少量农业人口能够生产大量农产品。

他开始思考：

为什么同样从事农业，不同国家农民的劳动生产率相差如此巨大？

机器背后究竟是什么？

中国农业真正缺少的，又是什么？

三、1947年，几个年轻人已经在讨论“中国农业的出路”

留美期间，陶鼎来和一批学习农业工程的中国青年，经常讨论回国以后究竟应该干什么。

有人想去大学教书。

有人想进入工厂设计农业机械。

陶鼎来的选择却是：

去农场。

他想亲自看看，现代农业工程技术放到中国土地上究竟能不能运行。

1947年，陶鼎来与李克佐、高良润等八名留学生共同在《观察》杂志发表《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创办生产农场刍议》。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农村的问题绝非简单增加几台机器就能解决，农业生产技术、生产组织乃至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必须一并考虑。

那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

“中国农业机械化”甚至还谈不上是一项成熟的国家事业。

但一批青年农业工程学者，已经开始追问：

中国农业究竟应该怎样现代化？

1948年，陶鼎来回国。

他没有留在美国。

也没有把留学经历变成一张通往安稳生活的门票。

他回到的，是一个经历多年战争、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仍高度依赖人畜力的中国。

四、他真的去了农场

1950年初，华东有关部门决定在江苏、山东、安徽建设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

陶鼎来主动要求到江苏。

最终选择的地方，是江苏灌云一带的东辛。

那时那里远不是今天人们想象中的现代农场。

盐碱地、荒地、排灌条件不足，加上有限的一批农业机械和几十名年轻技术人员——这就是起点。

1950年4月，陶鼎来率领30多人进入东辛。

要做的并不是把拖拉机开起来那么简单。

机器要下田，就要有适宜机械作业的田块；

盐碱地要种庄稼，就必须首先处理排水问题；

大面积机械作业，又要求田、沟、渠、道路能够统一规划。

于是，学机械出身的陶鼎来开始规划土地、修建排灌沟渠、安排耕作制度、组织机械开荒。

当年开荒，当年种麦。

第二年，农场获得较好收成。

这段经历非常重要。

因为它第一次让陶鼎来真正明白：

农业机械并不能孤立存在。

拖拉机进入一块没有规划的土地，也可能寸步难行。

一台再先进的机器，如果没有排水、道路、土壤改良和适宜耕作制度配合，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四十多年以后，他提出“农业工程是建设农业和维持农业高效、持续运转的工程”。

追根溯源，那种认识也许早已在东辛农场盐碱地纵横交错的排水沟里萌芽。

五、“外国先进”，不等于“中国适用”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开始大规模学习苏联。

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的选择。

苏联为中国提供了拖拉机、联合收获机等设备，也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农机人才，对我国早期农业机械化起步具有重要作用。

