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市市北中学67届高中生。1968年9月，未及67届毕业分配，我便与班上11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乘66届毕业分配之机，报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为了能光荣入伍奔赴“反修第一线”，过半同学曾以血书明志。我们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文革破坏了整个教育体制，继续升学已无可能，毛主席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屯垦戍边、亦军亦农是个不错的选择。那时我们是准备扎根农村、干一番事业的。
基于此，下乡时我除了带上全套高中数理化及外语教材，汉语、英语字典等工具书之外，还带了当时最先进的计算工具——一把计算尺，装了满满一个木制的“固本牌”肥皂箱。顺便说一下，高中数学课上“对数”一章的时候，老师讲过“计算尺原理”，当时每人发过一把纸质的模拟“计算尺”，仅仅是让大家明白个原理，并不要求掌握运用。我因家里有学工科的哥哥用下来的真货，便琢磨、把玩了好一阵子，觉得这玩意儿挺实用，计算起来简便快捷，下乡时便特意带上了它。
没想到下乡后文化大革命继续“轰轰烈烈”，阶级斗争在哪里都是主课；更没想到下乡三个月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下达，我们由革命动力转化成“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何况“知识越多越反动”。
不言而喻，我带下乡的所有与文化知识有关的物品一开始毫无用武之地，只能“雪藏”之。我的那只肥皂箱在屋后知青们堆放箱子的仓房里一放就是几年，垫在所有箱子的最下面，充当“支架”。我和大多数知青战友一样，仅是一介农夫，虽然也曾担任过班排长之类的职务，实际上只是个“工头”而已。
阶级斗争不打粮，国家要靠北大荒的粮食“养家糊口”。渐渐地，折腾少了，兵团回归到发展生产的正道上来，知识也不那么臭了，团有良种连，每个连队也都组建了“科研班”。
1975年，我有幸被选派到兵团农垦大学育种进修班学习，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学习了农作物栽培、育种、植保等方面的知识，还学习了田间试验的设计和统计分析方法。在进修班里，我高中生的优势显现出来，尤其是学数理统计的时候，我带去的计算尺在还派上了用处，颇受老师赞赏。
1976年进修“毕业”返回三团后，我被安排担任三营农业参谋。不久兵团建制撤销，三团恢复为其前身红色边疆农场，我成了该农场三分场的农业技术员，负责全分场农业生产与科研的技术指导工作。虽然我在这个岗位上只干了两个年头便升学离开了，但经历的一些事情饶有趣味，至今印象深刻。
首先是计算尺创造神奇，让我“一朝成名”。当时，分场农业技术员每年有两件大事要做，一是年初要制定分场各连队、各地块的播种计划，二是在麦收之前要预测产量。在当时以算盘为唯一计算工具的农村，这两件都是让人头疼的事，大量复杂的乘除连续计算让人生畏。据说某分场农业技术员为了制定播种计划，每年从连队抽人上来各算各（连）的，然后由他进行汇总，忙上一、二个星期才能完成。而乘除连续计算恰恰是计算尺的强项，借助它，我半天功夫便把全分场七万亩耕地的播种计划轻松搞定。这件“亘古未有”的事让分场领导觉得不可思议，也使我上任不久便引起农场生产科的注意。
刘珠耀的“边境地区通行证”“兵团农大育种进修班毕业证书”和当年使用过的计算尺
