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中国水污染的最大来源，全国污染源普查显示，农业源贡献了约三分之二的总磷和近一半的总氮排放，远超传统认知中的工业污染。但农业污染属于典型的面源污染：排放分散、难以观测和追责，所以一直缺乏清晰的因果证据。本文通过构建上下游水质监测的“自然实验”，利用地表水监测断面只能测到上游来水的污染、测不到下游的特征，获得了稳健的分析结果。当2003年水质考核被纳入官员晋升评价后，地方政府有强烈动机去管住区域内监测站上游的农业排放，但因为对下游没有监管压力，因此出现了明确的环境规制强度断点。基于这一断点，本文构建空间断点回归：把168个2003年前设立的国家地表水监测站，与县级统计年鉴、住户调查、遥感和排放清单等数据在10公里缓冲区内匹配，得到2000—2020年间462个县（上游253个、下游209个）、覆盖各大流域的面板数据，从而分析水质监管政策的长期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2003年改革后，环境规制使得当地县域的农业增加值下降大约58%，2003改革前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在工具变量（用历史水文站位置作为水质监测站选址的工具变量）、安慰剂检验、不同带宽和核函数等检验下都很稳定，也排除了监测站选址操纵和污染溢出的影响。机制上，下降主要来自农业投入收缩：规制使得县雇的农业劳动力更少、耕地更少、化肥用得更少；遥感数据显示玉米、小麦和水稻种植面积均下降，N₂O排放清单显示农业土壤和畜禽粪便排放同步减少。此外，规制的代价并非平均分摊，农村户口的居民更可能跨县迁移，说明部分农户承受了更大的环境规制成本。绑定官员晋升和水质考核确实带来了环境改善，但代价是降低了当地的农业产出和投入配置。
图1绘制了2003年前设立的国家地表水质监测站位置，叠加各级河流水系与每个站周围的10公里缓冲区。国控水质监测站沿主要河流分布、覆盖各大流域，缓冲区内的县按相对监测站的高程差异被划为上游县域（处理组）与下游县域（对照组）。
图2 逐年的断点估计（2000—2020）图2结果显示，2003年之前各年的断点都在零附近且不显著，说明改革前上下游没有系统差异、平行趋势成立；2003年之后断点转为持续为负且显著，并随时间保持稳定，效应恰好在改革后出现。
图3 上下游农业增加值的趋势
图3结果显示2003年之前两条线几乎平行、同步增长；2003年之后下游继续上升，上游趋于平缓。该图从趋势层面印证断点结果，直观显示改革后上游和下游农业增长路径的差异。
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在识别上，本文利用污染顺流而下的特性：监测断面只反映上游污染情况，上下游因此在环境规制强度上形成天然对照。这为检验难以直接观测的面源监管是否真正起作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准自然实验。第二，在研究对象上，农业因面源污染属性长期被研究忽视，已有文献多集中在排放可观测、易于执法的工业。本文的视角是如果监管确实对农业发展形成约束，就应在产出和投入等维度上体现出来；结果显示，水环境规制使得化肥、耕地、播种、劳动和产出的下降。第三，行为响应。除生产和投入层面外，本文还考察执法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环境规制使得农村户口的居民更可能跨县迁移，这与当地农业可行性下降相一致。这一劳动力再配置为理解环境执法如何影响生产组织与家庭决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本文是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丁教授、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李子燃副教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邵帅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余晨晞博士生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戴森应用经济与管理学院张文栋副教授合作发表于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EEM)的最新研究成果。JEEM是创刊于1974年的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领域期刊，由爱思唯尔（Elsevier）双月出版，每年发文约100到110篇，是国际公认的环境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强调以严谨的理论与实证方法分析自然资源与环境相关的经济问题。