陶鼎来并不否认这种历史贡献。

但长期在农场和机器旁工作，使他越来越意识到：

学习外国，最危险的不是学得不够，而是不问条件地照搬。

在东辛农场，一批从苏联进口的自走式联合收获机到站后，工作人员认为机器既然能够自行行驶，几十里路便无需再用车辆运输。

结果开到农场后，机器出了故障。

拆检后发现，关键轴承已经严重损坏，最后不得不设法从上海寻找替代零件。这个具体事件，让陶鼎来更加注意农业装备可靠性、维修条件与实际使用环境之间的关系。

1956年，他参加农业技术考察团赴苏联。

在那里，他又看到另一种倾向。

为了适应大面积、粗放作业，一些机器被不断做大、加厚、加重；收获季节，他跟在联合收获机后观察，看到田里留下不少籽粒。

陶鼎来由此愈发确信：

苏联有苏联的土地制度、经营规模、资源条件和农业特点。

中国不能简单复制。

一年以后，他又去了日本。

这一次，他看到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机械化图景。

日本耕地面积有限、田块较小，手扶拖拉机、脱粒机、植保机械等中小型装备发展较快。

陶鼎来认为，这些机器中的一些技术路线，反而与中国许多地区人多地少、精耕细作的特点更加接近。

据相关回忆，他甚至没有等到回国，就从日本写信建议国内重视小型农业机械。有关部门后来吸收他参与相关引进决策。

这件事真正可贵的地方，并不是他“看准了小农机”。

而是他的判断方法。

面对苏联，他没有因为那是当时主要学习对象便停止质疑；

面对美国，他没有因为先进便主张全盘照搬；

面对日本，他也不是认为越小越好。

他始终在问同一个问题：

它适不适合中国？

六、他研究中国农具，不是为了怀旧

这种思想后来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项重要早期工作中。

1960年，陶鼎来出版《我国农具和农业机械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一个留学美国、专门学习现代农业工程的人，为什么反过来研究中国传统农具？

因为他意识到：

传统农具能够延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并不意味着它们“落后到毫无价值”。

其中包含着中国农民长期适应不同土壤、气候、作物与耕作制度形成的经验。

真正现代的机器，不应该简单消灭这种经验。

而应该理解它、提炼它，再用现代工程技术重新实现。

1964年，他在《红旗》发表《试论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途径和步骤》。

在那个农业机械化常常被理解为“拖拉机越多越好、机器越大越先进”的年代，他提出了一套相当冷静的判断：

农业机械化必须考虑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工业基础；要继承精耕细作经验；大、中、小型机械应当结合；外国机械不能直接照搬，要经过选择、改进再创新；不同地区的发展步骤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用后来比较熟悉的语言说，就是：

因地制宜。

今天听起来，这似乎只是一句普通常识。

可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几十年以后说出一个正确答案。

而是在一个时代所有人都朝同一个方向奔跑时，还能够停下来问一句：

我们是不是跑错了？

七、中国农业机械化第一次遭遇“数量悖论”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农业机械化在相当长时间里追求机器保有量和机械动力增长。

1970年代制定的目标中，包括到1980年前后大幅增加大中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和排灌动力，并提高机耕、机播和机收水平。

结果到了1980年，机器和动力数量的一些指标增长很快，但农田作业机械化水平并未同步达到预期。

尤其机播、机收仍处于很低水平。

陶鼎来由此反思：

问题可能并不在“机器造得还不够多”。

而在于过去把机器数量本身，当成了农业机械化。

工厂可以完成生产计划。

但农民愿不愿意用？

机器是否与当地田块匹配？

购买以后能不能收回成本？

维修、配件怎么办？

一年究竟能够使用多少天？

这些才决定一台机器有没有真正进入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中小型农机迅速适应家庭经营需要。陶鼎来更加坚定了一个看法：

农业机械化最终必须以农业生产者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而不能只从机器和行政计划出发。

他甚至对“拖拉机能不能跑运输”这样的小事有自己的判断。

过去有人认为，农业拖拉机只能用于田间作业，跑运输便是“不务正业”。

陶鼎来却认为，如果农民认为运输能够增加机器利用率、改善收入，又为什么一定不能干？

农机化的主体，终究应该是使用机器的人。

这已经不只是机械技术问题。

它开始进入经济、管理和系统科学。

八、从研究“配几台机器”，到研究整个系统

20世纪60年代初，陶鼎来开始把运筹学用于农业机械配备问题。

一个农场究竟应该买多少拖拉机？

应该配多少台犁、播种机和收获机？

机器太少，会耽误农时；

机器太多，又会造成投资浪费和低利用率。

这本质上已经不是设计一根轴、一个齿轮的问题，而是资源优化配置问题。

相关资料把陶鼎来列为我国较早把运筹学方法应用到农业机械配备研究中的学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又积极推动系统工程方法进入农业研究。

研究尺度开始不断扩大。

一台机器是系统。

一组机器也是系统。

一个农场依然是系统。

土地、水、动力、道路、机械、作物和劳动力之间相互制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整个农业生产过程。