最让计算尺出彩的是一次下连队测产。那天，刘副场长带着分场的会计、总场来的统计和我一起到某连队预测小麦产量。来到第一块麦田，先找了一片长势适中的麦子，在确定1平方米麦田的穗数、每穗的平均粒数之后，根据其品种和长势估计了它的千粒重，然后由会计、统计和我计算估计产量。我用计算尺三抽两抽就给出了答案，而两位会计、统计扒拉了好一会儿算盘才给出答案，糟糕的是三人三个答案。随后重新计算，我的答案如前，速度遥遥领先，而那二位好不容易算出的答案竟与自己的前次答案都不相同！为了不误时间，保留了基本数据后我们又到其他地块继续测产。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此后的地块他们用算盘扒出的结果均与我用计算尺拉出的完全一致但速度远不能相比。中午回到连队重新计算第一块地，他们在认同我的答案之后不解地问：“人家都说计算尺不准，你怎么就一斤不差呢？”我笑着说：“计算尺是科学的计算工具，只是精度有限。不要说测产只要计算到‘斤’，我能读到‘两’呢。”这下他们开始对计算尺刮目相看了。
计算尺的神奇威力助我这个行业新人“一朝成名”，引起上上下下的关注（2009年重返第二故乡时农场老人还提到这件事）。
第二件事是我曾经在46连搞过一个采用“正交设计”的复因子（多个因子）田间试验。正交设计是我在农大学到的能以最少的试验次数同时获得多个因子实验数据的效率最高的试验方法，但其试验结果的分析方法比较复杂（方差分析）。印象中我当时做的是大豆品种、施肥（微量元素钼肥）、密度等因子的复合试验，方差分析证明，钼酸铵浸种具有“极显著”的增产效果。田间观察显示，大豆的叶片通常呈黄绿色，而经过钼酸铵浸种的大豆叶片呈墨绿色，叶绿素含量显著提高，植株光合作用的能力增强。这在当时是基层单位极少能开展的“高科技”试验。虽然试验结果因技术员没有生产指挥权和我不久后离开农村而未获推广，但这份科研报告我曾保留多年，可惜后来还是和很多书籍一起处理掉了，没想到会有搞知青研究的今天，否则绝对是一件可以进知青博物馆的“文物”。
还有几件“小事”未曾忘记：有一年麦播不少地方出现了尿素拌种引起烧苗的情况，平时相信经验胜过科学、不太把技术人员放在眼里的分场场长这时害怕了，赶紧找我，问播下去的种子会不会出问题，还能不能继续伴化肥播种。我告诉他，通报出问题的是国产尿素，今年分配到我们分场的全是进口尿素，不会有问题，他这才放心了，事后真的没出事。还有一回50连一块豆地发生虫灾，我赶到那里一看，植株上随处可见蛆一样的虫子在蠕动啃食，我随即购买杀虫剂，送过去让他们喷洒，结果很快消灭了虫子，没有蔓延。再就是46连科研班闹过一次笑话，班长打来电话说今年小麦各品种的千粒重都在30克以上，不知为什么会这么高。据我所知，当年我们农场种植的小麦品种只有“克坚”一个品种的千粒重能超过30克，他们肯定在称量上出了问题。过去一看，果不其然，他们把称量盘和砝码盘用反了，因同时在使用游标，游标的读数应该是负值但被他们当成正值了，称重物被误加了两倍的游标读数，由此闹出笑话。
基于本人在那个特殊年代发挥知识的力量做了一些实事，我在业务上不仅得到了分场领导的认可，还引起总场生产科领导的关注。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带下乡的高中数理化教材等成了宝贝（与战友共享之）。当“初试”成绩发榜我位列全农场第二名时，分场领导着急了，总场生产科甚至文教科都发“调头”了：你如果走不了，到我们科里来（因为不愿纠葛于分场主要领导的矛盾之中，我曾经想改行当教师，所以文教科早就知道我）。主管农业生产的分场副场长着急地问我：你走了，谁能接替你？自知待人不够厚道、人送外号“C霸天”的分场场长担心起我会为难他，不给他做明年的播种计划。（一言难尽，这话是他事后亲口对我说的，其实他多虑了，我没那么小心眼，再怎么说我也不至于拿自己往日足迹所至那七万亩耕地跟他个人制气啊！）在那一刻，知识重新恢复了他的身价——值钱了。
（插图：作者2009年回访红色边疆农场，与当年的三分场机务技术员、曾任红色边疆农场副厂长的刘凤鸣先生合影）
作者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上海知青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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