陶鼎来逐渐意识到：

农业工程师不能只研究机器。

而这恰恰将他带回了1945年第一次走进美国农业工程系时所认识的那个概念。

农业机械化，只是农业工程的一部分。

九、1978年，他重新把“农业工程”这个词推到中国科技界面前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农业工程第一次作为一个更加完整的技术科学领域重新得到重视。

陶鼎来当时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兼农业机械化研究机构负责人。会后，他组织专家调查国外农业工程发展状况，并结合中国农业需要，参与起草农业工程学科发展规划。

研究很快发现，中国农村真正需要解决的工程问题远远超出“农机”和“水利”。

农村能源怎么办？

畜禽养殖环境怎样控制？

农产品怎样干燥、储藏和加工？

设施农业怎样建设？

土地怎样规划、改造？

农业废弃物怎样处理？

这些全部需要工程技术。

197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在北京成立。

陶鼎来任首任院长。

同年，国家科委成立农业工程学科组，他任副组长；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也正式成立，他当选副理事长。

此后，中国农业工程的研究领域逐渐向土地利用工程、农村能源、农业建筑与环境、农产品加工、农业电气化等方向拓展。

一门原本分散在机械、水利、建筑、电气等不同部门之间的知识，开始形成更加清晰的共同身份。

这也是陶鼎来一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他没有发明一个可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机械机构。

他做了一件更难留下实物的事情：

帮助一个学科在中国找到自己的边界。

十、一块300万亩的盐碱地，让他重新理解什么叫“农业工程”

真正使陶鼎来农业工程思想进一步成熟的，是华北平原农业项目。

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随后，中国开始研究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资金开展农业建设。

1982年，世界银行批准北方平原农业项目。世界银行原始文件记载，该项目获得6000万美元国际开发协会信贷，涉及河南、山东、安徽三省9个县，重点改善约20万公顷土地的灌溉和排水条件，也是世界银行集团恢复对华业务后批准的第一个农业领域项目。

陶鼎来担任项目办公室负责人和协调者。

这一次，他面对的已经不是一台农机，甚至不是一个农场。

而是大约300万亩土地。

这里长期受到盐碱、旱涝和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影响。

怎么办？

如果只挖沟排水，不行。

只打井，也不行。

只买拖拉机，更不行。

项目同时涉及农田规划、排水系统、机井、渠道、电网、道路、土地平整、机械装备、植树、土壤改良和农业技术等多项内容。

它们没有哪一项单独称得上惊天动地。

可一旦按照一个系统组织起来，土地条件就会发生变化。

五年之后，项目完成。

这段实践，对陶鼎来的思想产生了极深影响。

年轻时在美国，他理解的农业工程，更多是“帮助农业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工程问题”。

到了华北平原，他突然发现，中国农业还有一个更加基础的任务：

先把农业赖以生产的条件建设出来。

为什么中国农业工程不能完全照搬美国？

因为两国农业面临的问题不同。

在许多中国农业地区，农业工程师所面对的第一步，不是提高已有农场的效率，而是治理盐碱、兴修水利、整理土地、改善能源和交通，让原本并不理想的土地具备稳定生产的条件。

陶鼎来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中国实践色彩的定义：

农业工程，是建设农业和维持农业高效、持续运转的工程。

从此，他思考的农业工程已经不再是若干工程技术的简单相加。

而是一种“怎样建设农业”的方法。

十一、他想做的，是把“项目”变成“区域建设”

华北平原项目以后，陶鼎来越来越强调一个概念：

区域综合开发。

一个农业地区为什么贫穷？

可能缺水。

可能水太多。

可能土地盐碱化。

可能道路不通。

可能能源不足。

可能种出来的东西没有加工能力。

也可能所有条件都有一点，却彼此不协调。

如果每个部门只完成自己的工程——水利部门修一条渠，农机部门配几台机器，电力部门架一条线——单项工程都可能验收合格，整个农业却未必因此真正改变。

陶鼎来主张，把区域农业作为完整系统进行治理和建设。

1980年代，他多次组织农业区域综合治理和开发建设讨论，并把系统工程方法用于农业工程区划和规划。1985年，他与徐锡纯在创刊不久的《农业工程学报》发表《农业工程区划的理论与实践》；此后又持续讨论农业项目、区域建设和农业工程规划。

1988年，他发表《中国农业工程学者的历史使命》。

1989年，中国农业工程学会成立十周年，他又写下《十年实践的启示——纪念学会成立十周年谈对农业工程的认识》。

1995年，他仍在讨论中国农业工程事业的发展。

2000年，已经八十岁的陶鼎来又在《农业工程学报》发表《农业工程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应用》，讨论农业工程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他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大。

但核心问题反而越来越集中：

农业不是一堆互不相干的技术。

农业是一个系统。

十二、他没有因为退休，就停止重新理解农业

1986年，陶鼎来退出行政领导岗位。

如果按照通常的人生轨迹，这似乎已经可以慢慢告别科研。

可他没有。

他继续参加学术活动，继续写文章，继续思考农业建设。

2002年，82岁的陶鼎来出版《中国农业工程》。

这本近500页的著作，是他长期思考农业工程性质、范围、发展历史和中国农业建设实践的重要总结。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及农业工程界资料将其视作系统阐述中国农业工程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著作。

更有意味的是2011年的那篇文章。

九十一岁时，一个年轻编辑请他再谈一次“什么是农业工程”。

他仍愿意重新思考。

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回答过。

恰恰因为他已经回答了一辈子。

对真正做学问的人来说，一个重要问题从来不会因为写过一篇论文便彻底结束。

时代变了，答案也应该继续接受实践。

十三、“年轻人要经常深入实际”

晚年的陶鼎来生活并不奢华。

一次记者到家采访，看到的是一个十分普通甚至有些局促的住所：客厅兼书房，茶几、书桌、沙发和书柜几乎占满空间。

九十多岁的老人坐在那里谈几十年前的机械、农场和农业工程，思路依然清楚。

有关单位在他九十岁前后登门看望时，他没有花太多时间谈自己过去做过什么。

他最惦记的仍然是年轻科技人员。

他希望年轻人多深入实际，真正了解中国国情，把事情一件一件踏实做好。

这句话与他的一生几乎完全重合。

为什么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会质疑“大而重”的机械化道路？

因为他去过农场。

为什么他会重视中小型农机？

因为他看过中国田块，也看过日本农业。

为什么后来会从农机走向农业工程？

因为在东辛农场和华北平原，他亲眼看到一台拖拉机解决不了土地、水利和区域建设的问题。

他的很多思想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推演出来的。

它们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

十四、他不是一个热衷于“证明自己早就正确”的老人

陶鼎来晚年的可贵，还在于他愿意回头看一代人的弯路。

在谈中国农业机械化历史时，他并没有简单把过去划成“正确”和“错误”。

苏联模式帮助中国早期建立农业机械工业和技术队伍，这是事实；

照搬苏联经验带来的不适应，也是事实。

大中型机械曾经承担过重要历史任务；

改革以后，中小型机械更适应当时家庭经营，也是事实。

计划机制曾经集中力量推动农机工业；

后来市场机制更能够反映农民的多样化需求，也同样是事实。

真正尊重历史的人，不需要把过去的人写得愚蠢，才能证明后来的人聪明。

每一个选择都有它的时代条件。

重要的是：

当现实不断变化时，有没有勇气重新认识现实。

陶鼎来一生最大的特点，或许正是这种不断修正认识的能力。

他从美国回来，却没有成为美国农业模式的传声筒；

赴苏联考察，也没有成为苏联模式的拥护者；

看到日本小农机适合中国，也没有因此断言中国永远只能使用小型机械；

从事农业机械化几十年以后，他甚至主动把自己的专业边界向外推，把注意力交给水、土、能源、环境和区域建设。

对于一个专家而言，最难舍弃的往往不是利益。

而是自己已经熟练掌握的那套答案。

陶鼎来却不断走出去。

十五、九十五岁，他最后完成的仍是一部“工程”

晚年，陶鼎来用了大约十年时间整理家族和个人经历。

最后形成一部超过百万字的书：

《沧海寻踪——一个中国家庭的变迁》。

书中写祖辈，写家庭，写战争，写西南联大，写美国留学，也写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工程事业几十年的起伏。

那已经不再只是个人回忆录。

一个普通书香家庭在百年中国巨变中的聚散，也与一个工程师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的人生交织在了一起。

遗憾的是，书正式出版以前，陶鼎来的身体已经迅速衰弱。

2016年2月11日，陶鼎来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

去世前，出版社把《沧海寻踪》的数码样书送到了他的病榻前。

那时，他已经无法清楚地用语言表达。

但至少，他看到了。

这部凝结十年心血、超过百万字的书，最终有了它的模样。

一个青年时代从机械工程走向农业工程的人，在生命最后阶段，又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工程”：

把自己和一个时代保存下来。

他留给我们的，不是一条固定的技术路线

回望陶鼎来九十五年的人生，很难用某一项发明概括他的贡献。

他没有留下一个像“水田叶轮”“插秧机”“联合收割机”那样容易被大众记住的标志性机器。

可如果把中国农业工程近百年的发展地图摊开，人们会不断遇见他的足迹。

华东早期机械化农场建设，有他；

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研机构建设，有他；

国家农业机械化科技规划中，有他；

从苏联大型农机模式转向重视中国国情的讨论中，有他；

中小型农业机械的发展判断中，有他；

把运筹学和系统工程引入农业研究的过程中，有他；

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机构建立时，有他；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初创时，有他；

华北平原大规模农业综合开发中，也有他。

他的一生没有停在一个专业名词里。

他不断扩大自己的问题。

最开始的问题是：

机器怎样种田？

后来变成：

中国应该怎样机械化？

再后来变成：

土地、水、能源、机械、环境和人怎样组成一个高效农业系统？

最终，他追问的是：

中国应该怎样建设自己的现代农业？

这就是陶鼎来真正留下的东西。

不是某一种型号。

不是某一条永远正确的路线。

而是一种面对中国农业的方法：

不要迷信规模。

不要迷信外国。

也不要迷信已有经验。

去田里看。

去问使用机器的人。

去算技术账，也算经济账。

把机器放回土地，把技术放回社会，把局部放回系统。

然后，再回答中国自己的问题。

今天，农业工程已经走到无人农机、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和智慧农场的时代。

我们拥有的计算能力，是陶鼎来青年时代无法想象的。

我们的机器，也早已不再是他当年在东辛农场拆开的那台联合收获机。

可一个古老的问题并没有因此消失：

先进的技术，究竟是不是适合中国农业的技术？

如果陶鼎来留给后来者还有什么最值得反复咀嚼的东西，也许就是这一点。

技术永远在变。

土地也在变。

农业经营方式还会变。

所以真正的农业工程师，不能只追赶机器。

还要理解机器脚下的土地，理解操作机器的人，也理解机器最终要服务的那个农业。

陶鼎来从农机出发。

走了七十多年。

最后，他看到的是整个农业。

人物简介

陶鼎来（1920—2016），湖北黄冈陶胜六乡人，今湖北武汉新洲一带，我国著名农业工程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农业工程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1942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194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工程硕士学位，1948年回国。曾参与建设江苏国营东辛机械化农场，历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机构负责人、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首任院长等职；曾任国家科委农业工程学科组副组长，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水利学会、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相关领导职务，并担任第四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农业机械系统、运筹学、农业工程区划、系统工程和农业区域综合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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